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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加盟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里奇和约翰·戈登——阿尔·戈登的儿子——就是好朋友，他俩甚至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最初打算招聘里奇时，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尔在工作中总是处处优先，他还告诉里奇，西格尔这个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尔野心勃勃，有时还有点儿粗鲁，让戈登也避而远之。不过在西格尔同简结婚之后，戈登就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他认为西格尔成熟了，变成了一个正派的人，并且说里奇现在没有理由拒绝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同工作了。

西格尔的大声喧嚷使里奇非常难过，他心想戈登对西格尔个性的乐观评价是否有点儿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就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看起来有点儿局促不安。他问里奇：“你还好吧？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里奇听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但是，里奇有时确实对西格尔感到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离住在拉伊的弗里曼不远。里奇常常和弗里曼一起乘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一天早上，他们又搭乘同一辆车上班，路上聊起了电影《克莱默夫妇》。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电影中提到的离婚和家庭问题非常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从事套利业务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对大多数套利人，里奇都很讨厌。当弗里曼即将在水街60号下车时，他悄悄地对里奇说：“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再与布斯基来往了。”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个究竟，弗里曼就下车了。

里奇在想弗里曼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不亲自告诉西格尔呢？里奇坐得离弗里曼很近，他知道弗里曼每天要给西格尔打两三次电话。“鲍勃的电话”成了他经常听到的话，他知道鲍勃就是弗里曼。而且，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一个套利人让一个人不要同另外一个套利人来往呢？难道套利人之间都是这样做的吗？

接着，里奇就读到了《财富》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弗里曼又告诉他：“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点儿，这事看起来很糟糕。”里奇最后向西格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和布斯基来往了，马蒂。他是个危险人物啊。”西格尔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杂志的那文章是“胡编乱造”。里奇相信了他。

小心谨慎的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和伊万·布斯基从事不正当的交易。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正在从事套利业务。尽管威格顿和泰伯尔的套利业务仍然处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迹象还是泄露了这个秘密。首先，套利部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没有人相信仅凭威格顿和泰伯尔就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经常接近西格尔使里奇意识到，至少西格尔也参与了其中，在背后指导他们，也许还根据他在并购部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一些“远见卓识”。

然后，西格尔证实了他所有的猜想，给他简单看了一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记录，并夸奖他们干得很好。交易的规模之大和投入的资金之巨都让里奇震惊不已。他说：“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们应该聘请一个职业套利人。”他推荐了他在添惠公司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同这个人谈了谈，但是他后来告诉里奇，他不想雇用这个人。西格尔说：“我们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对威格顿这么看重，不过后来，他逐渐明白：当时西格尔正在套利的兴头上，他不想让别人插手。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很担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时，添惠创建了套利部门，他也参与了创建工作。套利部门开始进行交易活动之前，添惠公司专门聘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Sterling）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well）——负责制定套利业务和其他业务进行安全分离的规定。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顾问。两家律师事务所都坚持，要制定最基本的规定，铸就一座“隔离之墙”，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在从事套利业务，但是公司甚至连最基本的规定都没有，根本没有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来。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古德森对此表现出关注，他说：“哈尔，你说得很对，这确实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西奥）写一份备忘录。”

但是里奇知道这种安排依然如故，他还常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指示威格顿和泰伯尔进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古德森承认他从来没有给德农西奥写过备忘录，也没有把里奇的担忧写成书面材料。他说：“不过，我同拉尔夫谈过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好像他和里奇尽到了职责，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继续说，“你知道，马蒂有点儿厌倦了，他厌烦了并购工作，让他做做套利业务也不错啊。”里奇感觉他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这么做了。毕竟，古德森是部门的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在SCA交易期间，里奇经常加班。西格尔经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炫耀说，他的妻子怀的是异卵双胞胎，需要两个**，就好像在说他自己的性能力超强一样。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只是表明了他在这方面极其缺乏自信。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卷入了这起交易，他们也对SCA股票的交易尤为关注，并且不断惊叹高盛买入股票的时机。他们从交易记录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购大战之前大举购买股票，戈登说：“天哪！真邪门，他们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他们也推测过可能是有人泄露内幕消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西格尔会与弗里曼交换情报。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而且，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决定让西格尔参加纽约的一家高档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里，他可以有机会接触一些其他公司的领导，从而为公司拉拢客户。西格尔总是说自己很讨厌俱乐部，讨厌那里势利和陈腐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他必须加入一个俱乐部的话，他就会选择最高档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觊觎俱乐部给予其成员的身份地位。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乐部（RiverClub）去交涉。这是一个以为主的餐厅俱乐部，对会员要求极其严格，这个俱乐部位于52街东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House）的一层。该俱乐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创办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员就住在河畔公寓内，这里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和商界名流会聚的地方。很少有犹太人能够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也是该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试探西格尔加入该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员说：“他难道不是那个精明的并购狂吗？”他的声音中透出一种蔑视；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行推销的贩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他担心在这个时候太热心地替西格尔坚持的话可能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企业狙击手罗纳德·佩雷尔曼曾经托人来俱乐部联系加入的事宜，一个成员直言不讳地指责说，“甚至不应该提起这个名字”——毫无疑问，那个人也被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其他人那样的怀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后，他偶尔也跟西格尔说自己正在抓紧替他联系，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地应付。

西格尔最后确实加入了另外一家俱乐部——联盟俱乐部（UnionLeagueClub），这家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远远没有河畔俱乐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这家俱乐部的时间非常短。他发现这里非常保守，而且歧视女性。尽管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该俱乐部施加压力，其成员仍然投票拒绝女性，简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机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西奥希望按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古老传统塑造西格尔的努力白费了。

1985年3月，西格尔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来。他们在格雷斯广场的空余房间也被占用。随着并购业务以人们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发展，他的业务也开始繁荣起来。他希望威格顿和泰伯尔能够独立作业，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导，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公司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投资额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他们自己只能够投资100万美元。如果一项收购交易被公开了，风险降低了（潜在的利润也降低了），他们可以追加500万美元。即便如此，他们也在不断损失，他们不断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有一把“撒手锏”。西格尔明白，他们是希望他把“撒手锏”传授给他们。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尔开始感到形势危急了。德农西奥正在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而绞尽脑汁。西格尔感到了一种压力，要求他再为威格顿和泰伯尔提供消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里曼给他消息了。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交流各种情况，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路易斯（把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华尔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关情况。3月底，弗里曼提到了一个投资公司，名叫科尼斯顿合伙公司（Partners），是由怀特-威尔德投资银行（WhiteWeld）的一位前投资银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两人创办的。

弗里曼通过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詹姆斯·里甘结识了戈勒斯特。里甘有好几家投资合伙公司，包括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Partners）。华尔街一直都有许多私人的投资合伙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通过富有的投资人（如布斯基等）筹集资金，然后再拿这些资金去投资，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公司，该公司是靠投资低价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过对基金的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到科尼斯顿公司时，它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只是一个想成为企业狙击手的小公司。然而弗里曼却很支持他们，称他们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力量。

即使到了现在，弗里曼还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正在大量囤积斯托勒通信公司（Storerunis）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这是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弗里曼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账户，也有他自己的账户，总计占到了该公司3%的股份。弗里曼称科尼斯顿打算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说：“他们是认真的。”

西格尔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谈话。他脑子里想象着一个场景：弗里曼坐在一条信息流的旁边，看着信息不断流过，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手拾起，就像是一只黑熊在捕食鲑鱼一样。然而，西格尔也在想：弗里曼是如何获悉科尼斯顿打算收购斯托勒的计划的呢？最后，西格尔向弗里曼问了这个问题。弗里曼回答说：“为科尼斯顿购买股票的人和我关系很好。”弗里曼没有提到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里甘的名字，詹姆斯·里甘是他原来在达特茅斯大学的同学，负责为科尼斯顿公司购买股票，而且他也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账户购买。只要斯托勒公司被卖出去，他们就可以收获巨额的利润。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建议威格顿和泰伯尔也买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尽管这可能是弗里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给斯托勒公司制造一种购买的压力，迫使它软化立场，考虑收购的建议。相反，西格尔立即想到，也许这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购了海湾石油公司之后，他就和该公司的总裁亨利·克拉维斯经常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听到了更多关于斯托勒公司的消息，并又查看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结果，他越来越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太好了，我们见面聊聊怎样？”西格尔立即又给斯托勒公司的投资银行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把KKR公司的意向讲了讲，然后他们又一起开会对同该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的商讨。当西格尔再给弗里曼打电话时，他吃惊地发现，弗里曼似乎对会上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到了他认为应该给KKR公司出示一些关于斯托勒公司的资料。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但是弗里曼根本就不在乎。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为高盛买进了7。4万多股股票。弗里曼的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也为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了大概近75万美元）。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代表KKR，于是他们商量起了有关的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还没有发出信号，表示欢迎友好的收购，而KKR也没有表示要进行恶意收购。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能发起恶意收购。他们还讨论了如何让恶意收购大战打响第一枪。他们谈论了发送“熊式拥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让KKR向斯托勒公司发送一封“胡萝卜加大棒”的收购书，提出友好收购，表示如果友好收购被拒绝，就将实施恶意收购。投资银行家和套利人之间经常就是这样交谈的，他们不用泄露任何机密计划就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的线索。

正如西格尔向弗里曼所保证的一样，KKR在4月19日提出了报价。第二天，让西格尔失望的是，斯托勒公司拒绝了报价，并向股东发了一封信，督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向西格尔保证说：“别担心，科尼斯顿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会向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的。”

（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来没有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他们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