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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言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谈完，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当天下午，罗马诺来到了布斯基的办公室。罗马诺开始说：“你认为政府想跟你谈什么？”尽管穆拉迪恩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却开始连续不停地讲了起来。

他一上来就先解释了一番他以前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的事，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麻烦。”接着，他说：“我被卷入了德崇公司的事。”他讲述了他为布斯基做交易记录、核对账目以及比弗利山之行的情况。而且，他也告诉了罗马诺那530万美元的付款，以及3月21日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对他大吼大叫，说他几乎把德崇公司的融资计划破坏了。另外，他还讲了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来计算那笔付款的文件。

罗马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

穆拉迪恩说：“是的。”罗马诺看到一个可以很好地确证米尔肯非法行为的文件消失了。

第二天，罗马诺找到了卡伯里。卡伯里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地说穆拉迪恩在布斯基篡改和德崇公司非法交易记录上受到了牵连。罗马诺明白自己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穆拉迪恩昨天所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罗马诺问道：“穆拉迪恩怎样做才能帮你们呢？”

卡伯里列举了一些名字：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塞利格曼·哈里斯（布斯基在伦敦的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马诺回到穆拉迪恩的办公室，他们竭尽全力寻找有价值的东西。穆拉迪恩绞尽脑汁地回忆，最后他想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具体细节。他们仔细搜索了穆拉迪恩的文件，穆拉迪恩让罗马诺看了看他在布斯基的要求下重新做出的和德崇公司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所列举的其他目标，他没有任何发现。

当穆拉迪恩和卡伯里再次见面时，穆拉迪恩说他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卡伯里告诉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想让他接受一项重罪。穆拉迪恩听到后火冒三丈。

他激动地说：“我不是重罪犯，我从来没有从中拿过钱。”在他看来，他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华尔街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穆拉迪恩不想充当他所谓的“告密人”。但是罗马诺和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推迟指控穆拉迪恩或者要求他认罪，直到他合作为止。这样，他们就可以评估穆拉迪恩的表现。如果他们感觉他表现不好，他仍然应该接受重罪，那时他就必须接受。

当穆拉迪恩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同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见面时，他非常紧张。当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理”时，卡伯里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们这里都称呼姓氏，穆拉迪恩先生。”对穆拉迪恩来说，这次见面的阵势真不小，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来了5名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了8名律师。然而，慢慢地，他对合作产生了兴趣，向他们讲述了和德崇公司的安排，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当谈到3月21日的事情时，他有点儿犹豫，接着，律师们问他，当他因无意之中泄露那笔530万美元而差点儿破坏交易之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了什么？”其中一位律师问道。穆拉迪恩焦虑地看了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脏话了吗？”这位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想知道吗？”穆拉迪恩紧张地问道，害怕因冒犯别人而受到责备。穆拉迪恩说：“他说：‘你他妈的是个蠢货！’他反复地骂我。”

穆拉迪恩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对账表，这份冗长的材料成了调查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文件。但是，当布斯基改变主意之后，是他继续努力，在玛利亚·特明的合作下，根据他在文件中发现的一些残留记录，想方设法重建了底账。

穆拉迪恩很快就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们大都对金融市场和证券业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卖空或者期货买卖和期货承购（PutsandCalls）都不懂，更不要说布斯基和米尔肯为了实施他们的阴谋而采用的复杂、深奥的战略了。他们对会计工作也不太了解。

穆拉迪恩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给这些律师们讲述，然后仔细讲解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了数据是如何确证各种策略的。他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脚踏实地，朴实谦逊，渴望取悦他人。穆拉迪恩自己也逐渐明白并体谅到了布斯基打算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你对合作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也看到，如果布斯基撒谎的话，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很多人，包括他在内，都知道实情。

在穆拉迪恩披露的情况的支持下，政府很快就得到了德崇公司会计查尔斯·瑟恩纳以及唐纳德·巴斯勒的合作。这两个人的代理律师都是西摩·格雷恩泽，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是由彼得·弗莱明和阿瑟·利曼推荐的。从一开始，格雷恩泽就示意他的当事人，如果被问话，就援引《第五修正案》。

瑟恩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可能会因为他在非法交易中的作用而受到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和布斯基没有什么关系，对布斯基也无所谓忠诚，他可以确证布斯基的证词。瑟恩纳只是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巴斯勒被牵涉得更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德崇公司需要为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提供书面证据，称它是一笔投资银行服务费，当洛厄尔写完信后，需要有人签字，他碰巧遇到了巴斯勒，就强行让他签了字。

卡伯里感到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他可以从豁免权谈起，给予他们豁免权。如果他们想要豁免权，就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既然他们所说的话不会再用来指控他们，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开口了。

然而，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还是有点儿夸大其词。格雷恩泽在和米尔肯的律师团队谈话时总在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瑟恩纳和巴斯勒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牵连任何人的。同穆拉迪恩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瑟恩纳自愿提供的东西很少。同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在很多事情上都对手下人隐瞒着。米尔肯从来没有告诉瑟恩纳，他为什么让瑟恩纳做各种事情，因此，在确证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瑟恩纳在作证时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留账单。还有一次，他说米尔肯认为这些账单全都是“一堆废纸”。

瑟恩纳必须谨慎行事，在不说谎的前提下尽量少说。不止一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老实坦白的话，就会用伪证罪起诉他。桑德勒不断和格雷恩泽联系，格雷恩泽吹嘘说瑟恩纳没有给政府提供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却对瑟恩纳的证词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位不情愿的证人，但是他承认自己毁掉了用来计算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电脑磁盘。尽管他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受到了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得到了米尔肯的指示才这样做的。他也确认了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恩纳作证说，他是在米尔肯亲自指示下制定了那笔530万美元投资银行服务费的分配表，而这份文件正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十分倚重，用来说服德崇公司的律师相信米尔肯所说的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瑟恩纳无法根据自己的认识说明这种分配准确地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它可能会影响德崇公司对这份证据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到瑟恩纳了解情况，问他都告诉了政府什么情况时，格雷恩泽不让瑟恩纳说出大部分的回答。当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恩纳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米尔肯的律师要求瑟恩纳避免和政府真正合作，这对瑟恩纳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尽管瑟恩纳的证词似乎对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比弗利山分部继续保持沉默，这让柯宁感到非常担忧，这些人对传票上罗列的情况都有直接的了解。

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文章，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笔款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且指出：“这笔款子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之后才仓促开具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怀疑这笔大额款项缺乏单据时才开的。”柯宁和约瑟夫看到这篇报道后心烦意乱，在这件事情上，记者知道的情况似乎比他们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报道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米尔肯的阵营对此没有这样的疑虑，在德崇公司内部和其他任何愿意听的人面前，他们对媒体的报道都不屑一顾。威廉斯发现自己要不断提醒他们谨慎小心，甚至他自己对这一案件的控制也开始减弱。在1987年年初，威廉斯因癌症而动了手术，这使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没到应该考虑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并且他知道米尔肯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向利特秘密透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该案上可能会越来越强势，而不是越来越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