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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他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彩，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在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待战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僻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尽管如此，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若远距离作战，可以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不仅可以达到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的战争奇效，还可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其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兵种所无法匹敌的。

马镫成为限制骑兵发展的关键

当然，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秦代之时，骑兵虽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成为战场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这便是在骑兵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产生和利用。

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镫，连踏镫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镫，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坐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动武器与敌搏杀，攻击力与灵活性都大受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是一个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镫是何时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原先人们似乎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发明属于西徐亚人、立陶宛人，特别是阿瓦尔人，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或许李约瑟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马镫是受登山时使用的绳环的启发，但是绳环不适于骑马，因为如果骑士从奔跑中的马上摔下来，脚就会被绳环套住，飞奔的马会把人拖伤。于是古人就对绳环加以改进，用铜或铁打制成两个吊环形的脚镫的雏形，悬挂在马鞍两边，这就是马镫。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镫，于是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镫。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镫，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镫。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玡王氏族墓群，在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俑，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心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马镫的形象资料。其中最早绘出马镫的是北周557—580年所绘的第290窟，该窟窟顶绘有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的《佛传故事》，在画面中有三处出现了备鞍的马，鞍上均画了马镫。在该窟的《驯马》画面中，马鞍上也画了马镫。从已发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形。该墓墓道绘有出行与回归图，图内绘有许多鞍马人物，其中马、镫、人三者关系表现极为充分。画中的马，或悠然前行，或奔驰如飞，有的做勃然跃起状，骑乘者靠脚下所踏的马镫保持身体平衡。据考证，娄睿墓的时代为北朝晚期（570年左右），足见当时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已经熟练地使用马镫了。

马镫发明以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5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经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如此看来，一个小小的马镫，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被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不过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也有一个镫的雏形，这个镫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在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镫产生，对骑兵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不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吗？那牛镫不正是马镫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功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镫或产生了马镫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战火频仍，这个状况正好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立国未稳之时，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据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强烈意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思考和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收到成效。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灌婴率8。5万骑兵进击匈奴，取得了初步胜利。到了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驻守长安一侧，“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之时（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骑兵部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历史使命，独立的骑兵战术理论体系就此形成，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现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坑发掘工地，自确定建立博物馆之后，逐渐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的进行中。

因二号坑的意外发现，考古钻探人员越发变得小心谨慎，同时也更富经验。他们在一号、二号坑之间和四周展开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打一个探眼，终于在发现二号坑18天后——1976年5月11日，于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1977年3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做了小型的试掘，发现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遂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当它的庐山真面目完全显现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整个建筑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120。但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奇特，令考古人员一时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

图7-15三号兵马俑坑全景

从总体上看，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

遗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由此，考古人员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是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又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以及出征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自1974年3月西杨村农民发现第一块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8000地下大军，以磅礴的气势和威武的阵容，接受了当今人类的检阅。它的出现，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使沉浸在漫漫长夜的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历史，再度灿烂辉煌。

综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

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图7-16一号坑兵马俑军阵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绾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

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shū）。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

显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布置，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俑坑实乃军队的最高指挥部，三个俑坑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军事集团。

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掎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趋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略战术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阵”由此形成。

秦俑坑布置军阵，无疑是已趋成熟的“雁行之阵”的再现。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穿坚摧锐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种战术，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骑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

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迅疾”的快速进攻战术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连，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

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的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这个雁行之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秦王政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气吞日月之势，血**中原，席卷天下，终成千古一帝，开创了二千年弗未改的大一统政治局面。

秦王扫六合

当历史进入公元前475年前后，中国大地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再度来临。

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和天山、阴山、大青山区域的千里大漠上，烽烟不断，厮杀连年。凄凄大漠深处，匈奴、东胡、月氏族展开了争夺区域霸主的拼杀。战马的嘶鸣伴着劲风吹起的狂沙烟尘，在箭雨刀光的浪涛中起伏跌宕，滚滚前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