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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在那些不算遥远的年头，她们并不像上一天我刚见到她们时那样，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人家面前，当时那还是一个没有清晰成形的群体呢。那时候，这些小女孩还处于雏形的阶段，个性还没有给每张脸烙上印记。这些尚未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初级器官，确切地说是由珊瑚骨，而不是由组成珊瑚骨的珊瑚虫构成的，所以那时它们还是你推我搡地挤在一起。要是有谁把旁边的姑娘推倒了，她们中间就会爆发出一阵疯笑（这仿佛是她们个体生命唯一的体现方式），人人都兴奋不已，一张张尚未定型、扮着怪相的脸蛋交融在一起，犹如同一根花枝上的亮晶晶、颤巍巍的几滴露珠。在她们后来给我，我始终保存着的一张当年的照片上，这群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已经跟后来的少女队列人数一样多了；照片让人感到，她们那时想必已经是海滩上引人侧目的一景了，不过她们的面貌还不大分得清楚，只能凭推测来辨认谁是谁，为青春期蜕变预留的这个空间，足够在同一个人身上，让蜕变后的新形象来取代原先的那个形象，而这张漂亮的脸蛋，配上高挑的身材和卷曲的头发，十有八九也就是照相簿上从前那个干瘪瘦小的丫头片子了；这群姑娘的容貌特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反倒使得这些特征成了很模糊的标准，再则她们所共有的，或者说集体的存在从那时起就一直很显著，所以有时就连她们最好的女友，也会把这张照片上的某个人认作另一个人，非要到看清她身上有某件别人不用的配饰，才最后认准。从那时起到我在大堤上见到她们的那一天，时间并不长，但她们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她们还是经常像我初见她们时那样放声大笑，但那已经不是孩子的时断时续，几乎是不可抑制的那种笑声了，往日那种**性的爆发，似乎随时会让这些脑袋一个猛子扎下水去，犹如维沃纳河里成群的鲦鱼，骤然间四散消失，尔后重又聚拢在一起。如今她们的容貌已经有了自控的能力，目光已经凝定在追求的目标上；只有我头天那种犹犹豫豫、摇摆不定的感觉，才会将这些个员混淆起来（就像往日的痴笑和旧照片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一样），如今这些个员都已有了个性，从乳白色的石珊瑚上分离开来了[245]。

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次，当漂亮的少女从我面前经过时，我暗自发愿一定要再见到她们。通常她们不会再出现，而且可能还没等我们的眼睛认出她们，我们就已经瞧着别的少女走过了——尽管这些少女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次相见。可是另一方面（这个特立独行的少女帮大概正是这种情形），机缘又非要把她们带到我们面前来不可。这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很不错，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给生命注入活力、使其成形的一种努力；由于这种机缘，让一些形象栩栩如生地保存在记忆中变得很容易，很自然，有时甚至——在让人以为会就此不再记得的那些中断过后——很残酷，事后我们会觉得记住这些形象是天意使然，而要不是有这种机缘，我们很可能像对其他那么多人一样，一开始就把她们给忘了。

圣卢很快就要结束在巴尔贝克的假期了。我没有在海滩上再遇见那些少女，他下午只在巴尔贝克待一小会儿，忙得顾不上她们，没法儿按我的心意去结识她们。晚上他稍空些，仍常带我去里弗贝尔。在这些餐馆里，就像在公园里或火车上一样，你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姓氏却非常显赫，我们倘若偶然问起他们的姓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我们以为就不过是草民百姓的这些人，竟然是久闻大名的大臣或公爵。在里弗贝尔的餐馆里，我和圣卢已经有两三次看见，所有的客人开始离座的时候，总有一位个子高高、肌肉发达、五官端正、胡子花白的客人来到一张餐桌旁坐下，目光专注地凝望着半空，像是想什么事情想得出了神。有一天晚上我们问老板，这个身份不明，总是等到大家都吃好了才独自姗姗来迟的客人，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你们不认识大名鼎鼎的画家埃尔斯蒂尔？”老板对我们说。

斯万有一次对我说起过这个名字，他当时说些什么我全都忘了；不过，记忆的省略就如看书时略去某些句子成分一样，有时造成的后果并非无法肯定，而是过早的肯定。“他是斯万的朋友，一位很有名气，身价很高的艺术家。”我对圣卢说。顿时，圣卢和我脑海里闪电般地冒出同一个念头：埃尔斯蒂尔是个大画家，是位名人，在他眼里我俩跟别的用餐客人没什么两样，他根本不会知道我们看到他有多激动，对他的才华有多仰慕。当然，倘若我们没来海滨度假，那么他不知道我们崇拜他也好，不知道我们认识斯万也好，都没什么要紧。可是，我们还处在无法让热情保持沉默的那个年龄段，想到他竟然对我们的渴慕一无所知，我们就受不了。于是我们给他写了张便条，签上我俩的名字，告诉他有两个非常仰慕他才能的绘画爱好者，他的好友斯万的两个朋友，此刻正坐在离他两步开外的桌旁，请他接受我们的敬意。一个侍者受命将便条送给这位名人。

埃尔斯蒂尔当时已经有了名气，但恐怕还没像餐馆老板说的那么有名，还得等上几年他才有那么大的名声。不过，当年这家餐馆还是一副农家景象的时候，可是他率先带着一帮艺术家入住这个地区的（等大家在披檐下吃饭的农庄变成气派的餐厅，那些艺术家就另择去处了；埃尔斯蒂尔和妻子住得离餐厅不远，但要不是妻子不在家，他今天是不会来这儿吃饭的）。不过，一位天才，即使还没有名扬天下，也必然会引来一批崇拜者，农家餐馆的老板从不止一个英国女游客热切企盼了解埃尔斯蒂尔近况的提问，以及这位画家收到的许多来自国外的信件之中，嗅出了这位天才的气息。这时他又注意到，埃尔斯蒂尔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打扰，还有，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会悄悄起床，把一个小模特带到海边，让她摆出姿势来作画。当这个老板在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上认出立在里弗贝尔镇口的大十字架的时候，他更觉得那么些心血都没白花，那些女游客的赞美也不是瞎说。“就是里弗贝尔镇口的大十字架呗，”他一遍又一遍惊讶万分地说，“那可是四段大木头拼起来的!哦!他可费了不少劲儿哪!”

可他不知道埃尔斯蒂尔送他的那幅小小的《海上日出》是不是能值大价钱。

我们看见埃尔斯蒂尔读了我们的便条，放在衣袋里，继续吃饭，然后吩咐把他的衣帽拿来，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我们心想我们那么做肯定是惹他不高兴了，现在巴不得（我们太怕他了）能不引起他注意，悄悄地溜走。有一件事，本来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却压根儿没想到，那就是，我们对埃尔斯蒂尔的热情，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种倾慕。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的画，要说倾慕委实太空泛了些；这种热情的对象，只是“大画家”这个空洞的概念，而并非某幅我们根本没见过的画作。这种热情，充其量只是一种悬空的仰慕，一种全无内容的空疏、浮泛的仰慕，换句话说，它就如某些成年后不复存在的器官一样，是跟童年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依然还是孩子。这时埃尔斯蒂尔已经走到门口，却突然转过身，朝我们走来。一种美妙的惊恐使我激动万分，这种感觉我在几年以后大概就再也不能感受到了，因为在年龄消减能力的同时，对社交圈的习焉不察也消磨了**，使人无意再去寻觅这种不寻常的际遇，感受这样的激动。

埃尔斯蒂尔坐到我们桌前来，跟我们交谈了几句。我屡次提到斯万，他总不接茬儿。我心想，莫非他根本不认识斯万。不过他还是邀请我去参观他在巴尔贝克的画室（他没邀请圣卢），原因是我说了一些话，让他觉得我挺喜欢艺术的——要不然，即使他跟斯万有交情，光靠斯万的推荐我恐怕也未必能得到这样的邀请（在人际关系中，情感漠然的情形远比我们所想的常见得多）。他待我态度的亲切，是圣卢所不能比的，正像圣卢的亲切是一个小市民所不能比的。跟一个大艺术家相比，一个大贵族的态度再怎么和蔼可亲，总显得像演员在演戏，有点假装的意味。圣卢意在取悦对方，埃尔斯蒂尔则喜欢给予，喜欢互相给予。他所拥有的一切，思想、作品以及其他那些他并不怎么看重的东西，他都很乐于给予一个能理解他的人。但是他找不到合得来的伴儿，所以就离群索居，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生活状态。社交界的人士说他摆架子、少教养，有权势者说他思想有问题，邻居说他神经病，家里人说他自私、傲慢。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孤独中的他大概（甚至颇为欣慰地）是这么想的：他在用自己的作品和那些不了解他、伤害过他感情的人沟通，改善他们对他的看法。那时他孤独地生活，也许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对他人的爱，正如我放弃吉尔贝特，是为了有一天更可爱地出现在她眼前。他的作品是为心目中的某些人而画的，他仿佛是在寻求跟他们和解，让他们在看不到他的情形下，也能喜欢他、钦佩他、谈论他；我们放弃一样东西，一开始总不是那么决绝的，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旧日的我们，那时我们还不曾体验到放弃对我们的影响——无论那是一个病人的放弃，一个修道士的放弃，还是一个艺术家或英雄人物的放弃。虽然他是为心目中的某些人作画，但作画时他远离已经变得跟他不相干的社会，为自己而活着；孤独的实践使他爱上了孤独，这种情形我们在面临一桩大事时都会遇到，一开始我们会有一种畏惧感，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跟我们平时很在意的种种小事无法相容的，它不仅要把这些小事从我们身边夺走，而且会使我们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着手去做这件大事以前，心心念念想知道，对于那些一旦着手做大事就无法再享受的某些乐趣而言，这件大事（我们一旦经历了这件大事，那些乐趣就不成其为乐趣了）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和平共处。

埃尔斯蒂尔跟我们谈了没多久。我原来打算过两三天再去看他的画室，可是第二天我陪外婆从海堤尽头往卡纳镇悬崖的方向散步，回来的路上，在一条直通海滩的小街的拐角处，我们遇见一个少女低着头迎面走来，神情活像一头很不情愿地被人赶回圈的牲口。她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杆，身后跟着一个盛气凌人的人物，俨然就是一副英国家庭女教师（或者是她某位女友的英国女教师）的模样，她长得很像贺加斯画笔下杰弗雷家的人，脸色红彤彤的，让人想见她平时爱喝的不是茶，而是杜松子酒，没嚼完的嚼烟往上翘着，让花白而浓密的唇髭看上去又长了一截。走在前面的姑娘，长得很像那帮少女中戴黑色马球帽、胖胖的脸蛋不大转动而眼睛含着笑意的那个姑娘。此刻正在回家的这个姑娘，也戴着黑色马球帽，不过我觉得她比那个姑娘更漂亮，鼻子线条更挺，下端的鼻翼更宽、更肉感。还有，那个姑娘在我看来像个脸色苍白、傲气十足的少女，而这一位像个被驯服的孩子，脸色也很红润。不过，她俩推着一样的自行车，戴着一样的鹿皮手套，所以我心想，刚才的差别很可能是由我所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否则在巴尔贝克怎么会有这么两个脸蛋长得如此相像、打扮更是一般无二的姑娘呢。她朝我的方向投来迅速的一瞥；在我接下去的几天想起海滩上这帮少女的时候，甚至在我后来认识所有这些少女以后，我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说她们中间有哪一个——即使是其中最像她的，也就是推自行车的那个姑娘——就是那晚我在海堤那头的街角看见的姑娘，她跟我当初在队列中注意到的那个少女几乎没有差别，但毕竟又有点差别。

前些日子我一心想着那个高个子少女，可是那个下午以后，这个手握高尔夫球杆，听说名叫西莫内的少女，却弄得我心神不定了。她走在其他少女中间时，常常停下脚步，那些看上去挺尊重她的女友也就只好中止前进。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她站在那儿，两眼在马球帽下闪闪发光的模样，远处的大海映衬着她的身影，她和我之间，隔着一个蔚蓝色的透明的空间，以及从那以后流逝的时光，对这张脸的初次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占着一个小小的位置，惹我想望，让我追寻，尔后被我忘却，尔后重又寻回。此后我常把这张脸投映到过去，好让自己在心里说，和我一起在房间里的某个少女，“就是她!”

不过我最想结识的，也许还是那个脸蛋红扑扑、眼眸碧绿的少女。某一天我也许会格外想见她们中间的某一个，但是除了她，其他的少女也足以让我心神激**。尽管我的情谊这一次系在这一个身上，那一次系在那一个身上，可是在我心目中，她们仍然——就如我第一天远远望见她们时那样——是一个整体，一个别有一番景象的小世界，而且她们大概有意要过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我若能成为其中一人的朋友，我就能进入——犹如一个细心的异教徒或审慎的基督徒进入蛮荒之地——一个让人焕发青春朝气的圈子，其中洋溢着健壮、没心没肺、感官享受、暴戾、非理性，以及欢乐。

如果一个漂亮姑娘，一个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明亮颜色的卖海鲜、蛋糕或鲜花的女郎的脸庞，每天从早晨起便是我们在海滨度过的优哉游哉、充满阳光的生活的目标，那么一个像巴尔贝克这样的海水浴疗养地，就平添了许多魅力。这个目标，使海滨的生活——虽然是在度假——变得跟工作日一样忙碌，就像被磁铁吸引住了似的，永远指向下一个时刻，到时候我们会一边买油酥饼、玫瑰花和菊石化石，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张女性脸庞花儿般纯净的鲜亮色彩。但首先，这些卖东西的女郎，我们至少可以跟她们说说话，而无须凭着想象，在单纯的视觉为我们提供的情景之外，再去构建别的场景，如同站在一幅肖像画面前那样，去重新创造她们的生活，去渲染这种生活的魅力；尤其是，正因为我们和她们说过话，所以我们知道几点钟、在哪儿可以再找到她们。然而对我而言，这个少女帮的情况就全然不是如此了。我不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所以碰上哪天没看见她们，我就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来，我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固定的，我是不是得每隔一天，或者在某种天气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她们，要不，或许在有些日子里，谁也甭想见着她们。我事先把自己想成她们的朋友，在心里跟她们交谈：“某天你们不去吗？”——“哦!对，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我们从来不去那儿，因为……”而要是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每逢倒霉的星期六，我再上劲儿也不顶用，倒也就好了，那样我就干脆在海滩上四处乱逛，坐在糕饼店门前，装着在吃糖霜蛋糕，去古玩铺转转，算着时间等着洗海水浴，听音乐会，看潮涨和日落，看夜幕的降临——反正我见不着心仪的那帮少女。

可是这个要命的日子并不一定是每星期一次，也不一定就是星期六。它说不定受某些气候条件的影响，又说不定跟天气完全没有关系。对于这个未知世界表面上全无规律的现象，我纵使心情不平静，也得耐着性子反复观察记录多少次，才能不被偶然的巧合所蒙蔽，才能做出比较可靠的预期，才能以残酷的体验为代价，得出这一扣人心弦的天文学的某些规律哦!赶上哪天，我想到上星期的这一天没见到她们，以为她们不会来了，等在海滩上也是白搭，想不到她们却来了。而当我按规律算出某一天是个吉日，这些星座都会回归的时候，她们偏偏不来。但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就不过是确不准她们来不来而已，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见到她们，她们到底是要去美洲，还是要回巴黎。我一无所知。而这就足以让我爱上她们了。对某个人感兴趣是一回事，要激发那种愁绪，那种事已无可挽回的感觉，那种堪为爱情前奏的焦虑，则是另一回事，那非得有不可能的危险——说不定**的对象恰恰就在这上面，它急不可耐地要去拥抱的正是这一对象，而并非某个人——横亘于前不可。这种在爱情中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的影响，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不过，它们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大城市中的女工们身上，爱恋她们的男人不知道她们哪一天休息，唯恐在车间门口没看见她们），或者说，至少在我的爱情生活中是这样一次次起作用。说不定它们跟爱情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也说不定是初恋的某个特点借助回忆、暗示或习惯，在相继而来的各个生活阶段中介入后继的爱情，赋予了这些爱情一种共有的特色。

我不专爱她们中的哪一个，我个个都爱；能和她们相遇，成了这些日子里唯一让我感到美妙，让我萌生出打碎一切障碍的希望的事情，而要是见不到她们，希望往往就变成了狂怒。这时候，这些少女在我心目中遮蔽了外婆；倘若有段旅程是要去见得到她们的某地，我一定会二话不说，兴冲冲地上路。当我自以为在想别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其实我的思绪总是不胜愉悦地牵挂在她们身上。而每当我想到她们（即便我自己并不知道），她们在我心目中（她们当然也不知道）就是大海上起伏的碧波，就是海堤上列队而过的倩影。倘若我到一个可能遇见她们的城市去，我最先去找的就是大海。对一个人最专一的爱，总是对另一个物的爱。

外婆有些轻视我，因为我现在居然对高尔夫和网球大感兴趣，而对一位她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宁可坐失看他作画、听他发宏论的机会，可我认为这种轻视源于某些狭隘的观念。以前在香榭丽舍公园我就模糊地感觉到，后来又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爱上一个女人，无非就是将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投射到她的身上；因而这个女人是否出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状态是否深刻。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在我们身上激起的热情，往往会使我们心灵深处最隐蔽、最个性化、最细微、最本质的东西上升到意识的层面来；而和一位出类拔萃的人谈话，甚至充满敬意地凝视他的作品，纵然能使我们感到愉悦，未必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最后还是听外婆的话去拜访埃尔斯蒂尔了。可他住在巴尔贝克的一条新街上，离海堤挺远，我觉得去那儿真麻烦。天实在太热，我去海滨街乘电车时，只好一个劲地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辛梅里安人的古王国，是在马克王当年可能统治过的地区，或者是在勃罗塞利昂德森林的遗址中穿行呢，尽量不去看那些在我面前伸展开去的假充高档的建筑。而埃尔斯蒂尔家的小楼，也许称得上是其中最难看的豪华建筑了。他之所以租下这座小楼，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幢房子，里面能有这么宽敞的画室。

我进去的当口，这位创造者正手持画笔，在完成一幅落日景象的油画。

屋里的百叶窗差不多全都放下了，画室里相当凉爽，光线很暗，偶尔有一缕阳光透进来，刹那间把一块墙壁镶嵌得亮晃晃的；只有一扇小窗开着，四周忍冬环绕的长方形小窗临着一条街道，窗下是花园的一角。画室的大部分空间处于半明半暗的氛围中，空气既透明又致密，而阳光镶嵌的那一小方墙壁，显得湿润而光彩夺目，好似水晶石已经裁割、打磨的一个切面，不时像镜面那样闪烁着虹光。应我的要求，埃尔斯蒂尔继续作画，而我在这半明半暗的画室里转来转去，在这幅画前看一会儿，又在那幅画前看一会儿。

周围的这些画，大部分都并不是我最想欣赏的他的画作。这些画，按照酒店客厅桌上一本英国艺术杂志的说法，属于他的第一和第二时期，也就是神话风格时期和受日本影响时期的画作，据说这两种风格的作品，德·盖尔芒特夫人府上都收藏得很完备。诚然，他的画室里放着的画，大都是在巴尔贝克就地取材的海景。但是我能从中感觉到，每幅画面的魅力都来自对所表现事物的变形处理，类似于诗歌中的所谓隐喻，如果说天主创造万物并为它们命了名，那么埃尔斯蒂尔重新创造了它们，取消了它们的名称，或者说给了它们新的名称。指代事物的名称，通常是一种理性的概念，与我们的实际印象并不相符，因而凡是与这一概念相左的印象，理性都迫使我们去除。

在巴尔贝克酒店里，有些早晨弗朗索瓦兹掀开遮住光线的毯子，或者有些傍晚我等圣卢一起出发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会受阳光的播弄，错把一块颜色深暗的海面当成远处的海岸，或者欣喜地望着一片蓝色流动的区域，不知道那是大海还是蓝天。但很快，我的意识帮我重新在这片景象中做出了为印象所忽略的区分。在巴黎的卧室里，情况也是如此，我会仔细倾听街上的喧闹声、争吵声，最后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例如一辆马车辚辚驶近时，尽管我确确实实听到了尖厉刺耳的叱骂声，但起先我并没把这些声音跟车轮声分清楚，后来才意识到车轮是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有时人们会诗意地发现大自然的本来面貌，但这样的时刻很罕见；埃尔斯蒂尔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时刻诞生的。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海景画作中，出现得最多的一种隐喻，就是在陆地和大海的对比中取消两者间的分界线。在同一幅油画中悄悄地反复使用的这种对比，使画面显得多姿多彩而又极其协调。埃尔斯蒂尔的作品时常会赢得一些绘画爱好者的喜爱，原因就在于此——尽管观众有时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一群游人兴冲冲地乘船出海，小船犹如乡村小推车那般摇来晃去；一个神情快活而又专注的水手，操纵着鼓得满满的风帆，像勒着缰绳一样驾船前行，船上的人都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生怕一边过重会引起侧翻。就这样，他们一路穿越阳光明媚的田野、浓荫覆盖的景点，沿着斜坡直冲而下。尽管昨夜风狂雨骤，今儿上午却是风和日丽。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这些一动不动地沐浴在阳光和清风中的船只，为达到这样的平衡，得付出多大的努力，这一片海域风平浪静，粼粼的波光几乎显得比鳞次栉比伸向远方、被阳光蒙上一层薄雾的船队更厚实，也更真实。或者应该这么说，这片海域跟大海的其他部分全然不同。不同海域之间的差异，就犹如一片海域跟冒出水面的教堂，或者跟城市后面的船只之间的差异。但我们的理智还是会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尽管这边是暴风雨，黑压压的，稍远的前方却已水天一色，天光映在水面上；那边的阳光、薄雾和水沫则使海面一碧如洗，显得格外紧致，格外像陆地，给人以屋宇的错觉，让人想到堤道或雪原。而当我们瞧见在这堤道或雪原上面，有条渔船从陡峭的斜坡上冒出头来，犹如一辆刚涉水而过的马车，湿漉漉地悬在那儿，我们更会惊愕不已，但稍后当我们看见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高原上行驶着船只，我们终于明白，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同景象，说到底都还是大海哟。

这幅油画还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些规律，比如在雄伟的峻岭脚下，点点白帆优雅地呈现在蓝色的镜面上，宛如睡梦中的蝴蝶，再如深邃的阴影与暗淡的光线之间某种对比，等等。有了摄影术以后，对于这种光影的关系，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埃尔斯蒂尔对这种关系还是兴趣很浓，所以他曾经画过真正的海市蜃楼，一座竖有塔楼的城堡，看上去像是滚圆滚圆的，顶上延接一个塔楼，底下延接一个颠倒的塔楼，也不知是分外晴朗的天空使映在水面上的倒影呈现出岩石坚硬、光亮的质感，还是清晨的雾气使岩石变得像倒影一般朦胧了。在大海的远方，一排树木后面，又是一片被落日映成玫瑰色的大海在延伸开去，那是天空。阳光，犹如一种新创的坚实物质，推动着受它直射的船体前进，前面的船只则笼罩在阴影里，本来是平滑的海面，一时间变得像水晶的阶梯那样，但清晨大海的光照很快就会使这幻象消失。一条从小城的桥洞下流过的大河，在画家的视角下仿佛折成了几段，这儿宽为湖泊，那儿窄若细丝，其间还有一座树木葱郁的小山，城里的居民傍晚来林间散步乘凉；这座乱纷纷的小城，唯有那挺拔不弯的教堂钟楼才让人看出了它的节奏，钟楼并不升向天空，而是有如用重垂线标明凯旋进行曲的节奏那样，仿佛在自己的身躯下悬挂着层层叠叠的民居，这些房屋沿着被压得断断续续的河流排开，掩映在雾气之中。而且（由于埃尔斯蒂尔的早期作品可以追溯到画家喜欢在风景画上加进人物的时代）在悬崖或山岭上，道路这一具有一半人工印记的自然景观，也像江河、海洋一样，由于透视的缘故，远处变得隐没不见。或是山峰，或是瀑布的雾气，或是大海，遮断了我们的视线，蜿蜒的道路不复可见（但对画中人而言，还是看得见的），身着过时服饰、迷失在荒僻的野外的小人儿，仿佛常常驻足在深渊之前。他们脚下的小路到那儿就断了，而在这些松树林三百米的高处，我们重又在游人脚下见到了细沙含情的羊肠小道，让我们看着感动，放下了心来，原来刚才是围绕瀑布或海湾的山坡遮掩了绵延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