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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史 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上 第一章 从猿到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第5页）

转移“北京人”

1941年11月，时局动**。此时华北、华东、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展开对战时陪都重庆的大轰炸，中国的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面对危局，存放在北平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安全，成为中美两国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若继续存放北平，则“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做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化石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至死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不让自己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也是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化石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惚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达成“北京人”化石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自此之后，“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

“北京人”被劫运美国

1950年3月21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登载了一篇专访裴文中的报道：这篇专访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且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词造句也显粗糙，却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偷偷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是“北京人”失踪近十年来，一直沉默的中国学术界首次公开提出“北京人”下落，并指责美国这一“贼喊捉贼”的丑恶行径。消息传出，无异于在阴霾天空炸响了一声惊雷。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国人大为惊讶。尤其是美国科学界，更感到震惊与不可思议。未等世人回过神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将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和魏敦瑞推到了审判席。报道称有人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并经过和该馆的人类学者了解，这个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而提到的主持化石展出者，则是另一位古人类学家哈里·夏皮罗（HarryL。Shapiro）。

夏皮罗看到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震惊中叫苦不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自己“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给出符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日军上尉的遗嘱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个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向他的好友、日本剧作家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中国北平，这位老兵作为日军七三一部队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把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他还特意拿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做标记，以便来日辨认。

当这一切悄无声息地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后来的岁月，这个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一秘密埋藏于心底，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讲完这个秘密后，他还专门为久三枝留下了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很快去世了。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将此事悄悄告诉了一位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时为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得知上述消息，他既震惊又兴奋，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为证实原日本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学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经初步观察，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和那个日本老兵所说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棵古松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纪古人类学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仰木道之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科学院说明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中国科学院大感意外与惊喜。毕竟这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国科学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和张森水研究员，与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来源已先后经过几个人转述，到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打了折扣。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疑问，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做实地勘察。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很快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

一、那个原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混不清。

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

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中日满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等口号，因而破坏神道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