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春天,西格尔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年仅34岁的西格尔拥着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这里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乡村俱乐部。因此,这很明显传递了一个信息:“快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吧,你也能过上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是公司金融部的职员,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直接向德农西奥回报,已经使其他人黯然失色。德农西奥似乎更喜欢这种安排,不过其他人却感觉很不平衡。
1981年年底,德农西奥叫西格尔核算奖金。西格尔的薪水只有8万美元,因此,大部分都要靠奖金来弥补。德农西奥问道:“你想要什么?你认为你应该得到什么?”
西格尔实际上在想,自己应该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但是他没有告诉德农西奥他的想法。德农西奥拥有该公司7%的股份,是除阿尔·戈登之外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西奥决定公司的股票买卖,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控制是他权力的最终来源。但是德农西奥在给西格尔奖励股权方面却很吝啬,宁愿把股权分配给能力较差,但是资历更深、更忠诚的员工。因此,为了计算出自己应得的合理补偿,西格尔看了看公司的业绩和自己的贡献,然后算出了德农西奥的股份收益,自己提出了同样的数量。
在1981年,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西奥全部给了他,连问都没有问。这使西格尔成了公司薪水最高的员工,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要,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然而,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不断增加。除了担心并购业务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业绩的下滑,他的个人开支似乎也在猛增。康涅狄格州的土地和房产几乎花了他75万美元。现在,简又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而且他们还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更大的公寓。西格尔和简要找一套三居室或者四居室的公寓,并且要遵照德农西奥的要求,小区的环境要符合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身份,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者萨顿广场(SuttonPlace)。很显然,符合条件的公寓至少要100万美元。突然之间,西格尔觉得一年挣50万美元还是不够花,自己的收支很难保持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堪称丰厚了。
他也感到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一场激烈、高风险的恶意收购常常使他高度紧张,他常常要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突然之间,他会突然感觉意志消沉,一到晚上九点、十点钟就想睡觉。他也有点儿轻度过敏,开始吃一种叫奈奎尔(Nyquil)的药物,而且药量还在日益增加。每期交易结束时,他都会变得更加紧张,担心这是否是最后一个。
当布斯基打电话邀请西格尔时,他的感觉正是这样的。
纽约城的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号大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由麦金·米德·怀特公司(McKimMead&White)设计。该俱乐部只接受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教职员工或者是受聘人员,但却是一个独立于哈佛大学的组织。布斯基通过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获得了入会的资格:他向哈佛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赠了大笔钱,被任命为学院的监事会成员,成了受聘人员。
布斯基对能够和哈佛扯上关系感觉非常自豪。哈佛俱乐部的墙上镶嵌着黑色的饰板,悬挂着庄严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风情的地毯,窗户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整个都透出一种尊贵之气,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望的。然而,西格尔对此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推开大门,走进了最受欢迎的烧烤室。
布斯基坐在角落一张昏暗的桌子旁,西格尔几乎没有看到他。坐下后,西格尔要了一杯啤酒,他的酒量并不大。布斯基东拉西扯地聊着,谈论他喜欢的壁球,鼓励西格尔也学学壁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哈佛俱乐部一起打球。接着,布斯基开始谈起西格尔的经济压力。他像以前一样,鼓励西格尔敞开心扉,谈谈自己的焦虑、并购业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不足以及自己的巨大开支。布斯基又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西格尔仍然婉辞了。布斯基接着说:“我可以给你做些投资,也许可以帮帮你的父亲。”
他说:“如果你提前给出某项交易的有关信息,使我有大量时间主动应对,我也付钱。”
在某种程度上,西格尔知道这个建议可不太妥当。以他的经验和专业技能,他能识别出可能的收购目标,他知道哪种公司容易受到袭击。另外,毫无疑问,他们在越线操作。坦率地说,布斯基就是在要求得到内幕消息。他们甚至讨论布斯基按照西格尔提前透露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同实际报价太接近的话,可能会引起怀疑。西格尔说:“我想,年底再讨论报酬问题。”布斯基点了点头。
事情到此为止,他们没有再谈钱或者布斯基给西格尔的支付方式,而是将谈话转向了其他的方面。他们喝完杯中的酒,然后在44街外面握手告别。
西格尔越想布斯基的安排,就越觉得这很有意义。他的建议真的值许多钱,而布斯基的信息和帮助对他的客户也很重要。他常常需要布斯基摆摆姿态,对某只股票制造一些购买的压力,引起价格变动,甚至锁定某个公司,软化其立场,从而为西格尔的某个客户发动突袭制造时机。如果他打算同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银行这样的巨头竞争,就需要一个优势。
而且这种冒险似乎也毫无风险。西格尔不做任何交易,也没有交易记录可以查到他。布斯基也不会被抓住,他是城里最大、最成功的套利人。他什么交易都做,无论西格尔给他什么消息,他都能把它掺杂到其他消息中。政府永远也不能证明一个专业的套利人在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当然也难以证实布斯基是这样做的。布斯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不会冒任何风险。
西格尔没有立即接受布斯基的邀请。1982年8月26日,就是他们在哈佛俱乐部见面之后几天,本迪克斯公司在狡猾奸诈的威廉·艾吉的率领下,对最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发起了恶意收购,出价为15亿美元。
西格尔受到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聘请,组织应对措施。
本迪克斯公司的出击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艾吉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情和婚姻被公开,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迅速变成了最不受约束、最为艰苦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主要是因为西格尔对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拯救战略非常大胆。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兼并圈内人士奉为天才。他的地位在并购俱乐部中不再下跌,反而开始回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突然之间上升到利普顿·弗洛姆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首位。
西格尔警告艾吉,除非本迪克斯公司放弃收购,否则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将以牙还牙,反过来收购本迪克斯公司。
西格尔知道,为了让这个计谋发挥效用,他必须向艾吉和整个业界展示这种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的谈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布斯基的帮助。一般来说,在收购交易中,因为预期的成本增加和收益流失,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而被收购方的股价会上升。因此,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只要一出现上升迹象,就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有异常情况发生。西格尔希望出现一些购买行动,将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推高。要使艾吉确实感到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套利者,尤其是像布斯基这样的,去恶意地大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同时,西格尔还可以为布斯基做一些事情。
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他清了一下嗓子,然后用神秘的口气说:“我的意见是,我们要玩次‘吃豆人’”。他们要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也担心了片刻,他不应该冒险在电话中透露这种敏感信息,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了怎么办?但是,他很快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战斗之中。当他看行情记录单时,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出现了瞬时大量购买的迹象,股价也正如他所期望的开始上涨。很快,华尔街和媒体就开始纷纷猜测,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即将发动反击。
每个人都已经相信时,艾吉仍然不为所动,他拒绝退却,并且迫使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用它15亿美元的出价对发出的威胁进行弥补,这也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涨得更高。这次竞争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本迪克斯公司更是千疮百孔,诱发了联合公司(AlliedCorporation)和联合技术公司的收购大战,最后,联合公司胜出。如果说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它虽然在财务上被严重削弱,但是最终摆脱了被收购的威胁,维护了独立性,成为胜利者。因此,西格尔得到了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扬。
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布斯基赚到了12万美元。以他的交易规模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收益。但是,这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交易已经证明是毫无风险的。
布斯基问道:“你想以什么方式给你?”
西格尔回答说:“现金。”
布斯基说:“这可有点儿麻烦,用别的方法行吗?我给你投资吧,比如投资房地产。”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再麻烦了,也不希望被追查到。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一些时间,我来想办法。”
几周后,圣诞假期已经过了。西格尔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广场饭店。下车后,他通过东边的旋转门进入饭店。这是1983年的一个下午,按照布斯基的指示,西格尔在酒店装饰华丽的休息厅中等着,他们没有敢到隔壁的棕榈厅见面,过一会儿,弦乐四重奏乐队要在那里演奏乐曲,为女士们喝茶助兴。西格尔四处张望一下,发现了那个“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个冷战。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皮肤黝黑,身强体壮。布斯基说他在伊朗见识过特工,还说他自己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相信他吗?
大厅里没有太多的人,送钱的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当他靠近西格尔时,压低声音说:“红灯。”
西格尔按照布斯基的指示回答:“绿灯。”然后,那个人就把手提箱交给了西格尔。
西格尔直接回到他位于东72街的公寓,关上门,放下手提箱,匆忙打开。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百元美钞,用恺撒宫酒店赌场的彩带捆着。
西格尔盯着这些钞票。一切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麻烦。这些钱现在都是他的了,全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很棒啊!但是,他却很难受,坐了下来,双手支头,等着这种感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