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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文化求索（第1页）

第四篇文化求索

面对纷繁的世事

社会失衡，人心浮躁，能捞就捞一把，再不捞就没有机会了——整个社会就处于这样浮躁的状态之中。

现在的发财致富浪潮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横财的机遇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我感到忧虑的是，广东有一种思想，叫做“市场调节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最可怕的是，广东还沉湎在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里面。

世事那种喧嚣、浮躁是社会面临

大变革的应有心态，历来如此王志纲（以下简称王）：最近我为采访经济形势在全国跑了3个月，沿江、沿边、沿海到了十来个省市，访问了若干个高层领导者，包括省、市委书记和省、市长与著名学者、社会各阶层人士。总的感觉可以用两句话八个字来概括：“社会失衡、人心浮躁。”好像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不安分因素增加了，几千年形成的伦理道德似乎在被撕裂与摧毁。记得将近百年前康梁推动戊戌变法时曾讲过：中国正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其实用这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也许反倒准确些。

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小富即安、知识分子的清心寡欲、以自我约束来对待外界的异变与**，从而达到一种潜心研究的境界，历来被称为“做学问的美德”，如今却被视为落伍者的心态。而对一般的小百姓来说，以前许多带有贬义的用词，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争名于朝，逐利于市”等，现在好像彻底颠倒过来，成了社会时尚。

就在我刚刚来你这里之前，海南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这年头你还搞什么学问呀？快下海！现在连中央各部、钓鱼台、中南海的人以及中央各办的人都守不住“贞操”了，纷纷到海南岛开公司做生意了，能捞就捞一把，再不捞就没机会了——社会整个就处于这样浮躁的状态之中。

还有包括股票热、地产热的牵引和搅和，一个个现代牛仔一夜暴富的传奇示范，更是弄得人心浮动、焦躁不安。

从消极方面来看，好像不稳定；从积极方面看，可能是中华民族从轻商、弃商到重商，从不言利到言利的转换。这个转换符合我们所进行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把全民族调动了起来。当然这里面肯定会夹杂着许多肮脏、腐败的东西。唐人魏征曾言：“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现实生活急剧变化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好像很难一下子从现实中找出答案，只有从历史学那里才能获得启示。那么站在历史的高度，该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千年未遇之变局呢？

叶显恩（著名历史学家，以下简称叶）：风习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的变迁。你说的当今“社会失衡，人心浮躁”的局面，这是社会经历着巨变时势必出现的现象。历来如此。我们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可谓是中国商品经济的故乡。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万货云集。史载：计天下所有之货物广州几乎都有，广州所有的货物天下未必都有，因此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世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当上广州的行政长官，“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所以，当官的都希望来广州捞一把。明中叶以后，江浙商人纷纷南来经商，称为“走广”，不仅发展了南北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频繁。东莞的何亚人就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大商人，他拥有武装，人数达数千人，其势力足以同官军相对抗。广州人所具有的商人基因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商风气炽盛，连田里的农夫也洗净手脚充当起商人来了，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弃耒耜而从商”。当官的更是利用其二朋四友、三姑六婆的关系来经商了。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屈大均曾指出：“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就是说官僚或由官僚指派为商人的已占十分之七了。当时的风俗，也由淳朴变为骄奢。大家都拿出浑身解数，以求得巨富为高。更甚者，评论官僚好坏的标准也变了。明中叶以前，对两袖清风退职回乡的官僚，大家都争相前来慰问，赞赏他的高风亮节。明中叶以后，对退职回家的官僚，“不问人口，只问怀金多寡为重轻”。贪官污吏被认为有本事，清廉者被耻笑为呆鸟、“痴牧”。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嫌贫爱富意识到了清初依然未变，藩王、督抚和各级官僚皆指使其家人经商。两广总督卢兴祖和香山知县姚启圣便违反朝廷规定暗中海上走私，被揭穿后弄得很狼狈。他们在庙堂上大讲“君子喻于义”，私下里却争利于市而不觉卑污。尽管那些失意的文人、修地方志的作者，依然高扬仁义道德，斥骄奢之风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他们一旦有幸跻入官僚行列，也必然大捞一把。当然，在“捞”时仍旧口唱“仁义”。

历史上固然不乏如海瑞般以清廉自励的清官，但趋利求富是人之常情，正是恼人的情欲激发人们去拼搏。问题在于，作为政府官员，他们也把生意经引入政府衙门里来了，以所办公务的轻重来决定接受贿赂之多寡。“官府衙门八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权、钱交换，使行政机能的运转也商品化了。屈大均有一篇题为《贪吏》的文章就对这种官僚政治和商业的结合进行了痛斥和鞭挞。

珠江三角洲人历来便独占海外贸易的鳌头。承揽对外贸易事务者，从明代的牙商到清代的十三行商人以及近代的买办，前传后继，一脉相承。他们熟悉商情，懂得如何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州人也纷纷转往上海，依然承揽对外贸易事务。有人统计，“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达到23的惊人比重”。今天珠江三角洲外贸的发达，从历史上看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广东人善于经商，清初镇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时，带走两万人，其中很多人是用来为他经商的。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崛起，也曾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巨大振**。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天崩地裂”的时代，有的则高举反理学的旗帜，认为民生日用百货就是天理。有的作家也一反传统题材就市民情态来写小说了，《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就是那时出现的。

市场经济启动了人们发财的欲念，释放了发财的能量，社会经济并因此获得加速发展。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市场经济也导致了社会伦理道德的错乱。

王：我历来是方法论的推崇者。生活告诉我们，破译复杂社会现象的密码，只凭单学科的推进常常容易得出片面的答案，破解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方法就可以找到认识问题的最佳切入口。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办者尤伯罗斯不是体育专家，不是纯商人，他却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家、系统工程专家，是他第一次把奥运会变成一个能赢利的奥运会。我认为要研究我国现实的变局，以至研究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由来与趋势，也应运用多学科，找到一种新方法。拿我们记者来说，记者不可能成为专家或事事皆懂的“通家”，但记者也不能满足于当“万金油”，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我认为，记者最好的工作办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集众思、广忠益”，把各家各派的观点集中起来，发挥变压器的作用，各个学科通过你的变压器变成同一电压，产生强大的电流，形成新的认识，这样才有优势。

叶：我赞同你的意见。你和你的同事报道珠江三角洲的一些文章，精彩之处，远胜有关方面专家的见解，也印证了你的看法。各门学科是被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它们本来就统一在一个事物的整体之中。所以既要分学科，又要进行多学科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我正做珠江三角洲经济起飞历史渊源的研究，深感独力难支，非请经济学家以及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的帮助与合作不可。原中山大学校长、我的老师黄焕秋教授正主持对珠江三角洲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工作。你提出的这一问题，已为学术界一些人所认识并力图这么做。

但是，方法论的更新并非轻而易举的，同样是一场学术上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也往往是伴随社会变革出现的。唯有变革观念、变革理论、变革方法，才能使目前处于备受冷落和“无用”煎熬的历史学获得新生，也才能使沉睡的历史获得现实的生命。应该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使珠江三角洲大做历史的反思：“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们应该走向何处去？”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

王：有一个问题，我理解不了。商品经济从经济理论上说是鼓励消费，没有发达的消费就没有发达的交换，没有交换就无所谓市场，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生产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讲了：生产决定消费。但他还讲，消费也决定生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这就涉及到辩证法了，不能极端化。

现在我们都面临一个百慕大三角：市场经济释放了人们发财的欲念和发横财的能量，社会经济并因此获得加速发展，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市场经济也导致了社会伦理道德的错乱。

农业社会是提倡节欲论的，提倡治国平天下，从修身齐家做起。因为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产品很匮乏，若谁都贪婪无度，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帝王官僚太骄横奢靡了，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多少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都是“均贫富”，人们很容易理解。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即农民起义虽然推动了历史发展，但“均贫富”却是一种空想，如果硬要实行，在当时条件下也只会阻碍历史进步。

我觉得市场经济有一个最神奇的功能，就是能搞活经济、搞活每一个经济细胞。最近我去了温州，发现它是商品经济通过原始积累到自我发展，再不断提高这种过程的典型地区。我感到其经济活跃程度绝对不亚于广东。在一个交通如此闭塞的地方，人人逐利于市，搞得经济如此神奇的活跃。我待了6天，感受最深的是温州那破烂不堪却又兴旺异常的街市。这真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形象写照，温州现象完全可以用温州的城区街道来概括。

街道参差不齐，新旧夹杂，拥挤、淤塞，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相争于道，络绎于途，没有什么规则，没有什么交通管制。我坐在菲亚特出租车里，面前险象环生，不时有车或人横切而过，但是司机从容不迫，开着这种俗称“甲壳虫”的小车自如穿梭于车潮人流中。这真叫“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这个“道”就是“规律”。这种自然平衡、自然协调，不仅是温州的交通状况，也是温州经济的形象写照。这是原始状态下即自由放任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它能把每一个细胞搞活，拼命地去发财，动态中实现一定的自然平衡。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个体和私人经济搞活了，但社会宏观环境却鲜人问津，政府行为滞后，最直观的就是破烂街道无人管。

到自由放任时期结束的时候，温州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政府如何在宏观上协调。

我们回过头来看广东。对广州奢靡之风怎么看？刚才你讲到明中叶奢靡之风兴起后，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变化，现在广东的富庶地区社会奢侈之风我看较之明中叶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那里的老百姓对官员德行的判断已不囿于他是否多吃多占，恰恰相反，大吃大喝、公款吃喝成了有才能的体现。人都请不来，你当什么官啊！

商品经济需要广纳四海，人旺才能财旺。

大吃大喝、公款吃喝，在内地还是引起人们愤愤不平的不正之风，而广东人却有了吃喝的新观念。前不久我去珠江三角洲，那里的不少人告诉我关于公款吃喝问题的五阶段认识：想吃想喝；大吃大喝；讲吃讲喝；躲吃躲喝；派吃派喝。现在不少地方已是派吃派喝了。“张常委，今天上面来一个代表团，由你陪。”“李部长，明天……”吃喝作为公关手段，对不少领导干部确实成为沉重负担了。从一方面来看，这种奢靡之风很可怕；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的价值观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传统的伦理被摧毁了。仕、农、工、商纷纷下海，以赚钱为乐事、为冲动、为最大幸福，为赚钱而赚钱，这固然给社会增加了推动力。若社会的各种秩序、各项规范健全的话，有多大的本事赚多大的钱，这本是好事。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在连文化人也坐不住了，真正搞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

钱财的**力太大了，以致北京新闻界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会上泡，四流记者写好稿。能静下心来的成四流记者了。商品经济的致富浪潮，挟裹社会，水漫金山寺，再神圣的地方也被它浸润。时下掀起的第三次经商浪潮，已没有它淹没不了的地方了。现在的发财致富浪潮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前所未有的发横财的机遇，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我总结出：爬格子只能产生万元户，拉广告能产生十万元户，炒股票能产生百万元户，炒房地产能产生千万元户；待期货市场产生，有了你刚才讲的牙商、卖空买空的经纪人，就可产生亿元富翁了。

我有个熟人去海南岛才三两年已挣了几千万元，他自己夸口说，现在要调上亿元资金是很轻易的事。在这种震撼下面，道德、伦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变得急功近利。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应当怎样看？

叶：市场机制一旦启动，人的贪婪欲望受到刺激，趋利求富的心理必然产生。因利欲熏心而不择手段，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孔子及其学生们，对此早有警觉，并寄以深深的忧虑，力图以“义”定“利”，不要追求“不义之财”，以礼、义作为一种软手段来约束人们的逾矩行为。礼、义即理，理又与情连在一起，即所谓“合情合理”。“理”虽为一，“情”却犹如橡皮筋般可随意长短。这可就了不得了。同样属非法行为，有人情者可姑息不问，无情可言者可任意抄家问斩。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甚早，也远比西方发达，之所以没有出现献身于工商业，以此作为理想、作为职业来醉心追求者，似同以礼义这一软手段来约束追逐利益中的非法行为有关。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是，商人赚得的巨万资产最终用于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或以捐纳的形式得空衔虚职而转为封建官僚。土地为本；有官万事足，也视为本。以末（商）致富，以本守之。商品经济无论如何发展，最后又回到封建制度的根基上来了。同时，以礼义来约束非法行为，使善于贿赂、行人情者，可以化险为夷，也鼓励了人们伦理道德的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