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黑猩猩管家和猴子女佣（第2页）

威特默被彼得深深打动，他觉得这只黑猩猩应该“受科学监护，并接受合适的教育”。然而这一宏伟计划，从未实现。彼得继续为麦卡德尔一家表演，它几个月后死了，显然是由日程安排太紧疲劳过度所致。

威廉·H。弗内斯是威特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同事，他继续了猿猴方面的工作，尝试训练猿猴说话。首先他训练了一只红毛猩猩，随后是一只黑猩猩。他通过把它们的嘴唇和舌头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来训练它们。例如，为了让红毛猩猩说出“Cup”这个词，他首先在它的舌头上放一把抹刀，等它用嘴吸一口气之后，迅速拿走抹刀，这会使它呼气时发出一声“卡啊啊”。接着他迅速捏紧它的上下嘴唇，将“卡啊啊”的音转变成为一串“噗噗噗噗”。

在几个月的工作之后，他得出结论，“我得说红毛猩猩比黑猩猩更具健谈的潜力。”但是它们都离背诵莎翁名句太远了。他在报告写道：当他降低自己的期望，训练黑猩猩铲煤时，结果更成功一些。

巴斯德研究院的腺体刺激和杂交实验

威特默和弗内斯的实验对公众的观念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它促使人们更加相信了猿猴可以轻易被训练得像人一样行动，而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目的，人们普遍以为，是随后使猿猴可以做人的工作。1916年，《华盛顿邮报》中刊载的分上下两部分的系列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野心。文章作者问：“训练这些游**在非洲和亚洲森林中毫无用处的动物，去做人类最令人厌烦的工作，我们还能想出什么比这更迷人的项目呢？”在总结了最近关于灵长类动物智能的科学研究之后，记者热情地畅想了这样一个未来：猿猴们耕种玉米，给花园除草，挖矿，给轮船的火炉填充燃料，清扫街道，而人类在家中放松，有时间追寻那些更需才智的目标。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作者尤其受到了当时在《纽约时报》中刊登的一篇建议书的吸引，建议书的作者是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朱尔斯·戈尔德施密特博士。戈尔德施密特向美国寻求资金支持，帮助他在非洲海岸边的一座岛上建造一间实验室，用来开展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实验。他向敏感的读者保证，活体解剖并非他计划的一部分。相反，他想象也许有可能通过人工刺激猿猴的腺体，来“调节猿猴的大脑”并由此“扩大其幼稚的颅腔，同时刺激大脑成长，使它获得极高的智能”。戈尔德施密特提出，最终可能将一只猿猴的大脑调节到一定程度，使猿猴的大脑接近发育水平较低的人的大脑。戈尔德施密特承诺他随后会将他在猿猴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在人的身上，使他能够培育出一些天才，他们的才智将会有利于所有人类。

到了1923年，戈尔德施密特的腺体刺激项目没有多少进展，但他在巴斯德研究院的同事成功地在法属几内亚的金迪亚建立了一个猿猴栖息地。关于栖息地的新闻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黑猩猩管家实现的那一天或许不远了。一篇由国际形象服务公司广为传播的文章报道说，这个栖息地将成为一家成熟的改造学院，“将黑猩猩改造成人类”。黑猩猩学生—一幅图画描绘了它们穿着燕尾服和条纹裤的样子—将会学习如何说话、阅读和书写。它们将会住在一个四层楼高的宿舍楼里，睡在**，吃烹饪过的食物，在白天参加课程学习，在课后参与娱乐活动，如收听留声机或者在健身房锻炼身体等。读者们得到了保证，“一定会看到最惊人的天性所能展现的结果”。

然而，金迪亚研究站的真实情况相较之下就乏味多了。那里并没有能给笼中的猿猴上的“如何成为人类”的课程。相反，栖息地主要用来进行丛林疾病研究—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1927年，研究站为俄罗斯生物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打开了大门，他对培育一种人类和猿猴杂交的生物感兴趣。

培育人类和猿猴杂交的生物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欧洲的研究者已经把玩这个概念许多年了。早在1905年，巴斯德研究院就支持过胚胎学家赫尔曼·马里·博涅罗·莫恩斯，他曾尝试组织一次去非洲的探险，开展杂交实验。但是莫恩斯的计划在公众的谴责之下分崩离析。而此时，二十二年之后，巴斯德研究院再一次试图通过支持伊万诺夫尝试令“猩猩人”降生于世。而伊万诺夫从苏联政府那里很顺利地取得了这次研究的经费。

伊万诺夫和他之前的莫恩斯都主张，培育猿—人杂交种会证明进化论。或者至少，它能证明人类和猿猴之间的进化上的联系。但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潜伏在这一研究方向的背后。正如1932年伊万诺夫的一名美国支持者豪厄尔·S。英格兰告诉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杂交可以培育出“比现在任何人肌肉都更加强健有力的劳动者”。

与此类似，德国古生物学家古斯塔夫·施泰因曼思考了一种培育最低等的野蛮人和大猩猩之间的杂交物种的可能性，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生物，可以做那些艰苦、繁重的工作。1924年，据《匹兹堡邮报》报道：“（施泰因曼）相信以这种方式，他可以创造一种生物，有大猩猩的力量和某种低等人类的智力。有一个规律，野蛮人种不乐意做繁重的劳动，但是由科学创造出来的动物将会完全按照其创造者训练它的方式来行动。”

制造超级工人的想法或许正是苏联在没多少钱可花时，仍然愿意资助伊万诺夫开展研究的原因。这些苏联领导人想象以一种真正革新性的方式，不仅从社会层面，而且从人类本身入手，人为地制造一次转变。他们不断地创造着“新苏联人”，最后将以得到一个“猿—人”杂交物种—这样古怪但却符合逻辑的终点—而结束。当猿—人杂交物种在矿井和田地中做苦工时，人类将享受到“工人天堂”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金迪亚研究站安顿下来之后，伊万诺夫尝试给几只研究站中的母黑猩猩人工授精，**来自当地一个不知名的捐献人。好在基因和他对着干，并没有黑猩猩受孕。伊万诺夫沮丧地返回家乡，希望找到一个愿意怀上“泰山”的苏联姑娘。因为他带回来了雄性红毛猩猩的**。最后伊万诺夫还真的找到了几名志愿者，但这一回是政治与他对着干了。被怀疑内心有反革命情绪的伊万诺夫被运送到一座集中营待了五年。他被释放后很快就去世了。有传言说斯大林命令其他苏联医生继续伊万诺夫的研究，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怀疑。

顽固的猿猴

法国并非是在非洲建立猿猴栖息地的第一个殖民国家。1913年，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赞助下，德国人在位于非洲西北沿岸的西属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上，建立了一个灵长类动物研究站。这个研究站在灵长类动物研究史上比法国建的那个栖息地重要得多。然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那里的工作成果的细节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世界其他地方。

特内里费站建立时，创建者们的目标十分高远。他们想教黑猩猩学习演奏乐器、说德语、理解简单的数学和几何学。有时甚至连杂交的点子都冒了出来，德国的性学家赫尔曼·罗勒德表达了在那里开展人猿杂交研究的心愿。德国之外的很多人都怀疑这个研究站有着额外的，没有公开的任务。他们推测这是为德国间谍行动精心安排的阵线，理由是，这一地点是跨大西洋海上交通的绝佳观测点。根据这一理论，当科学家不给黑猩猩上小提琴课时，他们会忙于向德国发无线电情报，报告往来的外国船只的细节。

德国政府有可能命令特内里费的研究者身兼双重职责做间谍，但是人们从未找到确凿的文件证据支持这一点。然而计划的其他部分—音乐课、语言课，以及杂交实验—很快就半途而废了。研究站的管理任务落在了新上任的管理者身上—二十六岁的沃尔夫冈·苛勒，他决定另行开展一项针对“猿猴智力”的研究。他想知道的问题包括：黑猩猩有能力使用工具吗？他们有能力进行需要深刻理解的学习吗？很多现代的研究者会将灵长类心理学这门科学的开端追溯到苛勒的研究上。

苛勒的实验方法是给他的黑猩猩实验对象各种“获取食物”的难题。日复一日，顶着丛林炎热的太阳，汗流浃背的苛勒将香蕉或者橘子放在黑猩猩够不着的地方—挂在房顶，或者就放在它们笼子的几码外—随后在它们尝试取得食物的过程中，观察和记录它们的表现。

通常的解决办法要用到某种横向思维。例如，黑猩猩可能需要拽一根绳子来得到水果，用一根棍子把水果拨进笼子，或者把箱子堆高以够到房顶上挂着的水果。

苛勒的实验结果令那些支持猿猴有智力的人们受到了鼓舞。他发现黑猩猩没有仅仅依靠尝试和失败来解开难题。相反，它们似乎闪现出了一种对问题本质的真正了解。当一只黑猩猩刚被设下难题时，它通常会疯狂地跑来跑去，只不过最终它会停下来考虑目前的情况。比如，它可能会抓挠自己的下巴。随后会出现“啊哈”的顿悟时刻。苛勒声称他几乎可以看出这一刻到来的确切瞬间。黑猩猩会退后，它的眼睛会亮起来，然后开始着手解决问题。苛勒相信这很明显是具有人类风格的思考方式。

尽管苛勒发现黑猩猩非常聪明，可以解决各类难题，但他很快就发现它们做不了工人。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任性而顽固的个性。如果它们不想做某事，没有什么能让它们改变主意。特别是，它们拒绝做任何哪怕带有一丁点劳作意味的事。

1927年，他的书《猿猴的智力》在英国出版。书中苛勒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顽固的特性。每天在黑猩猩得到喂食之后，水果皮会在它们的笼子里扔得到处都是。通常这些烂摊子由驯养员来清理。但是有一天苛勒想：为什么不让驯养员省些功夫，让其中一只黑猩猩来清理呢？于是他给他的一只明星学生黑猩猩苏丹展示了该做什么。苛勒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苏丹）迅速地明白了它被要求做什么，然后照做了—但是只做了两天。第三天你必须时刻提醒它继续。第四天，你必须命令它一块香蕉皮接一块香蕉皮地打扫。第五天和接下来的日子，它每做一个动作都需要人来指导下一步骤：抓住垃圾，捡起来。特内里费研究站于1920年关闭，但开展了类似研究的美国研究者罗伯特·耶基斯也遇到了同样顽固的猿猴。耶基斯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随后在佛罗里达州开展了实验。他的黑猩猩尤里乌斯如果被要求做它不想做的事，就会把身体滚成一个球，或者开始把玩自己的脚。事实上，几乎每一个跟猿猴工作过的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们是无法驯服的野生动物。它们的基因里就没有被动服从这回事儿。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农·雷诺兹所说：“在它们可以通过训练习得很多文明习惯的同时，还有很多不文明的本能没法通过训练去除。而后者随着猿猴日渐成熟会越来越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试图让猿猴采摘作物、在矿井中工作，或者做管家终究会徒劳无功的原因。猿猴足够聪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它们也足够顽固，拒绝做这些事。

机器人的崛起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已经鲜少会遇到任何人正经地建议使用猿猴做体力劳动者了。这个念头在现实中转移到了幻想的领域—科幻作品。例如，《猩球》系列第四部电影《猩球征服》，探索了一个人类训练猿猴做管家和清洁工人的未来（正如电影的粉丝所知，猿猴群起反抗，人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然而，猿猴工人这个想法的消失只能归因于人们已经了解到了它们喜怒无常、无法驯服的天性。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找到了更好的东西，来满足他们渴望有既快乐又顺从的奴隶在身旁侍候着的梦想。他们找到了一种东西，乐于不知疲倦、毫无怨言地工作，乐于执行最卑微的任务，从不会抱怨，从不生闷气，甚至不会偷懒。他们找到了机器人。

“机器人”这个词，指的是机械人，在1921年的戏剧《罗苏姆的万能机器人》中第一次出现，这部剧的作者是捷克的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捷克语中，“robota”这个词的含义是工作或劳工。人造人的概念普及得很快。到20世纪20年代末，企业已经在展现最早的简单机器人给着迷的公众看了。1930年，西屋公司自豪地展出了“拉斯特斯机器人”—模仿一名非裔美国农场工人所设计的机器人。据《纽约时报》报道，拉斯特斯会“拖地，开关灯，站起身，坐下，说话”，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按动一个按键实现。当有这样乐于服务的仆人可以用时，干吗还要费劲和爱吵闹的猿猴过不去呢？

当然，任何奴隶的问题—不管是人类、猿猴还是机器人—都在于奴隶的主人永远没法摆脱有一天他听话的工人会起身反抗的噩梦。随着机器佣人的设想正在稳步向着成为现实发展，机器人反抗成了大众文化中越来越常见的主题，在诸如《黑客帝国》和《终结者》等好莱坞大片中被鲜明地刻画。

如果机器有一天真的反客为主，就别指望我们的灵长类“弟兄”为我们洒什么热泪了。就我们对待它们的历史来看，它们大概会很乐意看到我们下台，还会张开双臂欢迎它们的机器人新主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