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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第2页）

英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战略来塑造印度。首先，为了军事的需要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应该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稳重的、统一的印度政府，而且权力移交应该有补充性的“安全防务安排”。[36]军方报告，统一的印度才不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37]，在其后的时间内，英国内阁也认为统一的印度才能让人相信英国仍然可以主导印度的独立进程，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分裂方案当然就被否决。其次，艾德礼希望把独立后的印度羁留在英联邦之内，这样才能巩固英联邦的地位，才能更好地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这两大目标的出发点是，艾德礼政府认为英国仍然有能力控制印度局势。正是这一思维使内阁胸有成竹地设计了一套印度独立的计划，首先通过选举成立一个立法会，然后由立法会制定独立宪法，在此之后，英国再移交权力。也正是这一思维使艾德礼政府斥责韦维尔的方案，称其是逃跑计划，认为撤换韦维尔就可以解决印度问题。但印度的局势很快证明英国的想法太天真了。

韦维尔意识到内阁并不知道印度局面的复杂性、紧迫性，他提醒内阁，印度的局势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印度的局势印证了韦维尔的判断。在孟加拉和海得拉巴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孟加拉的农民运动更是有500万人卷入其中。在运动中，农民攻击地主、高利贷者的宅院，开仓取粮。在收到韦维尔的警告后，艾德礼决定派出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普斯、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LordFrederickPethice）和国防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使团出访印度并寻求解决方案，劳伦斯明确宣称：内阁使团的主要任务是“光荣与名誉地移交权力”。[38]虽然内阁对局势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权力的移交可以“平稳而有效地进行”，但是内阁使团对印度是否会留在英联邦还是有一定的怀疑，“我们认为印度留在英联邦是有利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实体，我们不会违背你们的意愿强迫你们留在里面”。[39]

内阁使团抵达印度后，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会见了472个大大小小的政界要人（主要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政治家）。其后内阁使团提出五个选择方案：英国尽速撤离；在1947年1月撤离，使印度人有时间做准备；把印度提交给联合国；用武力维持对印度的统治；在印度南部与中部移交权力，然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北与西北地区继续统治。[40]英国政府很快排除了继续统治的方案，因为继续统治印度会要求英国增派军队，这就要从帝国其他更重要的地区缩减军队部署，并且会激起国内与国际社会声讨的浪潮。但是艾德礼政府也反对无条件撤离的想法，因为无条件撤离将使印度出现混乱甚至是内战，国内与国际社会会把它看作是“与大国地位不符的逃之夭夭的政策”，是英国权力衰落的证明，而英国声望的下降，又会严重影响英国在中东与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也会危及对抗苏联的战略安排。因而，英国应该全力避免溜之大吉的耻辱政策。[41]英国政府要求内阁使团努力维护印度的统一，[42]因为分裂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它会撕破英国有计划撤退的面纱，另一方面，从防务的观点来看，这样不利于稳定印度并防止苏联渗透。[43]这些考虑说明，英国仍然认为自己可以主导印度独立的进程。

为了维护统一，内阁使团设计出一个“三层饼”式的政治结构：印度的11个省作为基层；由其自由组合，成为中层；中层再让渡一部分权力形成中央政府。[44]根据内阁使团的方案，中层将成为印度政治的中心，而中央政府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它既没有财权，其军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内阁使团的劝说下，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MohammadAliJinnah）放弃了独立要求而接受这一方案，但是国大党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这一方案中，穆斯林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于是，内阁使团的方案失败了。使团的失败反映了印度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此前，印度的主要矛盾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却成为主要矛盾。[45]

在1945年11月的中央立法会议与1946年春的省立法会议大选中，虽然国大党获胜，但对穆斯林联盟而言也是重大的胜利。在中央立法会议选举中，它获得了穆斯林选区选票的86。6%，在省立法会议的选举中，它获得的票数占穆斯林选区总票数的74%，[46]这使它成为穆斯林利益的代表，是在印度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政党。真纳认为维护穆斯林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既然英国不赞成，取代的办法就是给穆斯林以足够的自治权，让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平起平坐。[47]按照穆斯林联盟的要求，只有建立松散的联邦制，才能维护印度的统一。国大党则持相反的立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它孜孜以求的理想，为此它甚至虚构了一个“印度母亲”的形象来整合印度人的归属感。[48]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加快印度的工业化，能恢复印度昔日的荣耀。而实际上，国大党是想确立它在中央政府的独大地位，成为新独立的印度的天然主人。当然，这正是真纳所深为恐惧的。

内阁使团的失败使艾德礼心急如焚。多尔顿提议加紧撤退，“我很清楚我们不能依靠武力统治印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他们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不幸的印度内战”。[49]劳伦斯也支持加速撤退，“从军事的观点上说，我们不再有足够的资源来反对这些受挫的民族主义者，而他们将会控制更多的人”。[50]1946年秋，印度的情况持续恶化，民族矛盾变得更加难以调和，10月，东孟加拉爆发大规模的民族屠杀，11月，比哈尔地区暴乱导致5000人丧生。英国在民族冲突面前无能为力，“那些犯有暴力罪的人被释放、并被当作公众英雄，执行公务的官员则被公众所唾弃。”[51]韦维尔要求加速撤退，他说行政机构已经崩溃了，尼赫鲁准备反抗英国，“我们必须有破产计划”。[52]内阁也逐渐认识到，只承担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力只能恶化英国的处境，英国必须尽快做出决定。1946年12月，内阁准备了一份声明，称英国到1948年3月31日将完成权力移交，如果立法会议不能代表整个印度，英国将把权力移交给各个地方的代表。[53]内阁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顺利从印度脱身，英国政府的乐观情绪开始转变为焦虑。

对工党艾德礼政府在印度的撤退计划，丘吉尔称之为“逃之夭夭”。[54]贝文也承认政府在印度的政策是不名誉的行为，“看起来除了逃之夭夭外无可形容，既无尊严，也无计划”[55]。艾德礼显然被这样的指责激怒了，他对贝文说，如果他反对，请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56]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艾德礼觉得英国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印度撤退，因为英国的统治依赖于印度的合作者，但是印度合作者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而且英国也不可能再派出大量军队来增援印度，除了撤退没有其他办法。艾德礼进退两难，他虽然准备撤出印度，却不想留下一个被赶走的印象，也不准备让帝国瓦解，“从印度撤退，不要显得是我们虚弱而被迫如此，也不能是帝国瓦解的第一步”。[57]他对贝文的不理解深感烦恼，不过贝文对艾德礼还是敬重的，在艾德礼发怒之后，贝文保持了沉默。

但是，艾德礼还是同意了贝文撤换韦维尔的建议。艾德礼一方面感觉韦维尔缺乏必要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感觉韦维尔是一个“失败主义者”。[58]他认为无序撤退将导致混乱，并“在英联邦中引发恐慌”，“在我国和自治领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对我们的国际地位产生严重后果”。[59]艾德礼决定以蒙巴顿将军代替韦维尔，这样，蒙巴顿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

蒙巴顿具有皇室血统，是二战后期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最高负责人，许多人认为他在印度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巴顿虽然宣称自己在印度执行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与国大党领袖的关系不同寻常。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如果得罪国大党，他就无法控制印度的局势而保证权力顺利交接。[60]不管什么原因，他与尼赫鲁私交很好，而不喜欢真纳。[61]受到艾德礼邀请时，他一度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清楚赴印度的使命不仅要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抵制，而且也会受到英国内阁的掣肘。但最终他被艾德礼说服，决定接受这一任务，不过也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印度执行任务时不能受到内阁的无端干预；第二，英国政府应该就印度的独立确定一个时间表。艾德礼答应了蒙巴顿的条件，实际上，确定时间表的政策与艾德礼的计划是一致的。英国在1946年底就已经有意要确定时间表，政府很快就宣布1948年6月为英国移交权力的最后时间。艾德礼政府认为确定时间表可以向印度各方表明英国是真心准备离开的，这样可以迫使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搁置争吵，从而有利于英国从印度撤退。[62]但同时，时间表政策也表明英国手上的筹码并不多[63]，这个筹码能够起作用吗？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抵达印度。印度的局面比他想象的更糟糕，而英国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正如他的助手伊斯梅勋爵（LordIsmay）所言，“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我们也丧失了所有的权威，玩偶中的木屑一点点地用完……如果你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吓别人，你也就不能虚张声势了。”[64]不过也不能忽视英国的有利条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争吵，使英国可以在两者之间巧妙周旋，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刺激了印度的政治精英，他们决定争取一个现实的、也是妥协的方案，这对英国的权力移交就有帮助。[65]

起初，蒙巴顿仍然希望维护印度统一，因而敦促印巴领导人“接受内阁使团的计划”。[66]但是国大党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国大党的态度刺激了真纳，真纳更坚定地要求独立的巴基斯坦。真纳明白在英国人的战略中，国大党的印度而非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更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己并没有优势。可是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或者如果英国和国大党合作，穆斯林联盟就会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得不向英国保证：即使巴基斯坦建国，也会留在英联邦。但是他又必须为穆斯林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尽力为穆斯林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又谨慎行事，避免惹恼英国。因为万一英国甩手不管了，印度必然落入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教徒之手，所以，他一直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国大党逐渐明白如果要把穆斯林联盟留在印度，强大中央政府的主张就不能实现，而与穆斯林联盟无休止的争吵也会使自己党内出现更激进的势力，而如果国大党出现分歧，印度势必分裂。在国大党中地位仅次于尼赫鲁的帕特尔（SardarVallabhbhaiPatel）开始接受分治主张，后来连甘地也接受了这个方案。正如国大党后来所解释的，“你必须把它切掉，如果你保留它，整个身体都会坏掉”。[67]不过国大党希望把巴基斯坦缩小到不能再缩小的地步[68]，如果最终无法生存，那就最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小小的巴基斯坦会重新回到印度的怀抱。

由于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都不支持内阁使团的方案，统一印度的计划陷入僵局，民族冲突则逐渐加剧。[69]对英国人来说，统一的印度当然不错，可是国大党坚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国大党就必然遭到穆斯林的反对，甚至要引发内战。[70]但同时，英国也承受不起得罪穆斯林的后果，因为一旦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就必然会激怒中东的穆斯林，这将严重危及英国在中东的统治。[71]蒙巴顿认识到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为了体面地撤出印度，“唯一的选择就是分治”。[72]为了防止内战，蒙巴顿把独立的时间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

一旦各方同意分治，独立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剩下的任务是分割政府、军队、领土和财产。蒙巴顿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他干预了拉德克里夫（SirCyrilRadcliffe）划分印巴边界引起的争议，并采取了有利于印度的解决办法。结果是，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远不是真纳所设想的包括六大省的大巴基斯坦，而仅包括穆斯林占多数的几个区，在人口数量上包含印度穆斯林人口的五分之三。[73]

为了稳定印度，避免巴尔干化，蒙巴顿抛弃了其他政治势力，各土邦必须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做出选择，锡克人的努力徒劳无功，“贱民”也被丢在一边。正如戴高乐眼中的英国人——“忘恩负义的阿尔比恩人”把旧日的朋友出卖了。[74]

最初，军方希望在印度独立后继续控制印度的军队，为此英国应该留下来帮助重建印度的军队。[75]但是正如蒙巴顿所指出的，“虽然真纳希望我们留下来，但不过是为了利用我们”，“而尼赫鲁是希望我们走得越快越好”，并且留下来有卷入民族冲突的危险，几步之内就是戕害妇女儿童生命的行为，英国军队如何能够坐视不理？因此，“英国军队离开这个国家越快越好”[76]。在蒙巴顿的建议下，英国撤出了所有的军队，也放弃了对印度军队的控制。

英国维护印度统一的目标是彻底失败了，但是把印度留在英联邦的目标似乎是成功了，独立后的两个国家都决定留在英联邦内，蒙巴顿更是认为印度加入英联邦是上天“提供给英帝国的最大机会”。[77]英国政府对这样的情形还是满意的，内阁对蒙巴顿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78]艾德礼觉得“虽然我很怀疑事情是否会很顺利，因为印度领导者对行政管理并无多少了解。但是至少我们体面地退出了，而不是如一段时间以来看起来那样，要被不名誉地赶出来”[79]。

但是印巴留在英联邦也并非如蒙巴顿所言那样成功，印巴加入英联邦更多的是利益考虑的结果。巴基斯坦独立后，真纳拒绝了由蒙巴顿担任巴基斯坦总督的主张。不过，真纳非常清楚巴基斯坦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最起码英国不能站在印度一边，所以真纳遵守诺言，仍然使巴基斯坦留在了英联邦，并许诺在巴基斯坦给英国提供军事基地，随后也参加了由英国牵头创建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出任总理。尼赫鲁的本意是彻底消除印度的殖民地性质，因而印度没有必要留在英联邦。印度独立后将大力推动工业化，在国际事务中将超脱于美苏的冷战格局，努力成为新兴国家，甚至是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可是巴基斯坦留在英联邦，谁能保证在印巴冲突发生时，英国不会站在英联邦盟友一边反对印度呢？独立后的印度也需要英国的经济、特别是资金的援助，因此尼赫鲁觉得印度最好暂时留在英联邦。但是，正如尼赫鲁在1947年8月题为“命运的约会”演讲中所说到的：新国家意味着新开始。[80]其后不久，印度宣布成为共和国。基于上述考虑，印度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英联邦。[81]

不过，一个共和国留在以英王为首脑的英联邦内岂不是很奇怪？英国外交部反对印度加入英联邦。外交部认为，尼赫鲁的不结盟和反殖民主义立场都表明他试图获得亚洲领导权并要排除西方影响，这些都影响了英国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原则，也危害英联邦的团结。[82]军方对印度加入英联邦也不感兴趣，但认为英印友好对遏制苏联十分重要。[83]艾德礼与克里普斯有着不同看法：与占世界几乎五分之一人口的印度维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在律师沃克的帮助下，艾德礼顶住了各种压力，让印度共和国留在英联邦。[84]英国的态度赢得了印度与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好感，在印度独立后，印度仍然与英国维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而巴基斯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英国的战略伙伴。

围绕英国从印度撤退这一历史事件，西方学术界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许多人以印度为例，认为艾德礼政府是英国非殖民化的推动者。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与贝文的争论中，艾德礼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是失败主义者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85]，从印度退却主要是不得已，“环境逼迫我在印度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86]。为了恢复英国经济，他支持财政部开发非洲的计划，支持非洲取代印度成为英帝国中心。如内阁报告所言，印度独立并不会是英帝国解体的第一步。

自从杜德提出印巴分治是英国有意削弱印度的观点后，一时应者如云。但这一观点的最大问题是，他认为印度独立的主导权在英国而不是印度手中。实际上，正如本书所言，印巴分治不是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矛盾的产物。相反，印巴分治对英国人而言是一种失败，它破坏了维持一支统一的印度军队的计划，也削弱了英国的防务力量。印巴之间的战争把英国的无奈展现无遗，克什米尔问题也成为英帝国解体中的永久伤痕。事实是，印巴分治没有受益者。巴基斯坦的出现对印度来说是巨大的失败，它不仅分裂了印度，而且使印度不得不长期面对印巴冲突。国大党在同意巴基斯坦建国的时候仍然抱有幻想，希望巴基斯坦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与印度合并。克什米尔成为消耗资源的无底洞，也成为尼赫鲁充当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大障碍。表面看来，真纳和穆斯林联盟是分治的受益者，可是一方面，新诞生的巴基斯坦远不是真纳所设想的那个大巴基斯坦，为了大巴基斯坦的梦想，巴基斯坦卷入了和印度长期的边界冲突；另一方面，独立后不久真纳去世，军人集团很快掌握政权，此后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的轮番执政成为巴基斯坦政局不稳的特点。[87]

但无论如何，印巴独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亚洲其他殖民地的独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缅甸、锡兰、马来亚的独立是印巴独立的延伸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