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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袤土地上，经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历史的河流进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推翻智氏，三家分晋，奠定了战国七雄的格局。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强盛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家雄主，为争夺霸权而拼杀搏击，逐鹿中原。黄色烟尘遮掩下，到处大军云集，鼓号震天，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进击，战马嘶鸣。其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兵车之众多，远非西方战场所能比。而交战双方投入军队的数量，随着战争的发展急剧增多，几乎每一次战场交锋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众。战争的方式由较原始的车战、阵战的直接对抗逐渐演变为以步、骑、弩兵为主的野战和赋予多种变化艺术的包围战。著名的秦赵“长平之役”，两军从公元前262年一直拼杀到公元前260年，结果是赵国40万降卒被坑杀，秦国军队也伤亡过半。无数将士惨死沙场，流淌的热血**涤着中原。

历史的动**急需一位铁腕人物站出来，用超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武力完成统一。秦始皇正是在这历史潮流的发展中挺身而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御宇内”，以叱咤风云的盖世雄威，席卷天下，**平六国，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公元前237年，秦始皇亲政并以他的机智与果敢粉碎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稍试锋芒后，便开始实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年，呈现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略主张：一是吕不韦之后继任丞相的李斯提出的“先取韩”的战略；另一种是大思想家韩非提出的“举赵、亡韩、臣楚魏、亲齐燕”的战略。李斯的主张体现了先弱后强的作战方针，而韩非的主张则体现了先强后弱、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

李斯与韩非虽系同学，一旦发生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利害冲突时，两人由相知、相亲变为相互残杀便无法避免。既然冲突已经出现，残杀也成必然。李斯联合重臣姚贾先发制人，在秦始皇面前分析了韩非的战略方针，无非是“存韩”和“谋弱秦”。按照李斯的说法和观点，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人虽在秦，其心向韩，故不让举伐韩国而攻赵，不如及早杀韩非以绝后患。秦始皇为李斯所言而动心，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听候发落。

既然冲突已经开始，就要置敌于死地，否则后患无穷。深知权术之道的李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毒药将韩非毒死，从而取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

韩非既死，李斯又备受秦始皇宠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战争的形势和六国的格局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缺乏战略头脑和眼光，此时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战方针行动了。

然而，秦始皇没有行动。他开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确估计和判别敌我双方的力量，以及韩非与李斯两种不同方针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军事力量比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要强大，若单个较量，秦军无疑占绝对优势。但是，秦国面临的是关东六国的敌人，若以秦国兵力对六国总兵力，优势则归对方。灭六国不能四面出击，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和明智的。要想各个击破，就必须防止诸侯合纵。六国中，韩国较弱、赵国较强，如按李斯的战略方针，“先取韩以恐他国”，就很可能再“恐”出一个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的强大势力。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统率赵、楚、魏、燕、韩五国之师合纵伐秦，赵国就是这五国的盟主。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再蹈覆辙。韩非的主张，无疑是为打破诸侯合纵考虑的，是一种新的形势下战略目标的发展与转移。“举赵”以击其头，使六国群龙无首，同时“亲齐燕”以断其身，合纵难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才智，不顾李斯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采用韩非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举赵亡韩，作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赵国的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的抉择。

公元前236年，秦始皇派名将王翦、杨端、桓齮率30万大军进攻赵国。时赵国大将庞煖正率兵与燕国交战，秦军乘虚而入，占领了上党郡及河间地区。第二年，秦军又攻下平阳、武城。赵国军队阵亡10万余众，大将扈辄死于乱军之中。公元前233年，秦军又一举攻下了赵国的赤丽、宜安，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在旦夕，急从北方调回正在防御匈奴的名将李牧。当时李牧所率军队为赵国的精锐之师，从北方返回后，士气高昂，锐气逼人。李牧以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将士与秦军在邯郸城外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是秦军遭到了攻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指挥战斗的主将桓齮由于战败而畏罪潜逃燕国。第二年，秦国大军再次进攻赵国，又被李牧指挥军队击退。

尽管秦军兵败，但赵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祸不单行，公元前230年，赵国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战争的消耗，灾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时的赵国已成强弩之末，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

赵国自身难保，合纵已不可能，趁此良机，秦始皇派兵一举将小小的韩国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

李牧尽管两次大败秦军，但未能挽救赵国灭亡的危局。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杨端兵分两路扑向赵国。久经战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死抵抗。两军进行了数百次厮杀，均遭巨大伤亡。将士血染战袍，尸骨遍地，双方苦苦搏击一年之久未分胜负。

秦始皇亲临现场观战，以鼓舞士气，并要不惜全力拿下邯郸。与此同时，他采用尉缭的“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郭开贪利而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谋叛乱，只守不攻，作战不力。难辨真伪的赵王立即派赵葱、颜聚去取代李牧、司马尚的兵权。李牧深知赵葱、颜聚皆非将才，绝不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对手，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李牧以国家存亡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兵权。赵王与郭开密谋派人将李牧抓获并处以死刑，司马尚被免职关入大牢。可惜李牧忠诚一世，壮志未酬，没有战死沙场，却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赵军军心大乱，结果秦军不到3个月，便攻克邯郸。赵国从此不再存在。

强大的赵国一旦灭亡，弱小的魏国和燕国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改变。尽管不乏有荆轲那样的壮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摆脱国破家亡的结局。两国随着赵国的灭亡，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横扫六合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必须正确驾驭和把握时势，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四国吞灭，秦国面临的敌人便是齐、楚。很明显，这两国的实力，楚远比齐强大，而秦与齐和亲修好40余载，和楚数次结怨。面对齐、楚两国的不同局势，如何确定征讨战略方针？

当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时，听到的多是先攻齐、再伐楚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实则是李斯“先弱后强”作战方针的延续。

秦始皇依然没有这样做。他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齐国虽弱，但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如若先攻齐，免不了还要和强楚进行一次恶战，同时还要遭到齐、楚合纵的威胁。若先灭楚，可使齐秦之交不破，齐楚合纵不成。一旦楚国灭亡，齐国不战而降。

于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方针。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大将李信率20万秦兵伐楚，因年轻气盛的李信过分轻敌，秦军惨败，退回秦国。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伐楚。当秦军压入楚境时，楚国名将项燕立即调动国内全部兵力迎战。王翦吸取了李信兵败的教训，坚守营盘而不出战。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才下令出击。60万大军洪水般冲入敌阵，此时的楚军已失去戒备之心，猝不及防，被秦军一举击溃。楚国名将项燕也战死于乱军之中。不久，秦军攻下楚都寿春，楚国灭亡。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国一灭，齐国已成瓮中之鳖，被王翦的大军一触即溃，齐亡。

齐楚征战，在显示了秦始皇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使用将领的失误和弱点。但他的失误和自身的弱点并未妨碍他建立伟业。至公元前221年，山东六国在秦军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为期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六国灭亡，中原统一，并未标志着秦军的征战已经结束，因为此时中原北部的情形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匈奴人由弱到强，趁秦灭六国之机，单于头曼率匈奴大军南下，攻占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地区，致使秦都咸阳面临严重威胁。“亡秦者必胡”的议论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同时，地处五岭之南的“百越”陆梁人对秦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也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困扰。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国，就势必要对这两股军事力量给予打击。

问题出现了。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匈奴人，剽悍强壮，以战征之，难攻难守；而“百越”虽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但部族分散，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攻取较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面对新的局势，秦始皇毅然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了先弱后强，先远后近的征战方针，这实则是15年前李斯等人战略思想的复活，秦始皇终于在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阶段付诸实践了。

50万秦军兵分五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百越”战场上，很快取得了胜利，占领了这块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而打通了。

随着对“百越”战争的胜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攻击匈奴，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结果匈奴退却700余里，并最终形成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战略局面。至此，大秦帝国才真正达到了诸侯尽西，四海归一，天下大同的局面。

两千多年后，人们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一庞大的地下军团，正是为悼念扫平六合、血染华夏的秦军忠烈的。

始皇帝之死

1976年秋，秦俑三号坑被发现试掘之后，在省文物局支持下，程学华从考古队分离出来，单独率领部分从当地招收的“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组成一支钻探小分队走进秦始皇陵园，开始大规模钻探，以期揭开秦始皇陵地宫及周围埋葬的所有秘密。

图7-17考古队招收的亦工亦农学员在一号俑坑清理

毫无疑问，秦始皇陵在中国几千年陵墓建造史上，可谓是最浩大、最辉煌、最令世人充满遐想的顶级帝王陵墓，但在时间的排序上不能称之为最早的。陵墓在中国的起源要早于这位始皇帝的时代。

研究资料表明，最初在陵墓上筑丘和植树的陵园形式来自春秋时代的孔子。在孔子之前的葬仪极为简单，死去的人一旦抬到野外，就挖坑埋掉，坑的上方不加封土，周围不种树木。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葬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简陋和思想方式简单所决定的。简陋的物质条件赋予人类一种深刻的思想内蕴，使他们相信人类来自自然的孕育，最后必然要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之中。

尽管殷商时代葬仪已实行棺椁和墓穴制，但仍未起陵丘。而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所以在父母的墓穴上筑起四尺高的土丘并种植几棵小树，实则是因为他四处奔走，怕回来时找不到父母的墓地，无法施行其一生为之苦苦宣教的两个字——“礼制”而已。这时的孔子想不到他推行的礼仪收效甚微，而在陵上筑丘和植树的行为却在各国风行起来，并且愈演愈烈，直到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秦始皇一生讨厌儒学，但唯独在陵墓的兴建上没有拒绝孔子最先创立的在陵上封土植树的礼制，并把它加以发展而系统化，建造了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陵墓陵园机构，从而开创了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在陵墓建制上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