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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神经症的原子山羊（第2页）

对动物的使用在公众中间激起了广泛的抗议。超过九十人写信给海军，提议让人员登上目标舰船，以取代动物。志愿者是一群形形色色有自杀倾向的人，有着喜欢被炸死的念头。其中很多是本来也不会活多久的老人，还有一群人是圣昆丁监狱死刑名单上的犯人。一位写信者要求：如果军方接受他的服务，不要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因为他不想让公众认为他疯了。一份解密的报告称：为了测试的目的，事实上人类会“比动物更令人满意”。然而，研究者拒绝了所有的人类志愿者。

在单纯被炸之外，一些动物被用来满足更具体的实验目的：有几个品种的小鼠，经过培育后具有更大或更小的患癌概率，被生物学家用来测量炸弹在致癌方面的属性；医生们在其他动物身上涂上厚厚的乳液，模仿人类的发型剪掉它们的毛发，或者给它们穿上军队制服的仿装，以及“防闪光”的套装。用来测试不同的乳液、发型和织物在防辐射方面的属性。在心理学家的要求下，几只表现出神经症倾向的山羊被一并带上了船。

在比基尼，患神经症的山羊是唯一专门为心理学实验准备的动物。1947年，十字路口行动的官方报告《比基尼的核爆》发表。报告谜一般地解释说：山羊被安排在那里，因为研究者想弄清“剧烈的爆炸现象”会对山羊们神经症的倾向有怎样的影响。实验的想法是将山羊放在一艘离炸弹落点足够远的船上，以确保它们不会在最初的爆炸中死亡，但又要离得足够近，以获得完整的影响效果—能够感觉到炸弹的热浪吞噬它们呼吸的空气。

参与行动的一位资深放射学家理查德·格斯特尔，随后在《星期六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在比基尼的经历，并做了一段简短的说明，来描述这些山羊参与实验的目的。他透露：“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们亲手选出了实验的山羊，它们被安排在现场，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看到核爆对它们的神经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许也就能知道人类在精神崩溃和惊慌失措方面的易感性。”换句话说，这是对恐惧的实验。这些敏感的动物将被迫注视呼啸的原子巨怪，从海面高高升起七英里，而科学家们将观察它们的反应。研究者想要弄清，并观看它们无法理解的原子灾难，会不会即刻令这些山羊坠入疯狂的深渊。

士兵敏感的心脏

从来没有科学文章详述神经症山羊实验背后的缘由，也从来没有记者调查过它们为何出现在比基尼。

如果不是官方报告和格斯特尔的文章中简短地提及这些山羊，我们甚至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闲逛着走上十字路口行动严肃的舞台，挑衅地咩叫着，然后就这样从视线中消失。为此，人们很容易就把它当成一个，由某位不知名的心理学家为原子弹测试设计的一次性的古怪实验，从而置之不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在此之前，曾存在一整段的科学研究历史，这段背景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研究者会担心核爆可能引发“精神崩溃和惊慌失措”，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专门选择山羊作为实验对象。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有必要跳回到几十年前—比基尼原子弹爆炸之前，当时医生们第一次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现代战争的残酷条件似乎造成了士兵们集体发疯的现象。

战争一直如同地狱一般残酷，但是在19世纪中期，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战争明显变得比以往更加残酷。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杀戮中，军医开始注意到一种奇怪的新型患者出现在医院里。这些士兵外表看起来很健康，没有明显的伤势，但是他们的情况显然不太好。他们展现出诸如呼吸短促、严重的疲乏、心悸等症状。事实上，这些人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雅各布·曼德斯·达科斯塔医生针对这些士兵开展了一项研究，并得出结论，他们患上了某种形式的心血管疾病。他说他们“心脏脆弱”。他的同事们称之为“士兵的心脏”。

在一战期间，大屠杀的战场转移到了欧洲，枪炮以及毒气的受害者不断涌进医院。但是与美国人之前发现的一样，有许多士兵，身体看不到明显的伤处，却仍然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他们控制不住地颤抖，不管吃下什么都会吐出来，而且还大便失禁。这类病患的数量之多令医生们感到不安。这些发抖的士兵占了病房所有病例的10%。医生们现在开始怀疑他们患上的不仅仅是心脏的疾病，而是某种神经崩溃或者精神瘫痪。现代战争的恐怖—蜷缩在战壕中，无助地暴露在炮弹爆炸、警报，以及俯冲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似乎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战争使人发疯。医生们为这个病想出了一个新名字“炮弹休克”。

这种病有了名字是件好事，但是将军们想知道的是，怎样治愈这种病。军队里大量的士兵没有出现显著的身体原因，却依然无法战斗。那么，这些人如何才能被医治好，重新派到前线呢？关于这个问题医生们并没有答案。他们能做的也不过是把最严重的病人送上回家的船，让他们“烂”在精神病院里，并催促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病人自己振作起来。将军们出手相助，宣称如果任何人想要当逃兵，就会被枪毙。

战争终于结束，似乎战士们的这一问题也被解决，但是二战又打响了，随着二战的到来，炮弹休克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了起来。现在不光是士兵遭受到了战斗神经症的折磨，就连平民也因为身处持续的空袭警报和炸弹袭击的压力之下，开始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

急切地想要做些什么的军医们，找到了更适合的治疗方法。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指导下，他们确信能够以某种方法打败精神恐慌这一不可见的敌人。他们将手伸进心理学的工具袋，然后拿出了解决方案。

最明显的治疗方法是停止轰炸和流血，但是这当然不在选项之内。心理学家转而想出了一种在士兵步入战场之前，就令他们“免疫”于战争恐怖的办法。这一理念源于人们不会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感到害怕，而不害怕就不会遭受精神崩溃。在研究者的指导下，英国军队建造了“战斗学校”，在那里士兵们用真枪实弹受训，广播里播放着战争的音效。这些学校的理念包含符合常识的核心。

在战斗训练中，将士兵暴露在更真实的环境中确有道理。但很快战斗学校的存在导致更为激进的想法出现—仇恨训练。

仇恨训练的理念在于，炽烈的愤怒会使一名士兵不受恐惧的影响，其效果比单纯习惯于战斗场景要好得多，由此可以保护士兵免受神经症的侵扰。给多家媒体写稿的专栏作家埃尔尼·派尔这样总结道：“航空军医说，如果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对敌人强烈的恨意，他能够飞得更好，战斗得更好，存活得更久。因为这样他就会超越自我，暂时成为一个狂热者，不会为自己可能面临的死亡而感到忧虑。”

英国仇恨训练学院于1942年4月建成。参与训练的军官会被带入一间“仇恨房间”，在那里，他们会看到展示敌军暴行的照片—腐烂的尸体，挨饿的人群，患病以及死去的俘虏。他们观看绵羊在屠宰场被屠宰，然后在全身涂满动物的鲜血，一边涂一边狂怒地大喊。他们攻击人形的气球。在他们把刺刀刺进去时，气球爆炸，溅他们一身血。他们匍匐着爬过泥地，穿过仿真诡雷，教官在他们身旁边跑边嚷：“继续，继续，杀，杀……仇恨，杀，伤害……仇恨，杀，伤害！”

关于仇恨训练的新闻令英国公众不安。伦敦的《新政治家》杂志将这种概念标注为“缺德的胡话”，讥讽它为“一系列实验，设计用来生产对整个世界的仇恨和嗜血情绪，就好像（士兵们）是巴甫洛夫的狗[2]一样”。教士兵们学会仇恨也不大像英国人行事的风格。毕竟，英国人不应该是这场战争中的好人吗？很快人们就发现，训练反正也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它令士兵们感到抑郁而非令他们充满斗志—于是军方悄悄地关闭了仇恨训练学院的大门。

仿真闪电战

即使仇恨训练有效，也不过是预防措施而已。它对那些精神已经崩溃的人毫无用处。特别是，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期间，德军用炸弹轰炸英国城市，造成数千名男人、女人和孩子神经崩溃，它帮不了他们。为了治疗这些现有病例，军队的心理医生F。L。麦克劳克林和W。M。米勒提出了“去条件反射”的理论。其想法与使士兵免疫于战争恐惧的概念相仿，但这将是在战争恐惧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使之免疫。医生们假设病患可以通过熟悉感去除恐惧。他们会将病患安置在安全的环境中，让他们听令其害怕的声音—空袭的尖啸声（或被称为“呻吟米妮”）、步枪的发射声、炸弹的爆炸声。很多病人太过紧张，就连房门的吱嘎声也会让他们陷入慌乱尖叫的状态，但是医生们希望，不断重复地暴露在这些攻击性的声音中，能够很快使他们脱敏，不再产生恐惧的反应。

由于缺乏声音设备，麦克劳克林和米勒一开始用一个小型便携式战场警报器和“各式各样的锡盒和棍子”来模拟战场的声响。这些尝试并没有在患者那里引起多少反应。但随后，他们得到了由英国广播公司的技师安在全国各地的麦克风而录下的德国轰炸时真实战场的录音。这些录音被证明有效得多。午夜，在光线调暗的医院病房，医生们播放尖啸的警笛和持续不断的枪声。病人们从他们的房间里尖叫着跑出来，但是医生们仍然继续播放。他们站在被恐惧袭击的患者身边，握着他们的手，耐心地重复着这句话：“这些不会伤害到你。”他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几个月后，研究者发现“小孩子通过录音‘去条件反射’的效果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到了真实的轰炸环境中，仍然继续玩他们的玩具”。不过，也许这治疗稍微有点儿过头了。

尽管医生们可以再现战场的音效，但医院病房的环境却不够真实。麦克劳克林和米勒想知道，如果在更真实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现场实验。1941年9月，他们带领一群受爆炸惊扰的神经症患者—包括男女老幼—进入到伦敦的一个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给患者播放“仿真的空袭轰炸声”。扬声器放出炸弹爆炸声和空袭警报的尖啸声。出席实验现场的一位《联合报》的记者对场景做了描述：“声音在黑暗的地下室越来越响。枪声不断响起，接着是大炸弹爆炸。枪声又继续。更多的炸弹爆炸。随后响起火焰的噼啪声。接着消防车的声响加入了进来，其他声响继续着。”

记者拿着一盏手电，晃过黑暗的地下室，看到了很多紧张和焦虑的面孔。但是，并没有人晕倒或者大叫。所有人都保持着平静。因此研究者放大了音量。仍然没有人神经崩溃。高兴的研究者宣称这一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即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暴露在“仿真闪电战”的声音里，从而转变为在空袭时对恐惧免疫的状态。

在美国，医生们没有像欧洲的同事那样，遇到平民被炸弹惊吓的问题。然而，美国军方确实也在南太平洋开了一家类似的“战斗噪音学校”，由海军中校乌诺·赫尔格松领导，让经受战斗创伤的士兵在此康复。赫尔格松将焦虑不安的士兵置于战壕、地洞和掩体中。随后，正如《针对急性战争神经症的紧急治疗手册》中所述，他让他们听“模拟低空扫射，地面矿井爆炸，以及仿真的俯冲轰炸攻击声”。一旦被认定已获治愈，这些人就会被送返战场战斗。很遗憾，治愈的统计数据最后并没有公布。

通过实验患上神经症的动物

说到底仇恨训练和去条件反射，还是人们为了应对令人不知所措的情况，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临时性的尝试。

但是在休战期间，研究者曾偶然发现一种现象，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现象，更好地理解战争神经症，并用更好的方法来治疗它。他们发现有可能通过实验手段，使动物患上神经症。在实验室中，动物们可以被有效地转变为焦虑不安的患病动物。研究者们猜测，这样的能力将会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可控的、系统的方式分析神经症。正如1950年《大观》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一主题所说：“通过令动物—比人类更简单的生物—患上精神失常，科学家现在有了研究这种病的简单方法，其发现不会再因为复杂的人类情绪而出岔子了。”

俄罗斯的研究者伊万·巴甫洛夫是通过实验令动物患上神经症的第一人。巴甫洛夫以他在狗身上做的条件反射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因此，他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奖。他训练杂种狗将铃铛的响声与食物的到来建立联系。很快他发现，铃铛的响声使狗因为期待食物而流口水，不管他是否给它们食物。流口水的反应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事，他制造了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