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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突破米尔肯阵营（第3页）

有些顾问提醒米尔肯，他们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做宣传，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且说这本书即使出版了也可能没什么人会看的。（利勒尔向他保证说：“美国人都不喜欢读书的。”）他们还提醒他，他曾经拒绝接受布鲁克的采访，因此他的意见没有被反映出来，这并不能全都怪她。米尔肯对这些全都置之不理。他要让这本书销声匿迹，最好是在它出版前就夭折。尽管利曼和罗宾逊都对米尔肯的想法满腹疑虑，但是他们都表示支持他。利曼在过去曾经成功地打过图书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佩利传记的那场官司。于是，米尔肯的团队开始针对布鲁克和她的书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诋毁运动，全然不顾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的销售产生积极的影响。

罗宾逊公司给这本书挑刺儿的几位工作人员后来被称为“真相小队”。他们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企图诋毁这本书。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要证明布鲁克一书中的错误越来越困难了。例如，尽管米尔肯坚持声称他的一些客户从来没有称他为“垃圾债券大王”，但是他的客户实际上这样说过，甚至试图证明此事有误的罗宾逊公司的员工在谈话中也这样说过。不过，他们都非常小心，竭力不让米尔肯注意此事。因此，勘误表只好用一些明显是微不足道的所谓不准确的东西来填充。

这并没有让米尔肯有任何犹豫。虽然诋毁这本书准确性和公正性的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想阻止这本书。利曼给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打电话，说这本书对米尔肯“十分有害”，如果出版了，米尔肯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利曼命令道：“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止它的出版。要么和该书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联系，要么上法庭。”柯宁听到这个要求后大吃一惊，利曼当然知道，要预先对媒体实施限制只有在极其罕见和迫切的情况下才会被批准。

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同柯宁一起劝告利曼，说他们绝对不能去说服法官禁止该书的出版。利曼似乎非常恼怒，他威胁说要告诉约瑟夫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不支持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然而，柯宁等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利曼说：“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到。”他再次声称应该首先满足米尔肯的愿望。

柯宁劝告约瑟夫，认为这种诉讼会伤害德崇公司。约瑟夫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也是利曼把米尔肯的利益置于德崇公司利益之上的又一个例子。约瑟夫认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尽管利曼这样说和做，但是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却不愿意自己提起这样的诉讼。在这一方面，利曼真是绝顶精明。

最后，这场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收效。《捕食者大会》一书按照预期出版了。书评者们困惑不已，他们不是事实调查员。在事实面前，米尔肯所声称的许多情况都“不能使人信服”。这场运动反而为这本书做了一次出版前的巨大宣传活动，包括《华尔街日报》都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此书的文章。

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曾经提醒检察官们，他可能活不到米尔肯调查活动的结束。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正在同癌症进行最后的搏斗。罗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已经身患重病。有一次，在去证券交易委员会开会时，威廉斯对利特说：“最好你来讲吧。”利特听了大吃一惊，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威廉斯主讲。当他们抵达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的走廊时，威廉斯几乎快要走不动了。

当米尔肯到国会出席听证会时，威廉斯勉强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是，他的脸色仍然苍白憔悴。不过，这是威廉斯最后一次代表米尔肯公开露面，四个月后的8月13日，他溘然长逝。米尔肯飞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在葬礼上，他掩面而泣，痛心不已。

1988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布鲁斯·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邀请莉萨·琼斯和她的新律师布赖恩·奥尼尔一同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到了之后，检察官们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打开录音机，播放录音带。他们看着琼斯和她律师们的反应。这是琼斯第一次听到自己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黑尔安排非法交易的谈话。她被吓得脸色煞白。

在会见后，奥尼尔立即给政府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这些录音帮助琼斯“恢复”了记忆。考虑到对她的豁免规定，她现在愿意承认参与了这些交易，并且同黑尔谈过此事。检察官们对此事丝毫不感到奇怪。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琼斯继续拒绝承认除录音带之外的任何事情。她以前撒过谎，很显然，她还在撒谎。检察官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伪证是一种威胁司法程序的严重犯罪活动，这种信息必须传递出去。尽管琼斯很年轻，尽管她早年的生活非常艰辛，尽管她在德崇公司并不是身居高位，但是她的豁免权还是被撤销了。

同时，检察官们还加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施加压力。贝尔德披露政府准备要求大陪审团用RICO法案提起诉讼。这是该法案第一次被用来起诉证券公司的人员。

RICO法案是政府可以用在案件中的最为严厉的法律武器。该法案于1970年生效，主要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该法案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如果犯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重罪，并且几项罪名之间表现出一定“模式”的相互关联性，那么就可以被指控为欺诈。该法案对违法者施以重罚，包括长达20年的刑期，并没收全部财产和非法收入。RICO法案有一个对应的民事条款，允许私人原告提起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尽管RICO法案的指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这种威胁对潜在的被告却没有太大的影响。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只是一个外壳，是无数相互关联的实体之一，它的资产可以轻松地通过合伙关系转走，使公司瓦解。詹姆斯·里甘仍然大胆对抗，而他的律师西奥多·威尔斯也抨击政府企图用RICO法案“威胁”他的当事人，坚持说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决心和政府对抗到底。他说：“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在一个更大的棋盘上下棋，而里甘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双方企图达成协议的最后努力毫无结果。8月4日，大陪审团以伪证罪起诉莉萨·琼斯，以欺诈罪起诉里甘、扎尔热茨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其他主要当事人以及德雷克塞尔公司的纽伯格。政府为时两年半的调查活动终于提起了第一起诉讼，一场可能的持久战拉开了帷幕。

使米尔肯核心圈内人士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中，被告人名单上没有卡里·穆尔塔什。

和纽伯格一样，穆尔塔什也出现在了录音带中。他曾经强烈抗议检察官们把他作为调查目标，他认为这不公平，因为在录音当天他只是临时替纽伯格做交易。但是，没有一个检察官认为这种说法有说服力。确实，就在起诉前一天，穆尔塔什接到了通知，他也被包括在了起诉名单中。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面临两项指控：一项是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另一项是他同米尔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检察官们认为穆尔塔什只是米尔肯圈子中意志最为薄弱的人，这种看法确实很准，因为穆尔塔什已经开始动摇了。当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来到华盛顿辩护律师里德·温加滕的办公室，说想聘请他做代理律师，取代他当时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斯蒂尔曼是他在米尔肯阵营的建议下聘请的。穆尔塔什说他担心斯蒂尔曼可能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了。温加滕劝阻穆尔塔什不要这样做，说他知道斯蒂尔曼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但是，穆尔塔什坚持说：“我想独立聘请一位律师。”

温加滕接手了这个案子，他立即发现米尔肯辩护律师团队非常傲慢。不久，温加滕就开始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洽谈，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朱利安尼希望穆尔塔什接受两项重罪。不过，洽谈是建设性的。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起诉的前夕，温加滕设法说服政府把穆尔塔什的名字暂时删掉。穆尔塔什愿意合作。接着，政府可以评估他的合作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求他认罪。这种安排同政府和穆拉迪恩的律师达成的协议类似。检察官们同意了这个协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信任温加滕。

尽管穆尔塔什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证人，但是他在8月开始向政府坦白交代。他供出了自己在那笔530万美元付款中的所作所为，确证了布斯基的证词，另外他还叙述了在布斯基出事之后他曾经被召唤到比弗利山以及同米尔肯见面的情况。他也供述了一些关于瑟恩纳的很有价值的信息。瑟恩纳是米尔肯的会计，他也参与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事情，然而他却不愿意作证。现在，政府从穆尔塔什的供述中得到了更多的证词。

当吉姆·达尔在比弗利山的公寓门前背着包掏钥匙时，他听到了屋里的电话铃声。这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达尔刚刚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海滩度假归来，那个地方离他的家乡不远，他经常到那里度假。他的皮肤比往常更黑，头发也更黄。度假后，他感觉重新恢复了活力。当达尔走进屋子时，电话铃声还在响着，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电话是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鲍勃·利特打来的。这个电话把达尔的好心情完全搅乱了。利特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这里有你一封信，你成了调查目标。我非常震惊。”

达尔更为震惊。利特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曾经审查过达尔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并得出结论，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断向他保证说米尔肯是调查目标，而他不是。利特和威廉斯以前也曾经提醒过他，说政府可能会企图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面临指控。

前景非常可怕，达尔确实很担心。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按照米尔肯的指示，达尔都会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进行寄存交易，为该银行制造虚假税收亏损，从而帮它偷税。斯皮格尔是米尔肯的朋友，也是他最为忠实的客户和垃圾债券的买主。达尔基本上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比弗利山办公室也没有专门把这些交易定为保密交易。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账本，上面记载着同哥伦比亚银行寄存交易的情况。现在，这个账本已经记载了5年的非法交易，是他们被指控违法的书面证据。很有可能比弗利山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一直在干这些事。

自从调查活动开始以来，达尔第一次怀疑他的律师真正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他的？还是米尔肯的？达尔一直都自愿保护米尔肯，米尔肯也会这样保护达尔吗？他不敢肯定。

达尔一挂断电话，就给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好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位朋友名叫史蒂夫·安德鲁斯，是一位法官的儿子，是个律师，身材高大魁梧。他和达尔以前曾经是佛罗里达州兄弟会的成员，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做律师。尽管安德鲁斯并不是证券业的律师，但是他也了解这一领域。他从纽约大学获得了税务学位，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证券公司做过负责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远离曼哈顿、华盛顿和比弗利山这个三角地带及米尔肯的世界，对事情会有更清醒的判断。达尔感到他可以信赖安德鲁斯。

达尔接着又给利特打去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要再聘请一位律师，一位不是同时在为米尔肯做代理的律师。利特立即明白了达尔自己聘请律师的潜在重要性。他坚持说达尔不需要再聘请律师，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对他们都会更好。这次，尤其是因为没有了威廉斯来确证这些信息，达尔没有被说服。而且，这种战略并没有让他避免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

利特想拖住他，说他要为达尔可能考虑的律师人选列出一个单子。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列单子，好像希望达尔改变主意。因此，达尔给卡尔·林德纳打了一个电话，林德纳是他主要的债券客户之一。林德纳推荐达尔聘请他的律师彼得·菲什拜因，菲什拜因是纽约凯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个事务所就是为弗里曼做代理的那一家。直到达尔告诉利特他打算聘请菲什拜因时，利特才给他罗列出了达尔应该考虑聘请的律师名单。一点儿也不奇怪，上面罗列的律师全都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包括那些已经在代理唐纳德·恩格尔和米尔肯的客户弗雷德·卡尔的那些律师。达尔和这些人见面谈了谈，但是，他对他们的忠诚更为怀疑。最后，他还是决定聘请菲什拜因做他的律师。

菲什拜因和安德鲁斯立即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同达尔见面。两位律师都很担心他们当事人所做的交易可能暴露。他们认为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斯皮格尔也会被调查，考虑到他和米尔肯的关系密切，他们担心斯皮格尔可能会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协议之前攻击达尔，并把他牵连进去，把这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达尔不相信斯皮格尔会保护他。

达尔对米尔肯的信心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当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们最后审查政府的质询信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上面没有提到达尔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之间的交易。相反，上面提到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包含的一系列同布斯基之间的股票交易——这些交易是资金偿还计划的一部分，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达到了顶峰。达尔想不起来这些交易了，他认为这很奇怪，因为达尔只是处理和布斯基之间的债券交易，从来都没有做过股票交易。这些交易都是由米尔肯亲自处理的。

进一步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交易票据上的笔迹实际上都不是达尔的。根据交易单据上面的日期，有两次交易发生时达尔甚至都不在比弗利山。其中一张单据的下面写着“M。M。”。达尔一看到这些单据，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尔肯让达尔的交易助理将这些交易输入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达尔断定，政府找错了人，他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牵涉进这些交易。他确信米尔肯会支持他的说法。

一个星期后，利特把米尔肯的答复告诉了达尔：米尔肯拒绝写宣誓书，也不承认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达尔的交易助理也说想不起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为他作证。达尔非常震惊，他大喊道：“迈克尔知道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迈克尔做的这些交易。告诉政府，去问问布斯基是谁做的这些交易。”

利特回答说他无权要求政府去讯问证人。利特再次坚持说：“如果你保持沉默，并且坚持到底的话，问题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他也强烈要求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不要再向政府说达尔是否做过这些可疑交易的事。

由于达尔明显动摇了，米尔肯阵营加紧对他施加压力。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了一边，然后告诉他，安德鲁斯不安好心，净给他出坏主意，他应该再换一个律师。达尔拒绝了，他说他信任安德鲁斯，想继续聘请他。接着，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了试别的策略，他们建议安德鲁斯搬到比弗利山办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楼里同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且暗示这将会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安德鲁斯明白，他们是在企图收买他，因此他严词回绝了。

由于安德鲁斯和菲什拜因没有忠于米尔肯利益的任何义务，因此他们建议达尔尽快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对达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他感到米尔肯背叛了他，拒绝承认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祸于他，但是，他不想伤害米尔肯。毕竟，是米尔肯让他的财富数倍于百万富翁。不过，达尔不想去坐牢，或者为他并没有做过的事而遭起诉。达尔不想让斯皮格尔抢先一步，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将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他的新律师们同政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