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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周末，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忘乎所以了。他说他无法忍受这种悬念的折磨了，他必须明白：KKR是正打算发送“熊式拥抱”的信件吗？在前一天，克拉维斯已经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公司发送“熊式拥抱”的信件，这是措辞比较温和的“熊式拥抱”，被称为“玩具熊的抚摸”。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了弗里曼的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一次越过了法律的界线，也就违背了他以前的誓言。但是他感觉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也符合他的客户利益。弗里曼是斯托勒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可以帮助给斯托勒公司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该公司做出对KKR有利的行动。因此，西格尔回答说：“是的，KKR打算发送这封信。”

随后西格尔又去找KKR商量，他们又增购了一些认股权证，用来作为推动交易的催化剂。其后，西格尔跟弗里曼联系，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弗里曼有点儿不高兴了。他想要一个更高的出价。西格尔说：“这是底线了，我们不能再高了。”

KKR公司在4月22日修改了出价，接着，斯托勒公司威胁说要破坏他们的整个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公司的出价，并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重组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价值很难评估。弗里曼和里甘继续购买斯托勒的股票和期权，科尼斯顿公司也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争夺，以挫败斯托勒的资本重组计划，迫使该公司接受出价更高者的收购。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在斯托勒收购案上密切沟通，即使在它陷入了持久的代理权争夺时也依然如此。接着，在7月4日前后，有传言称另外一家公司也打算收购斯托勒公司。弗里曼提醒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宝贵的消息透露给了克拉维斯，而克拉维斯当时正在英国的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ast）发起了对斯托勒的收购。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问道：“KKR会与康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的。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泄露这个消息的。他给克拉维斯大致说过他和弗里曼联系的事，尽管克拉维斯从来没有赞同过泄露内幕消息的行为，但是他也认为对斯托勒施加压力对他很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的内幕消息了如指掌，就好像是这个公司的一员一样。

最后，在7月底，正当竞价交易达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时，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我已经用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斯托勒的股票。”（其实，西格尔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接着又问道，“我刚刚把8月的期权以90美元加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我做得对吗？”（出售期权是对最终价格不会超过某个特定水平的判断，在这一案例中，交易执行价是90美元，期权加价是2美元。）

西格尔知道KKR的最终秘密出价是多少。不管怎么说，弗里曼预测的价格很准确——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听起来不错啊。”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盛公司、弗里曼和他圈子里的朋友，如里甘、戈勒斯特和科尼斯顿合伙公司赚到了多少钱，但是他知道，这个利润非常大，因为他们手中是一笔联合在一起的资金，汇聚起来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布斯基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KKR非常高兴西格尔的表现。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斯托勒公司，尽管这个价格不低，但是斯托勒成为KKR最为成功的收购活动之一。

在这次交易之后，西格尔又一次感到弗里曼欠他一个人情，需要偿还。虽然西格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但是他决心和弗里曼停止消息交流的誓言已经被忘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从中断的地方接上了。弗里曼很快就开始慷慨地回报西格尔了。

弗里曼在高盛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地位，现在可以参与公司为一些重要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研讨会了，这些客户就包括联合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最近又成了布恩·皮肯斯的狙击目标，这起收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残酷的收购战，高盛负责帮助联合石油公司组织抵抗。高盛并购部的主管彼得·萨克斯每天都要同弗里曼协商此事，每次都要协商两三个小时。因而，弗里曼能够针对不同的应对方案提出富有远见的意见，从而为本部门的套利人员提供便利，这种交流似乎违背了公司的套利业务必须同其他业务相分离的规定，而且高盛根本都没有想到，弗里曼可能会向外界透露联合石油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透露了KKR收购斯托勒的详细计划之后不久，西格尔就提到他购买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说，这里会有“油水的”——这就意味着股东可以把股票变现，赚取利润——因此，西格尔让威格顿和泰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后来，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详细计划，该公司打算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此为主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西格尔立即督促威格顿和泰伯尔再次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关于联合石油公司的许多消息表明，在金融交易中，那些看似非常神秘的详细信息，对于一些久经沙场的投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项应对措施，联合石油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没有被收购的股票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这50%不包括皮肯斯手中的股票。这个计划在华尔街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会以此提起诉讼。西格尔当时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抵达机场就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他们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为了让电话记录上不会直接显示西格尔给弗里曼打过电话，西格尔打给了他的秘书，然后让秘书把电话转到了弗里曼的办公室。弗里曼说：“别担心，没关系的。我们（联合石油公司）无论如何都会以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购买股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必须将皮肯斯的股票包括在回购的股票之中，联合石油公司也会按照原订计划行动的（最后果然如此）。

听到这个消息后，西格尔立即挂断电话，然后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了过去。他建议立即采取一项策略，出售期权，以锁定不会被回购的那部分股票的利润。（威格顿和泰伯尔实际上购买的是股票期权，可以以固定的价格出售该公司的股票，这样就实施了同样的策略。）

西格尔放下电话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知道联合石油公司的战斗即将达到**，现在，他已经可以确保利用弗里曼的消息为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丰厚的利润。他将挽回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所有损失，并且还能有所赢利。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又将迎来一个丰收的年份，可能甚至比前一年的年景还要丰硕。德农西奥对他的压力也将缓和许多。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种感觉是他在同布斯基的交易中有时会感觉到的。

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误了飞机，后来设法搭乘别的航班返回纽约。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同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冲动，因此，他走进一个电话厅，不假思索就把电话拨到了德农西奥的家中，把一切都告诉了德农西奥，包括他给弗里曼打电话，以及如何让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策略锁定利润等。德农西奥似乎也很激动。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长者的赞扬所带来的温暖。

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回购战略很有成效。在对部分股票进行回购之后，所谓的按比例系数（即按照每个股东实际被回购的股票的比例）必须根据实际提交的股票总数来计算。弗里曼把这个秘密的比例告诉了西格尔，这样西格尔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基德尔·皮博迪最后的期权交易，这就像在瓮中捉鳖一样，稳赚不赔。弗里曼对西格尔说：“你们就等着拿钱吧。”他说的确实没错。

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在这一年中继续持续着，他们不断通电话，常常是一天两三次。他们在通话中并不是主要交流内幕消息。他们日益谈论一些在其他方面对双方都有利的信息，例如如何开发客户、如何强行促成交易、如何获得更高的售价从而赚取更多的服务费，以及如何为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这些信息对外界也都是秘密的。

内幕消息的交流也一直在持续。尽管界线有时比较模糊，但是当他们越线时，西格尔几乎总是非常清楚。他总是至少会感到担忧和愧疚。当国际控制公司（IionaltrolsCorporation）收购基德尔·皮博迪的客户纵横国际（Traional）时，西格尔把国际控制公司的详细计划透露给了弗里曼，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用自己子女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股票。当高盛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购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时，西格尔问弗里曼：“你认为这只股票（指通用食品）如何？”弗里曼回答说：“我看还行。”这就是说西格尔应该买进它，他也确实让威格顿和泰伯尔购买了。

弗里曼也把巴克斯特医疗器材公司（BaxterTavenolLaboratories）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AmeriHospitalSupply）的计划透露给了西格尔。1986年，R。H。梅西（R。H。Macy）在高盛的支持下进行杠杆收购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对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价的传言反应过强：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价，但是幅度比市场预测的要小。筹资工作是很安全的。

当布斯基给弗里曼打电话询问梅西公司的事宜时，弗里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证筹资工作会很安全。不管怎样，布斯基在高盛还有一个内线，可以了解梅西公司的收购信息，此人在高盛的不动产业务部工作。

这样的泄密活动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场的概念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不过，其他人在泄露消息时很少像西格尔和弗里曼这样清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并且，他们也不是泄露全部消息。同时，西格尔继续把给弗里曼透露消息看作为了客户利益这个“合理”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现得十分明了。这是一次杠杆收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尔同KKR合作的顶峰，也使得该公司功成名就，成为全美首屈一指从事杠杆收购的大腕，令人闻风丧胆。同时，这场交易也是涉及华尔街专业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为的一次交易。

比阿特丽斯是KKR的第一个“恶意”收购的公司。KKR总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协商进行收购，或者充当白衣骑士参与恶意收购战。然而，在比阿特丽斯一案中，KKR在西格尔的建议下，同比阿特丽斯的原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手合作，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加压力。如果比阿特丽斯拒绝KKR的收购，KKR就将强行收购，并将其现在的管理层淘汰，然后让凯利和他的团队入主该公司。这个计划导致KKR的资深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久之后杰罗姆·科尔伯格退出了这个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个“K”，即为K），他声称和其他合伙人（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的“理念不同”。

尽管科尔伯格有不同意见，但是这起交易仍然继续进行着。弗里曼很快就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积了大量比阿特丽斯的股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样和西格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每天都通话，但是西格尔不愿意再透露内幕消息了。有时，弗里曼似乎不用再从西格尔那里获取内幕消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维斯本人直接通电话。例如，在万圣节前，约翰·穆赫伦听说KKR收购比阿特丽斯的交易遇到问题后，将自己手中的股票抛售了14。在此之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告诉弗里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后他又说，“我们不会退出的。”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交流。几分钟后，弗里曼又买进了比阿特丽斯的6万股股票和几百份看涨期权。

比阿特丽斯的董事会最终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终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KKR从帮助自己安排融资工作的投资银行德崇公司获悉，他们无法按照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者重新调整融资计划。这个消息对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个消息是非常机密的，甚至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纽约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员，他显示了不可思议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抛售了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股票。当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在电话中谈及此事，随后弗里曼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拉维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手中的期权全部抛售出去。不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乐部”的成员——莫里斯·“巴尼”·拉斯克给弗里曼打电话说，KKR的收购活动遇到了麻烦。弗里曼转而又给西格尔打电话确认这个消息，但是西格尔无法确认，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西格尔非常吃惊，这些日子华尔街毫无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但是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融资工作出了问题。这只是证实了他的一种怀疑，即泄密者并非他一个人，这在华尔街上已经蔓延成灾了。西格尔给KKR公司打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

不一会儿，西格尔就给弗里曼回电话。他说：“你小子的鼻子够灵的啊。”说着，他也为自己的用词感到好笑。这些消息正是弗里曼所需要确认的。当天下午，弗里曼就抛售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10万股股票和3，000份期权（这表示可以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KKR的收购条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尔所确认的完全一致。尽管这些条款对股东不是那么有利，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丽斯公司几乎毫无选择，只能接受。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也随之下降。不管怎样，即使没有西格尔的帮忙，弗里曼也能从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上赚到丰厚的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避免了损失，并且让他的利润达到了最高。

因为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然而，1985年对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说，仍然是一个收益颇丰的年份。该部门的总收益，在扣除了高额的管理费和开支之后，仍然高达700万美元。由于他们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样的好业绩，公司里对他们的怀疑也无影无踪了。尽管人们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技能评价仍然很低，但是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们感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并购被宣布后投资套利而赚钱。事实上，他们可能真是这样。

但是，西格尔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套利实力的实情。就像吸毒一样，一次套利的成功总是会激发对下一次套利“行动”的渴望和焦虑，也产生了对内幕消息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对万无一失的激动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在压力逐渐增加时也是如此。西格尔知道他已经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时间已经到了1986年，在新的压力下，他能够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日益感到恐惧。

1985年年初，西格尔在产房外面等待着双胞胎诞生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纽约时报》，看到了一条德崇公司的证券发行公告，当时，该公司刚刚完成滨海公司对美国天然气资源公司的收购。西格尔心中暗想：“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这笔资金，就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他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崇，它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实力是基德尔·皮博迪永远也无法相媲美的。毫无疑问，在类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德崇公司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在这些交易中，西格尔作为克拉维斯的顾问出谋划策、献计献策、搜集信息，使得收购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只为他赚到了为数不多的顾问费。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了700万美元，而德崇则赚到了5，000万美元。其他的竞争对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强自己的资金基础和巨大影响力，而基德尔·皮博迪却仍然在守着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苦苦挣扎。西格尔感到他好像是一个人在支撑整个公司，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奖金的时候，他直接去见德农西奥，不过这次不是讨论自己的奖金问题。对于1985年的奖金，德农西奥已经根据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计算出来了，包括套利收益，给他的奖金是210万美元，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却很绝望。刊登在《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报道增加了他的担忧，基德尔·皮博迪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他向德农西奥乞求道：“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个人支撑整个公司啊。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一个人不可能为公司创造所有的利润和收益。”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认为基德尔·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同其他公司合并。德农西奥看起来既震惊又沮丧：同其他公司合并，基德尔·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他也没有权力决定公司的命运。西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能够使德农西奥面对现实。

西格尔同意和拉扎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温文儒雅的米歇尔·戴维·韦尔见面，他感觉有点儿鬼鬼祟祟的。他们相约在曼哈顿上东地区的凯雷酒店（CarlyleHotle）吃早餐。西格尔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韦尔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特色，声称这正是西格尔这样的明星投资银行家大显身手的地方，并提到了费利克斯·罗哈廷是如何在这里飞黄腾达的。

突然，西格尔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投行银行家，被指派同罗哈廷共同处理一项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成为另一个罗哈廷。可是后来，他却从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动，背离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创一种新生活，一种没有布斯基、弗里曼、威格顿或者德农西奥的生活，一种远离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并购界的声誉和名望，他可以随心所欲，无往不胜。当20世纪80年代，当华尔街的历史正在书写的时候，西格尔也想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