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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安的华尔街（第2页）

黑尔解释说，当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就指派他负责处理所谓的“避税寄存”交易，这使他非常担忧，因为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满不在乎。在一次由公司其他人员参与的会议上，伯克曼毫无顾虑地说：“国内税务局根本没有人力来分辨这些交易，也没有能力将它们弄清楚。”伯克曼指示黑尔先将一些证券卖出去，然后再以稍微不同的价格买回来，以此达到“掩盖”这种计划的目的。他还告诉黑尔把数量和价格记录下来，做成他所谓的“寄存清单”。

黑尔告诉贝尔德，当他不愿意执行这种计划时，他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并没有向检察官们提供关于里甘和弗里曼之间关系的情况，但是，他突然之间成为调查活动中最为意外的证人，给检察官们提供了更多可供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崇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获悉内情的参与者。并且，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叫莉萨·安·琼斯，她可能会确证黑尔所讲述的大部分情况，因为她常常帮纽伯格处理交易。此外，黑尔还披露了一个情况，关于寄存交易计划的谈话很有可能被无意之中录了音。黑尔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保持着一种录音制度的习惯，常常将公司交易员的谈话录制下来，尽管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管。这样的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常常是为了解决和客户之间关于命令和执行情况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决定，要在黑尔被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对他提供的信息迅速展开调查。幸运的是，他已经被解雇了，这就让他和以前的同事们疏远了很多，因此，他自己向别人透露他和政府合作的风险几乎没有了。然而，信息在辩护人律师之间的传播将会很快。检察官们尤其担心那些磁带。黑尔说，按照惯例他们一般在6个月之后销毁磁带，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知道黑尔泄露情况的话，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事上招致了负面报道，但是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再次实行强硬打击而有所畏惧。根据黑尔披露的情况，他们迅速获得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办公室的搜查证，理由是涉嫌偷税漏税，但是没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手段更加强硬，这可以从检察官们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从他们现在的行动中似乎可以看出，以前抓捕弗里曼等套利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检察官办公室过于严厉，相反，问题是他们还不够强硬，没有对嫌疑人产生震慑，迫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曾经办理过黑手党和毒品案的检察官，贝尔德明白，他的嫌疑目标明白什么是强力。在朱利安尼的批准下，贝尔德计划实施一次大搜查，同这次行动相比，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之后几个星期，也就是12月中旬的一天，几辆警车停在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座很不显眼的办公楼前，这座楼依稀看来像是殖民地时代的风格，这就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办公楼。圣诞节即将来临，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装饰一新，不远处就是普利斯顿大学的大门口，里面是宁静的校园。警车停稳后，50名联邦执法官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蜂拥进入电梯，然后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玻璃门冲进办公室。在出示了搜查证之后，他们纷纷进入各个办公室，而员工们全都惊呆了，恐慌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搜查完毕之前，任何人不准离开办公室。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都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搜查时，他们运走了300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就包含最为重要的东西——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还邀请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参与此案。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搜查的当天，杜南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然后驱车来到莉萨·琼斯的家。她住在洛杉矶北部一座现代风格的公寓楼里，当杜南到她家门口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

琼斯从14岁就离开了新泽西的家，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工作。她参加进修课程获得了高中文凭。现在，她只有25岁，年薪就已经达到了11。7万美元，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助理。琼斯在布鲁斯·纽伯格手下工作，而且她的办公地点距米尔肯只有一步之遥。琼斯每天早上5点半就来到办公室，整天的工作就是为纽伯格写指令，并发给不同的交易所。有时，她要同时接听3个电话。她工作非常努力，已经过上了一种舒适和安全的生活，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她属于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和提拔的人。

杜南按响了琼斯家的门铃，琼斯打开门。她身材矮小，深褐色卷发。杜南礼貌地问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并且说带给了她一份联邦传票。琼斯请杜南进屋，杜南迅速简要讲述了德崇公司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且表示他已经对相关的情况有所了解。一开始，两人的谈话还很顺利，琼斯坦白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接着，杜南谈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们在为他们做寄存交易吗？”杜南问道。

“是的。”琼斯犹犹豫豫地回答说。

“是为了避税吗？”杜南继续问道。琼斯突然之间好像有点儿惴惴不安。

“不，不是。”她开始说，但是，接着她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和律师谈话。”杜南叹了一口气，但是他没有逼迫她说。

“我们一直都希望你会愿意在这次调查中同我们合作。”杜南遗憾地说。他把大陪审团的传票交给她，然后离开了。琼斯突然害怕家中电话被窃听了，她立即找到一个投币电话，给她唯一认识的律师打电话。

回到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人员开始分类整理查获的资料，并检查磁带的内容。许多都是日常事务，对政府没有什么用。但是，卡图希罗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显然是由于涉及与一个客户的纠纷，1984年12月有几天的录音资料没有被销毁。当他听这些录音时，其中几段谈话让他激动万分。他立即把贝尔德叫了过来。

很快，他们就把20多段谈话转录到了一盘磁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德崇和米尔肯案的检察官们都召集过来，一起听这些录音。听完后，他们全都异常兴奋，就好像这些密谋正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展开一样。这些重要的录音谈话，大部分发生在纽伯格和查尔斯·扎尔热茨基之间。扎尔热茨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高级合伙人。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录音中发现了一段可以证明德崇公司的卡里·穆尔塔什有罪的证据。很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由他负责处理相关事务。这可能成为击垮穆尔塔什的确凿证据，因为他一直在顽固抵抗，拒绝和政府合作。

负责德崇公司一案的检察官约翰·卡罗尔那天因感染流感而在家休假，同事们禁不住也给他打电话通报了这个幸运的发现，他们甚至还把录音通过电话放给他听。

在其中一段录音中，里甘和纽伯格因为寄存股票的“存放”成本发生了口角。纽伯格说：“我已经为你存放了许多股票，万一你没有变现的话，我会一直都向你收取存放费的。”

里甘回答说：“我也为你存放了股票。”他的话似乎清楚地承认，德崇公司的股票寄存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也是自从撤诉以来6个月内检察官们所取得的最大突破。这些录音带是违法活动的铁证，所暴露的问题比黑尔讲述的还要多。除了涉及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寄存股票避税外，这些谈话还披露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遵照德崇公司的要求为它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的问题。它在1985年曾经寄存过美泰玩具公司的股票，并实行了操纵股价的计划。这些录音带显示，德崇公司曾经利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操纵一只场外交易的股票的价格。这就是。B。公司，它是一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当时德崇公司正在为它承销证券。检察官们心想：如果这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和德崇公司在任意几天内就做成的交易，那么这两家公司可能还犯过其他什么罪行呢？贝尔德立即意识到，只凭这些录音资料就可能给德崇公司定罪。弗雷德·约瑟夫反复说他想要公司违法的证据——现在，他可以亲自来听听这些录音。

但是，在所有对话的录音中，有两段给检察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段之所以引人注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作为证据的价值（若单独拿出来，它们不能指控任何犯罪活动），并且还因为它们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尔街上的一种流行心态。

在第一个对话中，是弗里曼和扎尔热茨基在交谈。弗里曼用一种留恋的语气告诉扎尔热茨基，他最近刚刚去了一趟大西洋城，并且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但是现在他不喜欢这些了。他说：“这不再有意思了，我想可能是我在这一行干得太久了吧。我习惯于具备优势。”在第二个对话中，扎尔热茨基和比弗利山分部的纽伯格在交谈。在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起虚假交易之后，纽伯格对扎尔热茨基说：“你是一个大骗子啊。”

扎尔热茨基回应说：“是你教的我啊，大哥。嘿，听着，笨蛋……”

纽伯格打断了他的话，嘲讽地笑着说：“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

尽管丑闻不断爆出，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仍然在继续。1986年5月12日，莱文被捕的那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1，800点。很少有人能从一个不知名的投资银行家的被捕中看到不祥的征兆。到11月，当布斯基接受认罪时，道琼斯指数已经接近1，900点。在经历了最初的震**（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业务方面）之后，股市重新恢复了攀升的势头。弗里曼、米尔肯和高盛公司以及德崇公司的抵抗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消除了投资者的顾虑，让他们认为兼并狂潮的发动机将会继续运转。

德崇公司全力支撑着让人们继续保持这种印象。尽管笼罩在政府调查的阴影下，但是该公司仍然能够继续利用客户的忠诚维持自己的业务和市场份额，甚至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德崇公司可能是华尔街上独一无二的一家公司，因为它能够抵御对其业务合法性的攻击。毕竟，当它的许多大客户，如波斯纳等，遇到麻烦而无人愿意支援时，是它站出来支持它们的。现在，该轮到它们帮助德崇公司了。

这些客户们纷纷做出了反应。尽管德崇公司随时都可能被指控或者被提起诉讼，但是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崇公司的客户给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合作；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客户都会像米尔肯一样和政府大胆对抗。考虑到米尔肯对许多客户仍然有着控制能力，这些客户别无选择。

然而，德崇公司的新业务却受到了影响。该公司失去了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了购买世贸中心7号楼作为自己办公楼的计划，它憎恨的对手所罗门兄弟公司买到了这座大楼。德崇公司支持的恶意收购的报价也失去了其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了对吉列公司的收购，伊坎收购USX公司的失败被看作德崇公司的失败。但是，德崇公司迫切希望与恶意收购中备受争议的角色拉开距离。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一起恶意收购活动。

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被披露之后，约瑟夫就聘请了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Gotshal&Manges）的高级合伙人伊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律师事务所是纽约一家著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迅速得出结论：约瑟夫个人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来说，他提醒约瑟夫，米尔肯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佳的策略就是从德崇公司辞职。约瑟夫听到这个建议后大吃一惊。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他坚持向米尔斯坦说，米尔肯非常富有，这样一个人堕落到犯罪是无稽之谈。

在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约瑟夫似乎决定把他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的身上。甚至早在布斯基的丑闻公开之前，约瑟夫就希望G。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所率领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银行集团可以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小组，从而和米尔肯的西海岸小组相抗衡。但是，这个希望却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持要把唐纳德·恩格尔召回来，以重新恢复德崇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格尔对米尔肯极为忠诚，因为道德缺失而被约瑟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