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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第1页）

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

殖民体系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进程之一，印度的独立由于开启英帝国解体的先河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英国主持印度独立的总督蒙巴顿勋爵（LordLouisMountbatten）曾经夸口说：“1947年我在印度的成就是本世纪世界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一样重要。”[7]但是围绕印度殖民地的独立，学界向来存在颇多争议，其中艾德礼政府对帝国的态度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分裂直至现在仍然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布，历史学家有必要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原先的结论。正如历史学者布朗所言，历史学家知道得越多，旧的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就越虚弱。[8]因而，以最新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并积极吸收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重新探讨印巴的独立进程就是很有必要的。[9]

二战临近结束，艾德礼领导的工党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大选，此时，工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帝国问题了。作为主宰全局者，首相艾德礼是卷入印度独立的关键人物之一，艾德礼的传记作者说“他是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10]蒙巴顿在后来给艾德礼的信中承认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正是因为首相的大力支持。[11]艾德礼的关键作用是与他对印度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的，他可能是内阁中仅次于克里普斯的印度通。早在1927－1930年，艾德礼就作为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深入了解印度，在战时内阁初期，他曾担任印度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不久又担任了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他曾经批评战时的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是位失败主义者，说林利思戈只想维持现状而不愿谋求政治进展，英国在印度需要类似于加拿大的达勒姆（LordDurham）那样的人物。[12]当他升任首相后，他认识到，在新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为英国利益服务，为了更好地控制英帝国，英国有必要用善意和影响力来取代武力和压迫，向英联邦的转变势在必行，他决定在印度推行他的计划。[13]克里普斯与艾德礼意见一致，克里普斯本是一位律师，他认为保持英国和四亿印度人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主张通过授予印度自治领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合作，也正是这一认识使他与印度国大党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财政大臣多尔顿（HughDalton）也支持首相的意见。但是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强大，外交大臣贝文与军方的部分代表强烈反对放弃印度。由于内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发表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声明，宣布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但是对什么时候实现独立的关键问题，却又大搞文字游戏。

在英国内阁仍然犹豫不决的时候，印度民族主义呈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

首先，战后掀起了罢工**，其中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据统计，1945年印度共发生罢工848次，参加者782192人，到1946年，第一季度发生的罢工已达426次，参加者4。26万人。罢工工人不仅提出了增加工资、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惩治投机倒把这些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一些反英的政治口号，“英国人滚出印度”“印度独立万岁”是工人集会或游行示威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口号。罢工常常发展为反英示威游行，一个工厂、一个部门的斗争常常转变为整个城市的行动。如1945年8月贝拿勒斯的工人罢工发展为工人和其他下层人民的联合示威游行，在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后，有17人被打死，2000多人被捕。印度全国工人和各界人士同声谴责警察的暴行，罢工斗争在全国范围更广泛地开展起来。[14]

其次，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自觉地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斗争与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斗争结合在一起，典型的表现是印度反对英印军队镇压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投降后，英国政府调派英印军队到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控制局势，镇压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大党、穆斯林联盟（MuslimLeague）、印度共产党都号召人民不服从殖民政府的命令，国大党把1945年10月25日定为“保卫东南亚日”，在这一天，印度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要求立即撤回英印军队，穆斯林联盟与印度共产党成员也踊跃参加活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码头工人则拒绝给开往印尼的船只装载粮食和弹药，这使轮船迟迟不能起航。[15]

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此时英国的统治却显得非常脆弱。一方面，印度文官逐渐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印度文官被称为英国统治印度的支撑钢架，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可靠。印度总督韦维尔（LordWavell）向英国政府报告，印度文官的数量在二战开始时就已经不足，而二战又阻碍了文官的征召，到战争结束时已经严重缺乏，而重新征召则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更糟的是，许多文官都想早点退休。[16]同时，英国在东亚的失败也削弱了印度文官的威望，“钢架现在更像是板条和灰泥，但是灰泥太多而板条很少。”[17]警察是英国维持印度秩序的主要工具，此时也不堪重用。1946年，在马尔巴尔和比哈尔地区，警察发动罢工，韦维尔报告说比哈尔等地的警察力量已经严重失效，以致比哈尔总督“对自己的警察失去了信心”。[18]

最后，军队被认为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最后防线，但1946年初发生在孟买等地的士兵起义证明这道防线也已经守不住了。1946年2月，一个水兵由于在墙上写下“退出印度”而被捕。第二天停泊在孟买港口的20艘船舰的全体水兵都参加了罢工，英国国旗被从桅杆上降了下来，取代它的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20万水兵在孟买游行，在游行中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印度必胜”“革命万岁”等口号。对水兵罢工的这种行为，英国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2月21日，英国炮兵向舰船开炮，而罢工的船舰也都开炮还击，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之后，卡拉奇、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港口的印度海军，以及德里、浦那、坦纳基地的士兵、雇员都宣布支持孟买起义者，英国在印度的75艘船舰和20个炮台几乎都受到了影响。印度军队的这些行为使英国得出结论，“我们认为作为整体的印度军队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印度皇家海军和空军不可靠了”。[19]

审判国民军事件是战后英国政府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场激烈较量，而结局表明英国只能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让步。日本投降后，参加日本一方对同盟国参战的印度国民军官兵2万多人（其中穆斯林有数千人）被遣返印度，英国决定以叛逆罪对国民军的军官进行审判。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也不赞成国民军的行为，但认为国民军的目的是争取印度独立，他们的爱国精神应该肯定，而公审国民军就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挑战。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1945年9月通过决议，抗议当局的行为，还专门成立了辩护委员会为这些军官辩护，尼赫鲁也以律师的身份参与辩护。甘地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谴责了这次审讯。甘地说尽管他不主张武装斗争，但钦佩国民军的“勇敢与爱国主义精神”。[20]各党派团体纷纷举行抗议集会，中央邦在1945年10月的前半个月就举行了160次抗议集会，各地于11月5日至11日举行“印度国民军周”，11月12日又举行“印度国民军日”。最大一次群众性集会在加尔各答德夏普里亚公园举行，估计有20万—30万人参加。各界人士还为受迫害者捐款，工会、农协、妇女协会、印度教大会都对当局提出谴责。然而，殖民当局仍不顾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对被指控军官判处重刑。为抗议殖民当局的措施，加尔各答的大学生、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1945年11月21日、1946年2月11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而两次活动都发展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第一次示威有30多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第二次示威有8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群众性的抗议示威由加尔各答迅速扩大到孟买、德里、米鲁特、白沙瓦等城市，在抗议活动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起斗争。官方承认，中央邦和旁遮普地区的一些印度官员也反对国民军的审判，英印军队的一些士兵也参加了群众集会。最后，总督以行使特权的方法，赦免并释放了被判刑的军官，波澜才平息了下去。尼赫鲁就此发表评论说，“这是印度人民的意志和那些印度当权者的意志之间的较量，人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21]

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印度总督韦维尔认为战后的英国不但不能再获得印度国大党的合作，而且还将面对国大党为了攫取权力将不惜使用的暴力手段。国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不过是在政府和国大党冲突时保持中立”；印度王公虽然支持政府，但是他们能量太小。韦维尔也排除了使用军队的可能性，他认为“使用印度的军队来镇压它自己的人民将是极不明智的。”[22]韦维尔提出英国在印度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重新占领，或者马上撤出，在大规模的反抗面前，除此无他。[23]在这两个选项中，韦维尔倾向于后者，因为他注意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开始急剧升温，印度有发生内战的危险，而英国可以依靠的力量却非常有限，韦维尔认为英国在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的时候只有加速撤退这一条途径。

财政部为代表的一方支持韦维尔撤退的主张，坚决反对他提出的第二种选择。艾德礼政府初期，英国处于破产的边缘，财政顾问凯恩斯警告英国会在财政上出现敦刻尔克式的大危机，“当我们变成另外半个世界的爪牙的时候，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财力管理半个世界”。[24]严峻的财政匮乏使财政大臣多尔顿要求削减政府开支，为此不惜以辞职相要挟。克里普斯在艾德礼政府初期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47年11月后出任财政大臣，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也支持从印度撤退。[25]

以外交大臣贝文为首的强硬派反对从印度撤退。贝文认为从印度撤退将变成一个庞大进程的开始，马来亚、锡兰、中东等地都将随印度的独立而脱离英帝国，对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也将造成深远的影响。贝文对韦维尔大为不满，认为韦维尔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建议艾德礼撤掉韦维尔并选择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另外一个敦刻尔克，而是一个戈登（CharlesGeogeGordon）式的将军……”[26]总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站在贝文一边。

这一次艾德礼坚决站在财政部一边。对艾德礼来说，一方面，重新占领印度严重挑战英国的资源，另一方面，重新占领印度在战后将极为艰难。印度在二战时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苏联无疑会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攻击英国过时的殖民政策。罗斯福政府在战时为了维护英美的联盟才没有在印度问题上太过激进，而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对英国的殖民帝国并无好感，为了笼络人心，美国极可能站在英国的对立面。这一次，温和的艾德礼决定以克里普斯等人为后盾乾纲独断，当贝文对艾德礼的决定大加指责时，艾德礼强硬地回复说请贝文拿出一个可以实现的替代方案。在艾德礼的盛怒之下，贝文退却了。

但是由此认为以下观点“英国从印度的撤退是民族主义压力结果”却又不尽全面。不管怎么说，战后的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强国，英国不仅在第三世界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对欧洲，英国在战后也有重要的发言权。在许多方面，美国都需要英国的配合来解决问题，而艾德礼政府也要努力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实际上，可以很快发现，英国从印度的撤退既有印度在帝国内价值缩水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战略考虑的结果，英国从印度撤退，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英帝国，更好地巩固英国的大国地位。

印度价值不再是英国放弃印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汤姆林森所言，要理解英帝国的解体就应该深究英帝国的兴起，第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英国为什么要攫取印度？或者通俗地说，通过控制印度英国可以获得什么？[27]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经济利益，有人认为是战略因素，也有人认为是满足英国贵族的统治欲，还有人认为是基督教传播西方文明的狂热，等等。对这些答案一概否认是不恰当的，每一种解释都有自己的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笔者发现军事与经济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英国获取印度，首先是为了扩大市场与获取原料，虽然最新的经济史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主要的推动力是英国国内需求，但是广大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有很重要的贡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兰开郡的棉纺织品长期以印度为原料产地与市场，而且，随着国际竞争加剧，印度对兰开郡等地棉纺织业的繁荣变得更加重要。其次，英国从统治印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正如加拉格尔所言，印度是英帝国的撞锤，印度军队被广泛散布在英帝国的各个地区，而且其驻防费用由印度政府负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通过印度殖民地维持着整个英帝国。印度军队也为英国参加一战与二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度在一战中为英国提供了100万人的兵力，二战中为英国提供了200万人的兵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殖民地对英国与英帝国的意义逐渐丧失。首先，印度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逐渐缩小。在印度政府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后，印度作为英国出口市场的地位大为改观（见下表）。战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埃默里认为就经济角度而言，继续控制印度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印度如今的权力已经比我们能够承认的还要大了，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他们并不会牺牲任何有价值的东西。”[28]

1913-1938年英国产品占印度进口的比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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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印度的军事价值也在缩水。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殖民政府不得不缩减军队、降低防务开支，民族主义者也反对由印度出资维持印度军队在海外的驻防，英国政府最终与印度殖民政府达成妥协：印度以外的驻军费用由所在地或者英国承担。[30]这项协定使英国在二战中不得不支付巨大的费用（见下表）。同时，英国继续使用印度军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除非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英国不再能够随意征调印度军队。

最后，印度本身的防务价值在战后下降，在英国的主要防务任务中，战略家虽然也承认印度的价值，但是印度并不是英国防务的重点，而只是战略辅助地区。[31]

1939-1945年印度的防务开支[32]

因此，英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促成了英国从南亚的撤退。正如哈耶姆所言，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主要面临两大任务：恢复经济与遏制苏联。[33]这两个目标都削弱了印度的价值。第一，英国恢复经济的任务使英国的重点从印度转移到非洲。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非洲成为英国开发的重点，印度的价值大为下降，所以从经济角度而言，英国继续控制印度已无多大裨益。财政部以非洲为支点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开发计划，印度失去了往昔的荣耀。第二，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转向使中东成为重点地区。在一战与二战中，利用印度对付中欧大国是英国的基本策略，但是二战之后，印度不但不再是利器，反而成为一种拖累。正如韦维尔所言，随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印度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如果继续统治印度，英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秩序的重任，这将消耗大量的资源，对战后虚弱的艾德礼政府来说，这一耗费尤其难以承受。作为统管全局者，艾德礼认为英国如果试图继续统治印度，将不得不对付印度人的游击战争，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将受到严重影响。[34]在艾德礼政府期间，军界影响力之大在英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虽然起初一些军官也附和贝文反对从印度撤退，但是军方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决定，他们支持从印度撤退，因为在他们拟定的防务政策中，防务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中东才是防务的重点，印度在防务上的重要性下降，它只是防务的辅助地区。[35]对英国政府而言，与其把精力放在价值大为缩水的印度，不如从印度尽快撤退，集中精力来经营中东与非洲殖民地，尽力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同时，英国也希望用撤退来换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好感，实现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因此，英国决定把印度独立作为筹码来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