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基和他公司的命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他开始着手进行“外交斡旋”。陪同他的有他的法律顾问弗雷丁、外聘的会计斯蒂芬·奥本海姆和塞特拉格·穆拉迪恩。他首先拜访了四家银行,力劝或者说是乞求他们不要收回贷款。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因为他不能表现得过分恐慌,让银行担心他的还款能力而收回贷款使他破产。布斯基的表现非常出色,他镇定自若、巧舌如簧,并且相信城市服务公司的投资最终会获得回报。他在设法争取时间。
然后,他们到了证券交易所,去见那些监管人员。
其中一位官员问道:“如果这只股票的开盘价是45美元,你打算怎么办?”
穆拉迪恩迅速计算了一番,然后回复说:“没有问题。”
“40美元呢?”
穆拉迪恩承认:“有点吃紧。”
“30美元呢?”
穆拉迪恩看到布斯基对该官员的专横口气和反复盘问感到很恼怒。穆拉迪恩也被激怒了,生气地说:“如果股票都以0美元开盘,我们就都不用做生意了,华尔街上所有的人也都不用做生意了。”这位官员简短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符合交易所的资金要求,不会受到任何的特殊照顾。
他们回到布斯基的办公室里等待。最后,距当天收市只剩30分钟时,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开盘了,开盘价为30美元,是海湾公司出价的一半还不到。在这样一个价格上,没有人知道布斯基是否会破产,但是情况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布斯基必须割肉抛售。和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这次又濒临失败的边缘。
他想,自己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了:约翰·穆赫伦。与大多数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购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大量股票,但是他有先见之明,把大部分股票都通过期权交易进行了套期保值,因此他的情况没有布斯基这么糟糕。布斯基在周一下午三四点钟给穆赫伦打了个电话。
布斯基严肃地说:“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能帮我们一下吗?”
穆赫伦回答说:“是吗,什么大麻烦?我知道你损失了一点儿。”虽然布斯基的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穆赫伦供职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进行的,布斯基也是该公司最大的客户,但是穆赫伦并不了解布斯基的具体交易情况,这是公司的机密。
布斯基并没有详细说明麻烦的深度,他只是说:“我要抛售股票了。”穆赫伦认为,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在现在这个水平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向公司的相关人员咨询之后,他接手了100万股。布斯基听到穆赫伦要买这么多后,反而有点儿犹豫了,但是后来还是出于需要同意以每股不到3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40万股。
不到一个小时,布斯基又给穆赫伦打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又遇到大麻烦了。”他要求在闭市后与穆赫伦和他所在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合伙人见一见。“想想我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满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因为他们说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布斯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绝望了。
穆赫伦同意了:“好的,我看看能帮你做些什么。”
穆赫伦同几个合伙人谈了谈,他们都很担忧。布斯基持有大量的股票,如果他垮台了,就可能引发抛售的恐慌,这也可能损害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利益。布斯基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也不愿意袖手旁观,眼看着他破产。
大概在下午4点半左右,布斯基、奥本海姆、弗雷丁和穆拉迪恩来到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随同而来的还有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官员。
奥本海姆问穆赫伦:“难道你不能摆平这件事情吗?”
穆赫伦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弄。”
奥本海姆继续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就在这个包里。”说着,他转向了布斯基。
奥本海姆打开了公文包,取出一把日本的剖腹刀,递给了布斯基。布斯基却笑不出来。
经过三个小时的紧急磋商,他们最终草拟了一个解决方案。穆赫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期权交易,把城市股票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转移给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这样一来,布斯基就不用再抛售剩下的股票,从而减少了市场进一步抛售的压力;作为回报,布斯基以后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获得的任何收益,一半以上归穆赫伦所有。证券交易所的官员认为,这种安排可以避免布斯基被迫抛售股票以变现,并且也符合资金要求。
穆赫伦和布斯基对城市服务公司股票的价值一直很有信心,这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海湾公司退出了,但是皮肯斯却在“继续玩”。正如华尔街的业内人士常说的,哪个公司一旦被盯上了,除了投降或者寻找救世主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出路了。仅仅在两个星期后,西方石油公司(OtalPetroleum)就宣布插手收购,并开出了每股58美元的价格,引发了股价的猛涨。最终,穆赫伦和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在拯救布斯基的计划中获益近1,000万美元,穆赫伦在公司被称为英雄。据估计,这场危机使布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大概为其公司资产的13。
这场失败似乎使布斯基老实了点儿。当月月底,他和穆赫伦在查看账目时说:“你知道,这样的月份会教你学得谦逊。”他让穆拉迪恩把该项交易的相关记录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并贴上标签“查特酒”。他告诉穆拉迪恩不要同其他人说起这个文件夹,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事,到最后,穆拉迪恩把它给扔了。
然而,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溃败对布斯基确实影响很大。他对穆赫伦深怀感激之情,认为这种帮助才是最真诚的友谊。事后,他给穆赫伦打电话说:“我不敢相信你真能帮我。”不久之后,布斯基就问穆赫伦,是否可以出任他孩子的信托基金的共同受托人。穆赫伦同意了,很显然,这种提议表达了一种敬意。穆赫伦感觉很好,很自豪,正如他所说的,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布斯基濒临失败的边缘并不是仅此一次。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数该尽了,甚至他的岳父岳母也不能容忍他再出现这样的崩溃,尤其是拿着他们的钱玩火。使布斯基快要抓狂的是,这并不是他的错,谁也没有预料到海湾石油公司会突然变卦。布斯基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几乎被超出他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给摧毁。
在城市服务公司股票暴跌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8月6日),布斯基在克斯科山上的家中举行了一次晚宴,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来宾包括穆赫伦以及他所在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和他们的妻子。大家在喝完鸡尾酒之后,开始纷纷议论市场的危机。穆赫伦说:“我希望这只股票不会崩溃,否则我们都要玩完。”西玛插话说:“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她还以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永远不再发生。”
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是西玛的,因此感觉她可能不会让布斯基继续冒险,把这么多钱全都投入一只股票上。
但是布斯基有其他的想法。“永远不再发生,”好啊,还是有办法去控制甚至消除风险的。套利与摔跤不同,不会有裁判在他旁边跑来跑去督促他执行规定。他会再次站起来的,并且会永远站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周,甚至在西方石油公司出价收购城市服务公司解救套利人之前,布斯基就给马丁·西格尔打了电话。
布斯基说:“你好,马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随意,完全没有显露出他刚刚经历过大风大浪,把公司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你该考虑加入哈佛俱乐部了。我们到那里喝杯酒,行吗?”
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到他的家中打网球。西格尔的家位于一个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社区,这是他和妻子简设计建造的,刚刚完工。房子很有现代感,墙壁用灰色木板装饰,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十分气派,隔着窗户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能隔音。最近,西格尔喜欢上了水上摩托,常常在池塘上玩。院子的另一边是西格尔常用的一些娱乐设施以及他的网球场,就在池塘边上,掩映在一些松树之中。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汽车拐进了车道之中,在停车场停下,布斯基面带微笑地从车上下来,背上还背着网球拍。西格尔奇怪地注意到,布斯基还带着一个皮包,就是欧洲男人常常带的那种,这个皮包与布斯基的气质一点儿也不相符。西格尔对布斯基的新车赞不绝口,布斯基说:“这是西玛送给我的。”
西格尔同时邀请过来和布斯基打球的还有企业狙击手塞缪尔·海曼和另外一位商人。海曼原来是个检察官,后来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留意并购方面的业务。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是西格尔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巨大的乔治风格的石材别墅。他还有一架直升机,用院中的草坪作为停机坪,常常搭载着西格尔到曼哈顿去。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循环比赛,最后海曼赢了。尽管布斯基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是个很有风度的输家。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热切渴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甚至还专门给他聘请了一个教练。
饭后,其他人先走了,西格尔陪着布斯基走到他的车上,两人还有事情要谈。西格尔非常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财务状况,更确切地说,是担心他的兼并业务。华尔街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公司,而现在,它们似乎有点落后了。1981年,西格尔听说联合技术公司(Ueologies)打算收购开利公司(CarrierCorporation),但是当他去为开利公司提供应对计划时,该公司却转向了摩根士丹利公司,他们认为摩根士丹利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更有实力。
更糟糕的是,西格尔感觉自己正在被律师马丁·利普顿和约瑟夫·弗洛姆所领导的并购俱乐部边缘化。利普顿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客户,他把客户送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交易。西格尔还害怕弗洛姆和例如第一波士顿银行或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合作不好而把自己挤出去。西格尔问弗洛姆问题是什么,弗洛姆说:“他们想和他们的传统投资银行家合作。”西格尔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布斯基。
布斯基问道:“来给我工作怎么样?可以考虑考虑。”
尽管西格尔不断向布斯基诉苦,但是他仍然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争议的年轻明星,他也成了该公司招募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标杆。每年暑期,商学院的实习生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都要到西格尔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新房玩一天,这已经成了年度盛会,他们在那里游泳、冲浪、打网球,最后是一顿丰盛的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