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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鸟类（第3页）

爱迪生实验室中的死亡电流实验

在爱迪生的鼓励下，布朗发动了一场反交流电的运动。如今，这场运动标志着企业公共关系运动的低谷。由于公众不愿据他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交流电的危险性，布朗决定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他的观点。他想出一个点子，通过实验测试动物承受高压交流和直流电的能力。

这样公众可以自己看出到底哪种电流更为致命。

布朗于1888年7月，在位于新泽西州奥兰治的爱迪生公司的实验室里开始了他的“死亡电流实验”。夜晚他会工作到很晚，等正式员工都下班回家了还留在那里。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些他从邻近社区的男孩那里，以二十五美分一只的价格买回来的流浪狗。

夜复一夜，凭着坚定的意志，布朗来到实验室，小心地调节着他的仪器，然后开始对这些狗施以电刑。这些动物令人心生怜悯的嗥叫和呜咽声在大楼里回**着。从科学角度来看，他的实验比闹剧好不到哪儿去，然而他的实验结果仍然在电学期刊上发表了。他没有尝试控制诸如狗的体重、它们的身体状况，或者电压大小等变量，只是持续不断地电死流浪狗，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且他还忽略了所有矛盾的数据。

有时他的实验方法太过残忍，连那些被派来帮助他的助手也忍受不了。有一晚布朗用直流电对一条五十磅重的混血牧羊犬进行了重复性的电击。这条狗渐次承受着一千伏、一千一百伏、一千二百伏、一千三百伏、一千四百伏，直至一千四百二十伏的电击，但是布朗决定看看它能否承受更长时间的电击并活下来，于是就让它在一千二百伏的电压下待了2。5秒。狗痛苦地哀号，试图挣脱对它的控制。“够了，”房间里的一名工程师大喊，“它已经受够了。”他抱起这条狗把它带回了家。这是极少数能活着离开布朗实验室的一条狗。

一个月后，布朗觉得他已经做好准备，可以举行一场公开演示了。他邀请电学专家和媒体记者来参加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的演讲，他承诺在演讲中阐明“高压的直流电和交流电在致死方面的不同性质”。在演讲当天，观众充满期待地聚集到了会场。布朗走上台，发表了一段开场白。“先生们，”他大声道，“我被牵扯进这一论战中，仅仅是出于我的正义感。我不代表任何企业，也不代表任何金钱上或者商业上的利益。”这句话自然是谎言。然而布朗还是继续说了下去，解释说他将证明生物对直流电击的承受性比对交流电击要好得多。

布朗的助手牵了一只七十六磅重的狗上台。狗感觉到危险而试图咬人，这时人们给它戴上口套并在它腿上绑了电极。布朗接着告诉人们，他将演示狗可以轻易地忍耐直流电的电击。他先把施加在狗身上的电压调到三百伏，接着四百伏、七百伏，直到一千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这场面震惊了，写道：狗痛苦地扭曲着身体，实验变得残忍起来。然而，它还活着。

“当我们尝试交流电时，”布朗冷笑着说，“它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就像这些先生们说的一样，我们会让它感觉好受一些。”布朗给狗加了三百三十伏的交流电。因痛苦的折磨而筋疲力尽的狗疼痛地抽搐了一下，就翻身死了。

观众中间发出了喊声。威斯汀豪斯的代表们喊道实验不公平。给狗施加交流电的时候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布朗开始牵另一条狗上台，但这一刻一位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代表跳上台，出示他的徽章，并要求中止实验。布朗不情愿地照做了。在人们从演讲大厅鱼贯而出时，有人听到一名观众在说：“西班牙斗牛是相较而言更符合道德、更无辜的表演。”

布朗的血腥杀戮仍然没有结束。四个月后的1888年12月5日，他回到了爱迪生实验室，决定将实验扩展到更大的动物—两头小牛和一匹马身上。小牛被证明抵挡不住七百五十伏的交流电。然而马看起来抗“电力”比较强。当布朗第一次将手闸拉下，使闭合电路时，什么也没发生。马无聊地向四周看看。于是布朗再一次拉下手闸。马仍然全无反应。满心挫败的布朗反复向下拉手闸，海绵包裹的电极上都升起一股青烟，马依旧毫无反应。布朗仔细地检查了线路的连接，然后又试了一次。这一回奏效了。马承受了二十五秒的七百伏的交流电后瘫倒在地板上死了。

对威斯汀豪斯来说，马和小牛遭受电击，以及它们吸引的舆论注意，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愤怒之下，他给报纸寄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布朗的实验。“我们毫不犹豫地指责，这些实验的目的并非出于科学的兴趣或安全方面的考虑，”他宣称，“而是努力在公众的观念中制造对于使用交流电的偏见。”

布朗以厚颜无耻的提议作为回应。布朗问道：“如果威斯汀豪斯对交流电的安全性如此有信心，他愿不愿意以生命来支持自己的话？他敢不敢参加一场电的对决？”布朗就他提议的比赛的具体条件详述道：

我向威斯汀豪斯先生发起挑战，在杰出的电学专家在场的情况下，与我会面，让交流电通过他的身体，而我让直流电通过我的身体。交流电每秒方向变化不得少于五百次（根据法医学会的建议）。我们将从一百伏开始，缓缓增加电压，一次增加五十伏，由我来领头增加电压，每次通电持续五秒，直到我们中的任一人喊停，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威斯汀豪斯无视了这一提议，这对布朗也有好处。威斯汀豪斯是个身躯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至少是当时两人里个头更大的—所以他的电击承受能力更强。

然而，尽管威斯汀豪斯提出了抗议，布朗的实验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这些实验帮助他们赢得一场舆论的倒戈之后不久，纽约州投票决定采取电刑作为对所有死刑犯行刑的手段。受爱迪生游说的影响，政客们选择了交流电作为官方的“死亡电流”。1890年8月，威廉·克姆勒，一名被判用斧头谋杀其事实婚姻妻子的杂货商，成了第一个被电刑处死的犯人。布朗和爱迪生确保了用来行刑的设备是来自威斯汀豪斯（西屋）公司的交流电发电机。

布朗的实验和电刑处决死刑犯加在一起，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人们的想象力开始大胆起来，想知道其他大型动物能承受多大的电流，用电刑处决它们会是什么样。一直对公众的渴望关注有加的马戏团老板P。T。巴纳姆介入了，他决定满足公众的好奇心。

1889年2月，P。T。巴纳姆安排了一群电气工程师，来到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马戏团的冬季营帐。那里养着各种异域的动物，P。T。巴纳姆给予他们随意电击这些动物的自由。工程师们忙活了起来。他们电击了海豹、鬣狗、豹子、野山羊、狼、河马，还有大象。他们并未用很强的电流，以避免伤害到这些动物，因为巴纳姆还不打算损害自己的这些资产。电流的强度只是恰好能够引起动物的反应而已。实际上，大象看起来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它们互相摩蹭腿，抚摸驯养员和来访者，还愉快地发出叫声。”

而对公众而言，这不过是开胃小菜，只能勾起了人们更大的胃口。用电流给一只大象搔痒可不够带劲，人们想要更刺激的。他们想要以最耸人听闻的方式释放人工电流的全部力量。用电流与自然界最强有力的生物较量—他们想看一只大象被彻底电死。

电死一只大象的梦由来已久。1804年，葛立莫·德拉黑尼叶在他的《老饕年鉴》一书中提到：一位贝耶先生拥有一台巨大的电器，强大到足以杀死一头大象。葛立莫当然是在运用夸张的笔法，但是这种对人类技术和大型野兽之间发生终极对决的想象却相当真实。19世纪末，工人们跨越乡村地区架设电线供电，所提供的电力将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赋能，而这时，似乎人类的技术也终于强大到足以赢得这样一场较量了。这一幕将成为人类掌控自然世界的标志。《森林与河流》杂志的编辑于1896年撰文，批评美国公众令他想到古代的罗马群众，渴望着“经人类之手（令动物）受折磨的残酷场面……用一台未经检验的设备杀死一头巨大动物的实验”。

那些杀了人的大象的主人倒是很乐于给大众提供他们渴望的场面，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事情一直没做成。一头名叫奇夫的大象，在广告中被宣传为美国个头最大的大象，在1888年杀了三个人之后，成为第一头确定将被电刑处死的大象。它的主人，马戏团的约翰和吉尔伯特·罗宾逊，宣称从新奇性以及科学可能性的角度用电刑处死它将会很有趣。但一开始他们给了奇夫缓刑，然后他们改变了电刑的主意，最终用一杆很有威力的枪杀死了奇夫。

1896年，当吉普茜杀了自己的两名驯养员之后，它与电刑处决有了更近的一次擦肩。芝加哥的哈里斯马戏团申请电死它，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卖这次电刑的门票了，但是人道协会反对将它的死弄成一场公开表演。这一主张说服了警察局局长，他拒绝了申请，引述了公开电刑处决可能给公众道德带来的影响。电刑不成的哈里斯马戏团讽刺地提议，由他们把它运往古巴。他们说，在那里，岛上的反叛军战士可以令它的杀人天赋派上用场，让它“从西班牙军队的人群中一路踏过去”。

看起来人们好像永远也没法满足他们可怕的心愿—观看一头大象被电刑处死。但是随后，在1902年12月，怀迪带领托普茜在科尼岛上横冲直撞。这一回，所有的一切都顺了公众的意，他们终于能如愿以偿了。

托普茜的死

月亮公园的园长原本计划绞死托普茜，这是杀死马戏团大象的常规做法，可以借助重力完成任务。他们甚至为此在公园中心的小湖上方架起了绞刑架。但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像他们习惯的做法一样，提出了反对。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社会当时认为电刑比绞刑更为人道，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反对公众旁观处决的意见。这为电刑处决亮了绿灯。

当爱迪生听说即将发生的事时，他即刻自愿提供帮助。此时关于电流的较量已经结束，他已经落败。尽管采取了恐吓战术，还有电击狗等实验手段，公众还是花钱投票，选择了交流电。1895年，威斯汀豪斯在尼亚加拉瀑布建成了一座大型发电厂，很快就开始给纽约西部供电。尼亚加拉瀑布电厂的成功排除了一切猜疑，证实了交流输电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因此爱迪生去协助处决托普茜实在什么也得不到，但他仍然在疗愈旧伤。爱迪生真心认为交流电是一种死亡电流，除了杀戮什么用途也没有，他无法抗拒这个机会，想再一次强调这一点给威斯汀豪斯看。

爱迪生派出了三名最顶尖的工程师，以及一名摄像师同行，以记录整个现场。电影摄影机是爱迪生的一个大发明，在过去的十年间，电影摄影机的改良和推广花费了爱迪生大量的时间。他（准确地）猜测人们会蜂拥前来观看电刑处决大象的影片。

这一次爱迪生没有派出的是哈罗德·布朗。到了1903年，两个人已经疏远。布朗迫切地想要维持两人仍在继续合作的假象，大肆宣传一个他自称为“爱迪生—布朗塑料轨道连接器”的发明。然而爱迪生为了阻止他继续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把他告上了法庭。

电刑被安排在1903年1月4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在寒冷的天气下，超过一千五百人聚集到这里见证这一场面。湖上架设的绞刑架已经被改造为电刑台。几根长长的铜线蜿蜒接入平台。

月亮公园的管理层担心人群会变得失去控制，他们捎了口信给怀迪，恳请他前来相助。他傲慢地回复道：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背叛自己的好友—这感情听起来高贵，但当他领它在科尼岛上横冲直撞时，倒不见他对大象的处境抱任何关心了。

公园管理层仍然决意要完成电刑，于是他们下令把它转移到开阔的场地。工程师们开始转移设备。他们动作很快，因为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一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准备好了。

托普茜的管理员再一次把它领到预定的位置上。这一回它没有反抗。两点三十八分时，一名兽医喂它吃下两根含有氰化物的胡萝卜—确保它必然会死。谁也不愿意看到像詹博二号那样蹩脚的电刑再重演一遍。工程师们将电极绑在它脚上，看起来就像给它穿上铜制的凉鞋一样。随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他们给出了执行的信号。科尼岛上全部的电力，除了用来运作有轨电车的以外，全部被关闭并转入了这个电设备里。爱迪生公司的D。P。夏基拉下开关，六千六百伏的电流通过了托普茜的身体。

爱迪生的电影摄影机用具有颗粒感的黑白影像记录了整个场面。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得到这些镜头—在互联网上搜索这段影片的名称关键词“电刑处决一头大象”—我们可以看到托普茜被牵到开阔的场地，运送木材和建筑材料。背景中的人们蜷缩在大衣里，旁观这一切。接着影片有一处跳接，下一帧托普茜已经站在了预定位置上，电极已经绑好。它用前足刨着地，好像在不耐烦地等着事情进展下去一样。突然间它变得僵硬。地面升起了青烟。它缓缓地倒向一侧，一股浓烟完全笼罩了它。有好几秒，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但随后风把烟吹散了，它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秒后，一切都结束了。月亮公园的管理层为了避免人群做出负面反应，迅速带领人群向出口移动，并让休伯特·福格尔桑，一名纽约的商人，切割托普茜的尸体。福格尔桑买下了尸体的所有权，希望通过卖掉它赚上一笔。它的脚成了雨伞架；它的器官去了普林斯顿的教授那里；它的皮被卖给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爱迪生的影片保存得最久，提醒着人们托普茜曾经存在过。在接下来的年月中，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通常是和其他短片，诸如《一场火车迎面相撞》和《一段印度蛇舞蹈》一起播放，给观众提供了一整晚的娱乐节目。

在它死去的一年后，开始有人声称看到托普茜的幽灵游**在科尼岛迎风的大道上。1904年2月的一天深夜，一名月亮公园的挖掘工人安东尼奥·普恰尼走出工人宿舍透气，他说自己就在这时看到了托普茜的幽灵，它的双眼闪耀着愤怒的光芒。安东尼奥的几个同事也目击了这次幽灵的到访。第二天夜晚，一名热狗商贩也看到了它，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公园其他工作人员同样报告了类似的目击事件。

不光是人类对托普茜游**的身影表现出敏感。1905年，月亮公园新来了六头大象，驯养员彼得·巴洛注意到这几头象拒绝走过象舍后方地面的一个特定位置。在它们走近那里时，它们会叫唤起来，摇晃身子，然后原地停下。最终他决定把那里挖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困扰它们。他发现了托普茜的头骨，就埋在地下几英尺的地方。显然福格尔桑把它留在了那里。据说当工人们把头骨从地下搬起时，这几头大象悲伤地叫唤着，然后静默地走进了象舍。

两年后，1907年7月，一场大火席卷了科尼岛。

大火始于越野障碍赛马乐园，接着一路烧到了瑟夫大道。据估计损失超过了一百万美元。警察判断这场火灾的起因是丢在一堆垃圾中的烟头，但是其他更为蹊跷的说法流传开来。很多人怀疑这是“黑手[7]”，一个以勒索生意人钱财、恐吓不给钱就毁了对方而闻名的隐秘的意大利犯罪团伙所为。更迷信的人则谣传这是托普茜干的，是它回来用火复仇来了。

人们对托普茜的沉迷，以及对它的死所感到的遗憾，随着日子一年年过去却日渐加深，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关于它的学术文章持续发表，同时还有悼念它的艺术作品出现，包括乔安娜·斯科特和莉迪亚·米列特写的短篇故事，以及由独立摇滚组合彩罐天地和大档案乐队创作的歌曲。2003年托普茜的死，出现了一个公众关注的高峰，在它死去一百周年纪念日上，艺术家加文·赫克和李·戴伽德联手在科尼岛博物馆安置了一块托普茜纪念碑。这一装置可以让参观者站在铜制踏板上—踏板模拟用来杀死它的电极—然后通过一个早期投币手摇式电影放映机观看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