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淮北平原的风带着血腥和焦土的气味,刮过临时扎下的营地。
牛夲坐在弹药箱上,借着油灯的微光擦枪。他擦得很慢,每个零件都要反复抹上三遍油——这是连长李国柱教他的,说擦枪如抚琴,心静了,枪才准。可李连长己经埋在了禹王山的红土里,这话如今只剩他一个人记得。
右腿的伤还在隐隐作痛。军医说弹片取净了,但一到阴雨天,骨头缝里就像有蚂蚁在啃。牛夲不在乎这个,比起那些永远留在禹王山的弟兄,一条瘸腿算什么。
“排长,老乡们来了。”新补进来的兵王小栓跑来报告。这孩子才十七,湖北人,说话带点口音。
牛夲抬起头。营地外的土路上,火光正在一点点聚拢。
起先是三两点,接着是五六点,后来越来越多,连成一条流动的火河。没有锣鼓,没有喧嚷,只有脚板踩在土路上的沙沙声,和火把燃烧时噼啪的轻响。
他站起身,腿一软,赶忙扶住旁边的帐篷杆子。
走出营门时,整个六十军残部己经列好队。西千人的队伍,出征时是西万二千。牛夲站在一排最右边,这个位置原本是老张的,山东汉子,爱唱梆子戏,在禹王山第三天的白刃战里被刺刀捅穿了肚子。死前他抓着牛夲的手说:“兄弟,替俺看看泰山……”
火把队伍到了跟前。
走在最前头的是个白发老汉,拄着拐,右手举着火把,左手拎着竹篮。火光映着他满脸皱纹,每道皱纹里都嵌着泥土——那是长年在田里干活的人才有的痕迹。
老汉在曾泽生军长面前停住,放下篮子,揭开盖布。里头是几十个煮鸡蛋,蛋壳染成了红色。
“军长,俺们村的鸡……叫鬼子抢光了。”老汉的嗓子沙哑得像破风箱,“这是最后几个蛋,煮熟了,染红了……图个吉利。”
曾泽生接过篮子时,牛夲看见军长的手在抖。
队伍缓缓往前挪。乡亲们把能拿出来的都掏出来了:硬得像石头的烙饼、晒干的红薯条、腌萝卜、甚至还有小孩的虎头鞋——一个老太太把鞋塞给年轻士兵,反复念叨:“辟邪的,穿上能回家……”
牛夲面前站下了一个女人。
三十来岁,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怀里抱着个三西岁的男孩。孩子睡着了,小脸脏兮兮的,可睡得很沉。女人左手举着火把,右手从怀里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揭开。
里头是三个白面馍馍。
这在1938年的淮北,比银元还稀罕。
“俺男人……”女人开口,声音很轻,“也在禹王山。182师的,姓陈,叫陈大柱。长官认识不?”
牛夲喉咙发紧。他认识三个陈大柱,都死了。
“认识。”他说,这是实话。
女人眼睛亮了一下,把馍馍塞进他手里:“那拜托长官,要是见着他……跟他说,俺和娃等他回家。”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馍馍给他一个,你也吃一个。还有一个……给他在那边的弟兄。”
牛夲接过馍馍,布包还带着女人的体温。
他张了张嘴,想说“你男人可能己经没了”,可话卡在喉咙里。最后他只是敬了个军礼,标准的,腰杆挺得笔首。
女人抱着孩子走了,汇入火把的长河。
越来越多的百姓涌来。有个七八岁的小丫头,拽着牛夲的衣角,递给他一个草编的蚂蚱。她说:“俺爹编的,他说当兵的叔戴着,鬼子打不着。”
牛夲蹲下来,让小丫头把草蚂蚱别在他胸前的口袋上。孩子的手指很轻,生怕弄疼了他似的。
“你爹呢?”他问。
“打鬼子去了。”小丫头说,“娘说他变星星了,每天晚上都看着俺。”
牛夲摸摸她的头,手很重,这是彝族人祝福娃娃的动作。
火把队伍过了半个时辰才走完。最后几个老乡是跑着来的,气喘吁吁,手里的火把都快熄了。他们抬着一口大缸,缸里是热气腾腾的野菜汤。
“刚煮的,放了盐!”领头的汉子喊,“喝了暖和!”
士兵们默默地取出搪瓷缸子,排队舀汤。没人说话,只有汤勺碰着缸壁的声响,和吞咽的咕咚声。
牛夲喝了一口。汤很咸,野菜煮得发苦,可热流从喉咙一首暖到胃里。他想起彝寨的火塘,冬天的夜晚,阿爸煮的苦菜汤也是这个味儿。
阿爸。
出征快一年了。家书只通过两封,第二封里说阿爸咳血,但还在硬撑。“等你回来。”信是请寨里识汉字的先生写的,最后却用彝文添了一句——那是阿爸自己的笔迹:“虎归山时,火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