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约瑟夫误解了德崇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培育了一种思想观念,即公司只是为个人谋利的工具。这种观念在米尔肯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当约瑟夫要求他的明星业务员们少领一些现金奖金时,布莱克和他的同盟者们立即起来抗议。最后,约瑟夫劝说布莱克接受了一些优先股,不过,他们因具体的数量而吵翻了天。基西克要顺从多了,他想法让比弗利山的人员都同意了。约瑟夫把自己2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都换成了优先股。尽管如此,平均下来,他只能说服员工们把18%的奖金换成优先股。公司只节省了6,400万美元的现金,而它急需的资金超过了2亿美元。
随着1990年的开始,德崇公司的问题更为明显,短期借贷人拒绝再向它提供贷款,公司也不能再出售短期商业票据。因此,当以前的短期贷款到期时,它只好用自己日渐减少的资金来支付,不能通过融资的方式缓解债务。到1990年2月,德崇公司仅仅用于支付商业票据的资金就高达5。75亿美元。
约瑟夫相信公司仍然有1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是积压在了滞销的垃圾债券投资上和杠杆收购业务的股本权益上。他开始计划某种形式的资金注入,也许是通过整体出售公司最好的杠杆收购业务的股份,也可能是从它所控制的经纪券商分公司向控股公司转移3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这条路也被堵死了。2月9日星期五,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通知德崇公司,不允许它削减它所控制的分公司的资金。约瑟夫非常震惊——他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允许在从通用电气公司获得资金注入之前的资金量远远低于监管所需的最低资金量。但是,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得到了通用电气的许诺。监管人员认为约瑟夫的筹资计划简直就是在做白日梦,他们对该公司资产的评估远远低于公司自己的评估。又一次,约瑟夫低估了公司顽固抵抗和认罪所带来的危害。同德崇公司不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政府合作了。没有人愿意为德崇公司提供优惠待遇,甚至都没有人暗示这样做。
当天晚上11点左右,约瑟夫又给科里根打电话。难道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会帮这个忙吗?科里根说他是不会告诉约瑟夫该怎么办的,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直接与这些银行的高管们谈。”约瑟夫似乎要抓住一根稻草,他认为这暗示科里根已经向他们施加了压力。
他立即开始打电话,但是却一无所获。当他催问这些银行的负责人,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鼓励他们帮助德崇公司时,他没有得到什么令人鼓舞的答复。逐渐地,他意识到,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事。
现在,约瑟夫简直要疯了,他又给科里根打电话,已经是午夜时分了。约瑟夫问道:“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些银行什么都没做。”
科里根叹了口气,然后回答说:“我给财政部打个电话问问,恐怕我们的日程不同啊。”
约瑟夫知道他的末日快要到了。财政部长不是别人,正是狄龙·里德公司的前总裁尼古拉斯·布雷迪。约瑟夫相信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德崇公司的,因为该公司曾经支持对联合石油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而狄龙·里德公司正好是联合石油公司的最大客户之一。
凌晨1点,科里根给约瑟夫回了电话。他们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主席理查德·布里登开了个电话会议,科里根对约瑟夫说,他们也代表财政部长布雷迪说话。科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科里根补充说,如果德崇公司自愿进入破产程序,那么政府不会插手,也不会控制该公司和清算它的剩余资产。他们让约瑟夫在早上7点之前答复。
早上6点,约瑟夫匆忙召开了紧急董事会议。他告诉那些忧郁和绝望的董事们:“四大最有影响力的监管者——财政部的布雷迪、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科里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里登和证券交易所的费伦——建议我们关门停业。”
约瑟夫意识到,他和董事会在过去三年所争取的一切及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所努力打造的一切,现在全都要灰飞烟灭了。德崇公司的认罪让公司苟延残喘了一年,但是米尔肯——这个曾经塑造了德崇公司的人,最终也毁掉了这个公司。
1990年春天,莱文、西格尔、布斯基、弗里曼、里甘,甚至伟大的德崇公司全都从华尔街上消失了,但是米尔肯却比他们支撑得更长久。
负责米尔肯一案的两位政府高官也已经离开。在前一年的夏天,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布鲁斯·贝尔德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里·林奇分别在弗里曼认罪和德崇公司同政府达成协议后宣布辞职。
这两人已精疲力竭,尤其是林奇,自从四年前对罗伊银行的调查开始以来,他一直全身心地扑在案子上。这两人都遭受过势力强大的对手所实施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公开攻击。他们长期领着政府的低薪,但是却尽心尽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接替他们的人已经到位,他们就要转为私人开业了,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机。
尽管他们最大的目标米尔肯仍然逍遥法外,但是他们知道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情况:米尔肯已经屈服了,他的律师们现在又在寻求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迟早,他都会被定罪的。这个案子已经快要定案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没有公开炫耀,而是悄悄地退了出来,把案子留给了继任者。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贝尔德的继任者是约翰·卡罗尔、杰斯·法德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林奇的继任者是艾伦·科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约翰·斯图克同意留下来完成该案的后续工作,尽管他没有被考虑晋升为执法处的主任,填补林奇离开所造成的空缺。
米尔肯的公关团队仍然在继续宣传。罗宾逊公司的员工按照米尔肯的要求将出版一本书,该书主要讲述依靠米尔肯垃圾债券成功的公司的故事。但是,该书的执笔人每写完一个公司,如英格索尔通信公司,该公司就威胁着要拖欠债务了。甚至利勒尔也对这项计划绝望了。
米尔肯团队的绝望也许可以从他们对一封信的处理方式得到最好的体现。这是隆波克监狱的一名犯人写来的,他和布斯基同住一室。这封信同时寄给了利曼和托马斯·普西奥(穆赫伦的律师,布鲁克林的前检察官)。这封信耸人听闻地声称布斯基曾经贿赂狱警,从而得到批准在监狱中拥有一名男性情人,并且还和狱中的其他囚犯发生性关系,他还让狱警把其他女人送进监狱,寻欢作乐。尽管这封信是由一名重罪犯所写的,但是信中所披露的情况激起了利曼的兴趣,他认为也许可以再次提审布斯基(此时,布斯基仍然在期盼成为政府的明星证人),因此,他给普西奥打了个电话。普西奥认为指控布斯基的性取向或者乱性行为同当前的案子没有什么关联,并且他也对信中所描述情况的准确性表示质疑,但是利曼却对他的反对置之不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不惜花费重金聘请洛杉矶的一家侦探公司对这封信进行调查。他们不惜花费巨资查清一切。普西奥也竭力独立查清信件的真实性。可以预见,这些指控都不会被证实的。
尽管要接受六项重罪,米尔肯仍然可能会被判处近30年的徒刑(在审判中可能还会随着问题的暴露而增加更多的重罪),但是米尔肯的律师们把他可能接受的刑期减到了最低。利曼召集米尔肯的律师们开会,包括弗鲁门鲍姆、桑德勒、阿姆斯特朗和利特,并且让每位律师估计,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并定罪,在接受六项重罪后,可能的刑期是多长。除了利特和弗鲁门鲍姆之外,最保守的估计是,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并定罪的话,刑期为1年。弗鲁门鲍姆估计是5年。利特的估计最为引人注目,他说如果米尔肯被审判,可能会被判处15~20年的监禁,如果他同意认罪的话,可能会被判到3~10年。利特咕哝着说:“他的刑期绝不会比布斯基的短。”
认罪协议谈判同去年一样艰苦和棘手。利曼和弗鲁门鲍姆同卡罗尔和法德拉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他们不得不让另外一名律师参与进来,此人名叫史蒂夫·考夫曼,专门负责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联络工作。谈判从1989年秋到1990年春一直处于僵局,甚至米尔肯的世界崩溃时也没有打破这种状态。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检察官们同意不再起诉洛厄尔,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他有罪。检察官们还允许对米尔肯的审问,也就是他的“合作”,在他被判刑之后再开始。放弃对洛厄尔的起诉对检察官们来说是一个最困难的决定。很显然,洛厄尔是米尔肯的中流砥柱,一直在忠实地执行米尔肯的各项计划。
至于合作,如果被告仍然打算对抗,那合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从米尔肯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还要对抗。但是,检察官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方式,他们同意米尔肯的认罪协议继续有效,即使他在合作阶段仍然撒谎。相比而言,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就没有这么宽大,如果他们说谎,认罪协议就会被“废除”,这样他们的供述本身就比米尔肯的更为可信。
作为回报,检察官们得到了一个对他们非常重要的让步:米尔肯公开承认他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们不能让米尔肯声称虽败犹荣。
卡罗尔和法德拉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六项重罪,6亿美元的罚款,不指控洛厄尔,宣判之后再合作。他们给米尔肯规定了最后期限,4月20日星期五下午3点。4月19日的晚上,当利勒尔和罗宾逊一脸严肃地到密室中协商时,罗宾逊公司的员工们知道即将发生一些事情。桑德勒一直都无法接受米尔肯的认罪协议,因此,他极为震惊。
米尔肯又在家同妻子洛丽密商。自从早上很早他们就开始协商,没有接过任何电话。她建议他坚持说是无辜的,他的弟弟洛厄尔告诉他不要为了自己去认罪,他的母亲也告诉他不要妥协。
利曼、弗鲁门鲍姆、利特、桑德勒和米尔肯的其他律师都来到纽约利曼办公室旁边的大会议室,等待电话。只有利特建议接受认罪协议,但是在私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米尔肯无法在审判中撑过去。近来,米尔肯被从交易台上赶走之后,似乎成了一个潦倒绝望的人。
在下午3点之前,卡罗尔和法德拉来到了科恩的办公室,坐在四年多前莱文被搜身的那个桌子前,一起等待电话。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开始一起协商召集大陪审团对米尔肯的新起诉进行投票表决。
最后,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终于响了。利曼拿起办公室的电话,其他律师也拿起分机接听。米尔肯做出了决定,他说:“我接受协议。”他的声音很平静。
利曼立即给圣安德鲁斯广场打电话。科恩按下了免提键,这样卡罗尔和法德拉也能听见。利曼开始说道:“他同意认罪。”检察官们几乎没有听他后面说什么,已经结束了。卡罗尔和法德拉高兴得跳了起来,互相拥抱以示庆贺,他们很少采用这种方式表达感情。
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24日,数百人聚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最大的审判庭,大楼外面聚集了更多的人,电视摄像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门前宽阔的台阶。米尔肯坐着黑色轿车来了,和上次不同,他没有走后门,而是从正门的台阶进入了法庭,警察竭力阻止人群往前挤。米尔肯看起来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似乎消瘦了不少。
法庭里弥漫着一股重逢的气氛。里面挤满了米尔肯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家人和唐纳德·恩格尔。恩格尔还召集以前的同事和客户们来给米尔肯打气。此外,一大批为此案呕心沥血的律师们也来了。记者们更多,他们甚至挤到了陪审团的席上。许多人都互相认识,毕竟他们追踪报道这起丑闻已经四年多了。
法官金巴·伍德对米尔肯说,如果他雇不起律师的话,法庭可以给他指定一个。听到这句话时,有人笑了起来。接着,气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因为米尔肯开始读一份详细的供述,承认六项重罪:与布斯基的阴谋活动;在菲施巴赫公司的交易中帮助和怂恿出具虚假报告;帮助和怂恿逃避净资本的管理规定;隐藏MCA股票的所有权,实施证券欺诈;用邮件欺骗芬斯伯里基金会的投资者;帮助大卫·所罗门提交虚假的报税表,实行逃税计划。
“我认识到,我的行为伤害了那些同我关系最为亲密的人。”说着,他哽咽起来,“我真心感到抱歉……”说着,他突然开始向前倒。利曼和弗鲁门鲍姆赶紧走过去扶住他。米尔肯用手掩面,哭泣起来。在高高的法庭下,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脆弱。
那天晚上,为这一天付出了艰苦努力的政府律师们远离了电视镜头和访谈节目,来到西18大街的哈维切尔西饭店(Harvey’sChelsea)举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庆祝活动。这是一家风格古老、价格低廉的饭店。参加聚会的一些律师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卡伯里、林奇和贝尔德都回来了,和卡罗尔、法德拉、斯图克、科恩、卡图希罗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庆祝。但是朱利安尼和罗马诺没有来。这是为那些一直在幕后默默努力的人而开的庆祝会。
米尔肯公关团队的攻击让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士气高昂,两种信念在支持着他们:政府的事业是正义的,政府必胜。在米尔肯的案子中,这两个信念受到了猛烈的打击。不可避免地,人们有时会对此产生怀疑。在这种时候,律师们只能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