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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做完手术之后不久，他在纽约和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参与的人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和另外一名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廉斯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米尔肯辩护团队的其他律师。在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的有限进展之后，卡伯里反复强调，调查活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不愿意说太多的东西。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持续多久呢？”

卡伯里估计在起诉之前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威廉斯停顿了一下，看上去很忧郁。他说：“到那时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能快点儿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的下午，在离开西格尔的公寓之后，杜南匆忙赶到圣安德鲁斯广场同卡伯里和尼尔·卡图希罗开了一个会。卡图希罗是助理检察官，卡伯里指派他处理由西格尔的调查活动衍生出来的案子。由于泰伯尔显然已经觉察自己成了被秘密调查的目标，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行动，并想让西格尔在那个星期五出庭作证。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人都应该被逮捕，而不是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接受传讯或者允许他们前来自首。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时，弗里曼已经被传讯过，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任何合作的建议。不过，卡伯里已经从另外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紧张得都快要崩溃了”。泰伯尔刚刚被美林公司解雇，也非常脆弱。卡伯里认为，公开逮捕所产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屈服和坦白。他得出结论，华尔街上的人犯罪倾向不是很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声誉和面子。

卡伯里和卡图希罗到楼上同朱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了一番。卡伯里相信弗里曼肯定参与了交换内幕消息的非法活动。他不仅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并且还交换消息，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的破坏性更大。至于威格顿和泰伯尔，西格尔并没有说他们知道他和弗里曼之间密谋的事。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个消息源，并且卡伯里相信他们肯定知道西格尔在高盛公司有一个线人，这一点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门的交易模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卡伯里说：“让我们逮捕他们吧。”朱利安尼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可能会引发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常规的活动。他们从帕斯卡尔记录的西格尔的供词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然后让杜南签上名字，这样就有了得到逮捕证的依据。接着，杜南急匆匆地赶往泰伯尔位于上东区的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错了。泰伯尔在公寓大厅里被戴上了手铐并被搜身，然后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件上衣，然后在当晚被关在了大都会拘禁中心。检察官们希望他坦白和合作，但是泰伯尔没有服软。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忠诚。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但是他们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情况。华尔街是一个狭小、封闭的世界，里面的人都是靠金钱、互利和强烈的忠诚而驱动的。也许泰伯尔从来没有弄明白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泰伯尔在大都会拘禁中心被关一晚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似乎更增加了他的反抗决心。

第二天早上，下着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过金融区的高楼大厦，落到了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另外两名邮政稽查官来到百老汇大街高盛公司的总部大楼。杜南对大楼的一位保安说：“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惊慌失措的保安立即顺从地带着他们上楼。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29层，四周全是玻璃，距公司的大型交易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他站了起来，似乎非常震惊，他正在忙着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当天下午他计划出去度总统日的长周末，到落基山脉和家人滑雪。

杜南告诉弗里曼：“这是联邦逮捕证，现在，我要逮捕你。”弗里曼遵照杜南的指示，身子向前倾，把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搜身，把他口袋中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一言未发。这件事立即在交易大厅引发了一阵**，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给他在高盛公司内部的一位律师打个电话，那位律师匆忙地赶到交易大厅。然后，这位律师又给拉里·佩德威兹打了个电话。自从弗里曼因为布斯基一案被传讯后，佩德威兹就成了高盛公司的代理人。

佩德威兹曾经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和杜南是同事。杜南给他解释了一下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附近的地方进行搜查。接着，两位邮政稽查官押着弗里曼向电梯走去。一到大楼的大厅，他们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了下来，他在弗里曼的办公室里用绳子圈出一大片区域，然后开始仔细搜查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并把相关的文件都放到了硬纸箱里。

当这两位邮政稽查官押送着弗里曼走出高盛公司总部大楼时，另外一组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汉诺威广场上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正在18层的办公桌前忙碌，突然，他抬起头来，看到公司前台的一位女职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她说：“有位莫雷诺先生要见您。”

威格顿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安排任何约见。现在正是交易的高峰时刻，威格顿不打算放下手中的工作。他告诉前台女职员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他没有提前预约啊。”威格顿心想，可能又是找工作的人。大学毕业生都迫切希望在投资银行找到工作，有的人在华尔街上四处奔波，直接上门求职。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他一抬头，看到那个前台女职员又回来了。她面露焦虑的神色，说：“他们现在就要见你，他们说没有什么借口，必须接受。”威格顿认为这真是粗鲁至极，并且太不正常了，不过，他决定到大厅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大步来到电梯附近的大厅，前台女职员跟在他身后，有几步远。他看到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着。突然，他们拿出证件，声明他们是美国政府稽查官，接着开始宣读：“你被捕了。”威格顿就这样被捕了。这是开玩笑吗？其中一个人抓住威格顿的胳膊，一把扭到了背后，然后把他猛地推到了墙上。他们很快就对他搜了身，接着把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

然后，这两位执法人员押着威格顿，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来到他的办公室。目睹了这一过程的一位交易员立即给公司的总裁约翰·罗奇打电话。罗奇接到电话后匆忙赶了过来，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是公司的总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位执法人员解释说，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罪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然感到非常震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罗奇对执法人员说：“请等一下。”然后，他拿起电话，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打了个电话。罗奇向威格顿保证说：“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

执法人员打开威格顿的手铐，让他穿上外套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她焦虑地问道：“你还回家吃晚饭吗？”

“我不敢肯定。”他沉重地说。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办公室里的大部分交易员此刻都放下了电话，密切注视着威格顿办公室中的动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接着，两位执法人员又带着威格顿穿过交易大厅。当他走向电梯时，两个执法人员一边一个，看押着他。威格顿开始流泪，由于双手戴着手铐，他无法擦眼泪，任泪水顺着脸颊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稽查官办公室（西格尔也曾经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待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被分别带到了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庭审。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泰伯尔。泰伯尔看上去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开领短袖衬衫和一条卡其布裤子，脚蹬一双运动鞋。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顶尖人物，从来都没有给威格顿回过电话。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似乎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

这三个人的律师都倾向于怂恿他们与检察官对抗。在布斯基的事情被公开之后，由于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会受到牵连被卷入丑闻之中，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此人名叫斯坦利·阿金，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案件常常都由他负责。现在，阿金成了威格顿的代理律师。阿金喜欢和政府对抗。阿金还给泰伯尔推荐了一名律师，安德鲁·劳勒。正如米尔肯的案子一样，律师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的辩护团队——在这起由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的案子中——将会对事情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承担所有的律师费。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一直都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而现在这些交易却被指控有罪。高盛公司的代理律师佩德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伦做代理律师。柯伦以前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凯寿律师事务所（Kaye，Scholer，Fierma，Hays&Handler）的合伙人。在布斯基的认罪协议中提到弗里曼将被传讯之后，佩德威兹所在的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已经在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那些传票在高盛公司内部没有引起过度忧虑，而且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也表明弗里曼和高盛公司没有什么罪责，他们没有发现高盛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弗里曼三人是在2月12日星期四接受庭审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时分，审判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曼三人被捕的消息要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被指控的消息更具轰动性。虽然他们三个人在权力和影响上都无法和米尔肯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所在的公司——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却是华尔街上鼎鼎有名的大公司。虽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正在苦苦挣扎，但是高盛公司从总体上来说，可是能够号令华尔街的重要公司。这不是一个牵涉到暴发户或者贪婪新人的案件。以内幕交易罪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逮捕的方式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与逮捕莱文的情况不同，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的——泰伯尔是在自己公寓楼的大厅里，威格顿和弗里曼都是在公司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并且还引发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报道，例如有的报道说，平常温和无比的威格顿竟然用力击倒了一位执法人员，最后被戴上手铐后才服帖了。华尔街上的许多人都愤愤不平，他们的同行竟然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有许多人一再声称，朱利安尼一直都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并且总想往上爬，这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轰动效应。尽管逮捕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是听到这些指责的人全都信以为真。

到现在，华尔街上的人们都非常恐惧。说得客气一些，许多人都曾经在机密消息上不太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这次调查活动可能会朝哪里发展。他们害怕，证券法中的刑事条款——甚至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为技术性问题而不予考虑的方面，如严禁“寄存”的法令——可能真要执行了。现在，两家举国闻名的大公司也受到牵连，许多人认为政府的调查已经失去控制，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

这次庭审激发了更多的传言、猜测和妄想。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为“机密证人1号（tialSoure）”，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期间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职员，但是拒绝透露更为具体的情况，只是说CS。1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根据公开的指控，CS。1曾经在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时向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而弗里曼当时已经购买了大量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这些内幕消息“来决定在合适的价位出售认购股权”。指控还声称，弗里曼还在布恩·皮肯斯收购联合石油公司期间，将联合石油公司防御战略的关键消息通过电话透露给CS。1。CS。1反过来又把这些消息透露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这两个人利用这些消息对联合石油公司实施了复杂的交易战略，通过卖出期权非法获益。另外，牵涉到联合石油公司的指控尤其让高盛公司尴尬不已，因为该公司在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报中还突出强调了它为联合石油公司制定的防御战略。政府补充说，这种非法活动大概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牵涉到了“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庭审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逮捕行动只是“漫长而重要的调查活动”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崇公司、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以及其他一些知道自己被牵涉到此案但却没有被点名者的评论中，朱利安尼说：“如果他们还有常识和道德感的话，就应该站出来和政府合作，尽力帮助政府收拾这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