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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的危机（第1页）

二、帝国的危机

就在英国对帝国依赖日盛的情况下，帝国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殖民地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因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威斯敏斯特法案为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斗争树立了榜样。殖民地的发展程度虽然大不相同，但内部却存在着多米诺骨牌式效应。首先获得自治与独立的国家会对后来者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政府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追求平等的要求与英国政府的这种想法并不相同。威斯敏斯特法案正是这样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维护英国对自治领的控制，英国决定通过授予自治领独立的形式来获得对自治领影响的实质。但是，这一法案在客观上加速了其他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斗争，正如著名的英帝国史专家菲尔德豪斯所言，这一法案确认的自治原则正是英帝国解体的根源。[40]此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要求获得同样的自治权利。

其次，大萧条削弱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经济互补的格局。在大萧条中，英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大缩减了进口数量，并鼓励本国农业的生产。[41]同时，那些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殖民地也受到极大的震**。大萧条让初级产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大为减少，价格上大幅下降，这自然使得殖民地的购买力随之下降，各殖民地开始执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印度、埃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这种经济新方向令原先工业世界与农业世界的互补格局不复存在，而这一互补性经济格局的瓦解是民族主义无法阻遏的一个重要原因。[42]

再次，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开始跃居政治舞台。大萧条之前，殖民者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合作者，这些合作者充分利用外来势力壮大自己，对殖民者的不满使他们成为殖民地最早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殖民者的不满总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西方的思潮是被压制的，毕竟，这一合作机制也是他们获利的基础。[43]大萧条恶化了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英国对缓解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几乎无能为力。按照安东尼。洛（D。A。Low）的观点，不能满足被统治者的要求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44]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动**使得那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地位开始下降，张伯伦对非洲殖民地的任意瓜分令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更为清醒。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开始兴起，他们与原先的民族主义者大为不同，对殖民者的反对也更为坚决，尼赫鲁与纳赛尔都是这一新兴民族主义者的代表。[45]殖民地的反抗斗争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英帝国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不同殖民地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斗争矛头也有重大差别，英国对这些殖民地也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因此，需要对殖民地进行分类式的解读。

第一种类型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殖民地。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英国政府认为某些殖民地是“先进”的，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程度比较高，印度、埃及等正是这类殖民地的主要代表，它们斗争的内容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印度

在印度逐渐失去经济价值的时候，英国却越来越发现印度在军事方面的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印度士兵站在英国一边对敌国作战。战争结束后，印度的军队很快成为维持英帝国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印度士兵驻防的费用由印度政府维持，这是英国在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大幅上升之时，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而未在本国国内激起强烈抗议的重要原因。在30年代，纵观整个英帝国，无处不见印度士兵的身影，军事意义使得英国并不情愿放弃印度。

在主观上，英国不肯授予印度独立还有种族歧视的原因。正如一些学者发现的，种族因素是维持英帝国的一根主要支柱。[46]英国虽然授予加拿大、南非、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自治的权力，但这些都是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英国政治家并不认为其他人种，例如印度人可以自治。在英国人眼里，印度社会是腐朽的、不理性的，总之，印度不适于自治，只有英国人才能保护印度的穷人，才能保证印度不爆发种族战争。在印度，白种人与深肤色人种的差异被特意强调，英国人居住的地方与印度人远远隔开，形成一个白人城，他们的住所是那种特殊的别墅[47]，英国政府与媒体对跨种族的通婚也持敌视态度。[48]

由于英国不肯做出政治妥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不满，到30年代，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如火如荼。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英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需要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加以说明。民族主义原本是一个西方概念，它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具有很大的公约性。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的民族主义兴起，这一民族主义主要来源于爱国主义，而且是一种简单的本土主义、区域主义。拿破仑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在德国的费希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旗手。费希特是普鲁士人，他对普鲁士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费希特眼里，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理想，就是为郁闷的普鲁士寻找一个强大的政治屋顶[49]，国王可以是这个政治屋顶的化身，但是政治屋顶远大于国王，它更完美无瑕，更神圣不可侵犯。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吸收了这一舶来品，也努力建设自己的政治屋顶，但是他们有时可能过度强调了政治方面而忽视了别的内容。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加纳的领导人恩克鲁玛（KwameNkrumah）宣称，“第一目标是获得政治独立”；“自己管理自己，甚至是坏的管理，也比别人统治你来的更好”。[50]这一功利性目标使得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缺乏有机性而更多的是松散的结合。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是这样解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的感情，它以对其他国家群体的仇恨和愤怒为营养并深化，特别在一个臣服的国家反对外国统治者的时候更是如此。”[51]尼赫鲁的解释表明殖民地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大联合，一旦英国准备放手，反殖民主义的目标消失后，这个联合体就可能分崩离析，内部的矛盾可能剧烈到要求建立分离国家的程度，例如巴基斯坦和加纳北部的少数族裔、尼日利亚的比弗拉地区等。

印度的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大党（IndianNationalgress）紧密相联。国大党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政治组织，强调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并在这一合作中寻求利益。虽然1905年的提拉克表现出激进主义立场，但温和态度仍然是主流，提拉克在出狱后也很快转变为温和派。[52]这一温和立场的根源在于，直到此时，国大党仍然是一个精英组织，它在民间的影响太微弱了。[53]以至于英国的政治家宣称英国才是印度穷苦大众的保护人，放弃帝国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屠杀和混乱”。[54]

国大党性质的改变要归功于甘地。伍德科克认为，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人为英帝国的解体负责，那么这个人就是甘地。[55]但是英帝国太庞杂了，在不同的阶段，英国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对不同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也有不同的策略。从这一角度而言，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等英国首相起的作用也许更大。但是就印度而言，伍德科克的话倒是有一定道理。甘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他使得国大党走向大众，走向社会下层。20年代和30年代，国大党政治家在全国的巡回访问和演讲是史无前例的，国大党开始向大众民族主义转变，一个原本分散的、以地域认同为主的概念开始向政治概念转变，一个以国大党为核心的印度民族浮出了水面。[56]

国大党的成就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ance）运动紧密相连。甘地虽然接受了英国的教育，却并没有吸收西方的基督文明，印度宗教对他有神秘的吸引力，他也并不主张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他喜欢的是手摇纺车。他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后回到印度，但是似乎找不到谋生的门路。在亲人的推荐下，他到南非寻求机遇。在南非，为了抗议白人对印度人的不公平待遇，他领导南非的印度人起来抗争。他的策略是和平主义的：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转过去再让你打；你说我有罪，我就进监狱，承认我有罪，要求判最重的刑，但是我不会屈服于你的“罪恶的法律”。不诉诸暴力，但是又拒绝合作，这就是甘地的策略。这一策略反映了甘地是一个有深刻洞见的高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英国统治的软肋，他试图激怒英国人，不被激怒，英国人就不会行动；但是非暴力抵抗又会感动英国人，使他们心中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正如安东尼。洛所言，甘地的策略只能适用于英国殖民地，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他可能早就被枪杀了。[57]甘地的策略在南非非常成功，这令他声名鹊起，受到了印度国大党的注意，在国大党领袖的推荐下，他在党内地位迅速抬升，并很快主导了国大党。他把在南非的策略应用到印度，再次使英国手忙脚乱。一个简单的循环出现了：甘地不合作，然后进监狱，接着放出来，然后继续不合作……循环往复，使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斗争变得好像是小孩子做游戏。

与甘地一起斗争的还有尼赫鲁、帕特尔（SardarVallabhbhaiPatel）等人。尼赫鲁是甘地忠诚的信徒，也是甘地的接班人。他从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回到印度后，他很快证明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尼赫鲁的崛起也很迅速，这与其激进态度有重要关系，他比甘地更倾向于对抗，回到印度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监狱里面度过，由此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反映出国大党内外对非暴力斗争的有效性日趋怀疑。尼赫鲁虽然非常尊敬甘地，但是对甘地的手摇纺车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明白依靠手摇纺车并不能让印度强大，他在英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使他更愿意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58]因而，在对甘地的敬意背后，是尼赫鲁与甘地的背离。

帕特尔是国大党中仅次于甘地与尼赫鲁的第三号人物，也是国大党中的鹰派。帕特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志坚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认为为了印度的独立，斗争是最有效的手段。在国大党领导层中，他最早认识到巴基斯坦的分裂是印度独立的代价，最早劝说同僚们接受巴基斯坦分离的现实。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让英国人非常为难。印度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欧洲和远东都很不太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英国人不愿意让印度独立。但另一方面，英国又自诩与法国、葡萄牙等专制的殖民统治不同，英国不愿撕下面纱对印度进行**裸的镇压，这样将使得自己与欧洲大陆的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国大党领导的抗英活动正考验着英国统治的实力与决心。

（二）埃及

凯恩和霍普金斯教授认为，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是经济因素的结果。[59]罗宾逊教授宣称英国对埃及的统治是埃及合作体系失败的结果。[60]所有这些解释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国家的战略安全在政府的利益格局中地位显赫，[61]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战略安全考虑的结果。

埃及处于英帝国一个关键的位置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交通枢纽，埃及也便成为英国战略家无时无刻不关注的对象。但埃及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殖民地，除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外，埃及大部分时候在名义上都是独立的。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曾说很高兴英国曾经统治过埃及；艾登马上纠正说，“不是统治，也许，是建议吧。”[62]但是，直到1956年，埃及从来没有获得过对苏伊士运河区的管辖权。

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华夫脱党（arty）。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出席巴黎和会，但这一要求被英国人拒绝。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大受刺激，很快组织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把自己称作华夫脱党，华夫脱在埃及语中就是派出代表的意思。埃及的最高军事长官艾伦比（EdmundAllenby）将军认为英国应该对埃及做出一定的让步。在他的推动下，1922年2月，英国宣布终止埃及的保护国地位，撤出英国的行政人员，默认了埃及的独立。但与此同时，英国保留了四项权力：防卫帝国的通道苏伊士运河；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埃及；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利益；控制苏丹的行政管理。[63]

英国政府从华夫脱党的动员能力中看到了埃及的巨大不满，它很快发现把英国直接暴露在埃及民族主义面前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每一个埃及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华夫脱党人”[64]。寻找制衡华夫脱党的政治力量成了英国的当务之急，英国政府很快选中了埃及国王福阿德（AhmadFuadPasha）。英国驻埃大使兰普森在报告中说：“虽然福阿德国王有很多错误，但他在自己的王国依然很有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他获得目标，因为我们直接行动是很难获得这些目标的。”[65]对国王来说，在华夫脱党风起云涌的运动中，自己的权力有被取代的危险。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支持，国王对埃及的统治虽然并非不可能，但至少也非常艰难。[66]鉴于此，国王也倾向与英国合作来对抗华夫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