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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神经症的原子山羊（第3页）

1917年前后，巴甫洛夫正在进行一项条件反射的变体实验。他训练一条狗，让它每次看一个圆形时，都期待肉粉的到来。如果巴甫洛夫给它看的是一个椭圆，这意味着没有肉粉。巴甫洛夫逐渐将圆形和椭圆画得越来越像，直到狗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别。狗变得困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了。到底有肉粉还是没有肉粉？在无法承受这种无从知道的挫折感之下，它精神崩溃了。它狂叫着，疯狂地扭动着身体，啃咬周围的设备。巴甫洛夫写道：“它展现了急性神经症所具有的所有症状。”

在美国，几个巴甫洛夫的学生随后在其发现的基础上又扩展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威廉·霍斯利·甘特将他的狗尼克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动物。

他使用与巴甫洛夫相似的实验安排。甘特告诉尼克，为了得到食物，它必须区分由节拍器制造的两种不同的音调。一旦尼克掌握了这一技能，甘特就开始使音调越来越相似，直到最后尼克无法区分两者。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尼克很快陷入了急性神经症的状态。一开始，它只是展现出不安定的迹象—哀鸣、喘息、剧烈地哆嗦。但随后，它开始彻底拒绝在任何条件下吃斯普拉特牌的狗粮—在实验过程中提供给它的狗粮品牌，而只吃普瑞纳康多乐牌的狗粮。

甘特发现有趣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尼克的神经症行为变得更为明显了，尽管它已经被移出了实验环境。在音调训练近三年后，每次尼克一被带到实验室，它都会开始恐惧地小便—在通往实验室的电梯中，在实验室外面的走廊里，在实验室里，大约一分钟就要小便一次。一年后，排尿行为发展成了“不正常的性**”，每当尼克遇到任何能令它想到音调训练的东西时，都会产生反应。就连在实验室外遇到甘特本人时—比如在农场—这条狗也会迅速“明显**”然后**。甘特充分利用了狗的这种情况，经常向来访的同事展示这奇怪的招数。甘特只不过才刚刚启动节拍器，尼克就迅速因为恐惧而**。甘特兴奋地写道：“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尼克，它每次都会照常演示的。”

另一位巴甫洛夫的学生，霍华德·斯科特·利德尔博士成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1927年，他开始将巴甫洛夫通过实验使动物患神经症的方法用在了山羊身上。为了使山羊患上神经症，他首先在山羊的前腿上绑了一根电线，这样可以给它一次轻微的电击。随后他用一台电报响码器[3]的咔嗒声，来警告山羊即将到来的电击。咔、咔、咔、咔、啪！当他一天重复二十次这个过程，并每隔六分钟重复一遍时，一只山羊很快会显出焦虑的迹象，但如果他每隔两分钟就重复一遍警告和电击，山羊很快就会进入“紧张性麻痹”的状态，身体的每块肌肉都紧绷着，绑着电线的前腿僵直地向前伸着。实验结束后，山羊会趔趄着走出实验室，尽管它们的腿并无物理上的问题。当它们回到户外时，它们走路的姿势会正常起来。《大观》杂志的记者见证了利德尔的一次山羊实验：

当电击来临时，山羊跳了起来。没有提前预警的电击，即使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也不会让它“神经紧张”。但是当引入了警报信号—这时麻烦就来了。听到铃声或者看到闪光，它就会积累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当这种事经常性地发生，它就精神崩溃了。就像紧张的办公室职员经常会面临职场的焦虑和冲击一样，山羊被难住了，它很困惑，夜不能寐。它变得神经质、胆怯，躲避其他山羊，变得容易过度激动。

利德尔推测，这就是神经症的秘密。并不是电击引发了精神崩溃。是对电击紧张的预期，忍受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焦虑，知道下一次电击很快就要发生的折磨引发了病症。这一发现可以被直接用来对抗神经症。“把战争神经症想成实验神经症，”利德尔写道，“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利德尔想象他实验室里这些因为等待下一次电击而恐惧得僵住的山羊，与蜷缩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以及挤在掩体里等待下一次炸弹爆炸的士兵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两种情况下，都是这种单调的、持续的压力最终令他们精神崩溃的。

1937年，康奈尔大学给了利德尔一百英亩土地，供他开农场研究动物行为。当地的报纸把它称作“焦虑农场”。就像某种奥威尔式[4]的幻想乡一样，这里居住着利德尔实验室中患神经症的实验对象：神经质的猪阿基里斯在农场中闲逛，身边是患神经症的山羊荷马。《联合报》的一篇关于农场启用的文章向读者保证，那些受了刺激的动物会服务于有意义的目的。它们将“模拟人类社会，去发现神经紧张、精神病，以及行为不良的起因和治疗方法”。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利德尔夸耀说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随机选择一只绵羊或山羊，就能自信地预见到当受到严格、短暂的调理后，它们会患上哪种实验室神经症。”利德尔还用农场上的狗、猪和兔子做实验，但是他比较偏好绵羊和山羊。他说：“狗和猪‘在行为上过于复杂’，兔子又‘太过简单’，而绵羊和山羊则恰到好处。”

比基尼的神经症山羊

在了解了利德尔实验的科学背景之后，将神经症山羊送到比基尼的逻辑也就清楚了。军医们深切地担忧原子弹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原子弹的名气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发生后的一年里越来越大，人们几乎要以为它有超自然的力量了。认为蜷缩在蘑菇云下一小会儿与躲在掩体中数周相当，都可能遭受到的精神恐惧，这一想法似乎也不无道理，而且这可能会即刻引发神经症。而且如果军方打算派士兵打一场原子战争，那么他们需要知道士兵们在战场上会做何表现。所以利德尔的神经症山羊将为此提供答案。它们将作为人类士兵的替身。于是，有证据显示，美国军方要求利德尔博士，疯狂山羊的专家，亲自选择几只山羊供他们使用。他选择了那些眼中闪现出不安神情的山羊，那几只尤为敏感的，最可能看到原子弹而有所反应的动物。

在山羊们得到了利德尔的批准，认证它们是彻底的神经症山羊之后，它们被从旧金山的康奈尔大学运走，送往比基尼。在1946年6月的最后一周里，水手们将它们挪上了目标舰船—尼亚加拉号，并停靠在距离爆炸点两英里的地点。研究者们接着安好做了保护措施的电影摄影机，并将它瞄准其中一只山羊，记录它的反应。最后，他们就等着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了。

1946年7月1日早晨，一支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携带着“吉尔达”—长崎式原子弹的名字—从夸贾林环礁的岛屿起飞。全世界的人都聚到收音机前，收听这一事件的现场报道。随着轰炸机起落架的轮子脱离跑道，一名记者宣布：“飞机升空了。原子弹现在就在空中，在前往比基尼的路上。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最具爆炸性的实验！”

在投弹的一小时前，收音机的听众们开始听到不祥的“嘀、嗒、嘀、嗒”声。这是目标战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搭载的自动发报机，在播放一台节拍器的声音。当嘀嗒声停止，就意味着炸弹已经爆炸。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军方的人打断节拍器的广播，公布投弹前所剩的时间。“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随后，“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大概在比基尼时间上午九点，听众们听到：“投弹，投弹，”紧接着就是，“听吧世界，这就是十字路口行动！”

原子弹从天空坠下。一开始的几秒里，它沿着几乎与飞机平行的路径滑行，随后它开始向下转向，以三百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坠。在环礁上空五百一十八英尺处，它爆炸了。

球形的冲击波迅速穿透大气层。一开始以一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扩张，但是走了三英里之后，它降到了与一阵狂风相当的速度。同时，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水面上形成。几秒钟里，它放出极明亮的光，强光中略带蓝色的光芒，随后它向上形成巨大的蘑菇云，就在五分钟之内，达到了超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海军军官紧张地等待了四个小时，然后，把对辐射的担忧抛在一边，派出小船前去调查破坏情况。他们必须知道—有多少战舰沉了！

在最靠近爆炸点的地方，水手们静静地驶过曾经的战舰如今燃烧的残骸和扭曲变形的钢板，但是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尽管还有许多船只已经无法开动，但好消息是，只有五艘战舰沉了。最远的那些船只，比如尼亚加拉号，只受了最低程度的损坏。海军松了一口气。也许原子弹也没有那么恐怖。有些愤世嫉俗的人后来评论道，也许原子弹把整个舰队都击沉会更有益于世界和平一些。

爆炸炸死了10%的动物。水手们即刻着手工作，寻回那些幸存的动物，将它们送回到实验舰—伯利森号上。人们登上尼亚加拉号，将神经症山羊从围栏里放出来，并抓紧将拍摄了羊的行为的摄影机胶卷送回去冲洗。在伯利森号上的一间暗房中，研究者聚在一起，观看发生了什么。山羊抬头注视过蘑菇云吗？头脑疯掉了吗？理查德·格斯特尔描述了研究者们在闪烁的屏幕上看到的奇怪场景：“当胶卷冲洗过之后，它展现了山羊在爆炸前平静地吃草的画面。在爆炸发生瞬间，屏幕上出现了飞过来的物体；随后，画面再次清晰后，可以看到山羊还在安静地吃草，没怎么受到打扰。”

十字路口行动的官方报告提供了相似的描述：“山羊是镇定从容的动物……照片提供了清晰的画面，展示山羊在冲击波袭击、残骸纷飞时不受打扰地嚼着草的样子。”

换句话说，海军放的大型焰火，完全没有打扰神经症山羊们。它们看起来并没注意炸弹的爆炸。当有草可嚼的时候，谁会去在乎什么原子弹呢！

山羊没有反应的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也许山羊天生就是呆笨的动物，并不适合用于这次实验。或者也许这些山羊内心已经极为紧张，就连爆炸的原子弹也无法打扰它们强迫性的嚼草行为。但对于海军来说，它们毫无兴趣的反应和舰队很大一部分舰船撑过了爆炸两件事加在一起，似乎是绝好的消息。“没有昏倒，没有精神崩溃。”格斯特尔在他的文章中夸口道。这里他想说的是，一场原子战争不会造成任何难以克服的心理问题。如果神经症山羊都可以应付原子弹，那么士兵和平民当然也可以做到。

在实验之后的日子里，一种几乎可谓轻浮的逞能心态攫住了美国海军。引爆原子弹之前人们心中累积了如此高的期待，以至于任何重要程度比不上天堂大门被打开，或者着起末日之火的结果都一样令人失望。在粗略的检查之后，看到损毁的情况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严重，海军军官采取了类似山羊的行动—表现得仿佛原子弹不算什么大事一样。海军上将布兰迪调查了舰队燃烧的残骸，然后轻蔑地宣称他见过许多受神风特攻队攻击的舰船，损毁程度要比这严重得多。尽管放射学家警告说这些舰船“比地狱还热”，但水手们还是成群结队地登上了其中一条实验舰，而且还胆大地围绕着环礁航行，作为一种力量的展示。从美国海军处得到暗示的一位《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嗤之以鼻道：“原子弹明显是一种被过分高估的武器。”显然，美国海军当时没能意识到，辐射不一定当场杀人。它可能会花数年，甚至数十年，来释放它的破坏力。但是美国海军很快就从实验动物那里上了一课，了解到了辐射的力量。尽管90%的动物都活过了最初的爆炸，但两周后一位军医却向《联合报》一位记者承认，这些表面上的幸存者，现在正“大批死去”。

那些神经症山羊也因为辐射病死了吗？我们并不知情。事实上，它们在比基尼之后的命运是一个谜。答案可能隐藏在十字路口行动大量的技术文件之中，沉睡在位于华盛顿市的国家档案馆中，仍然未被人发现。绝大多数幸存的动物都被送回了美国的实验室，以开展后续的研究。很有可能神经症山羊最终回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动物行为农场，在那里它们与神经质的猪阿基里斯一起嬉戏着，度过它们最后的日子。

公众多半无视了比基尼动物们缓慢的死亡。人们更乐于关注令人愉快的说法：原子弹并不像之前看起来的那样可怕。这一无忧无虑的态度的终极标志就是实验后不久首发的“比基尼”时装。这片遭到辐射的环礁把名字给了一种暴露的、两件套的泳装，该泳装的发明者是法国工程师路易·雷亚尔，他夸耀说任何女性穿上他设计的这一时装，都会引发人们在观看原子弹爆炸时一样的反应。显然他没听说过那些无动于衷的山羊的事。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忽略了那些动物。1946年7月22日，美国圣费尔南多谷山羊协会，在北好莱坞的费尔南吉利斯公园里组织了一场仪式，向那些在比基尼牺牲生命的山羊致敬。协会成员牵着他们自己的山羊出席。仪式最开始的计划包含吹响葬礼号，国旗降半旗，但是退伍老兵们认为山羊配不上这样的荣誉，在他们的抗议下，协会将仪式简化为单纯的静默片刻。在这短暂的片刻中，协会的成员们静默地站在那里，手放在心口。山羊们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表达尊敬—它们在公园里闲逛着，一心一意地啃着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