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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文化求索（第2页）

今天的改革开放固然是崭新的，但商品意识却脱胎于旧的传统。很多个体户，一赚了几个钱，就拼命地巴结当道者，找个靠山，这正是源自这种旧传统的胎记。唯一的出路是加强、严格经济立法，并培养出一批依法办事的政府公务人员，其薪酬必须足以养廉，否则难以持平执法。

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同产品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同因市场不规范而崛起的暴发户阶层有必然关联。

王：现在的人智商都很高，特别是大批下海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这部分人把握得住。北京一些科技人员告诉我，三四年前，人们对付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办法是被动式的：抢购保值。现在那些有前瞻能力的人，则是以攻为守，下海发横财，以增强其对未来危机的抵制能力。这对于社会来说，如同抱薪救火，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预期支配下面，危机的产生只会加速和加重，而危机发生所带来的震**力，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撑得住，我现在不敢说。

我弄不清楚的是，同样在孔孟文化下取得成功的如“四小龙”，它们在脱胎换骨的变革中是否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叶：通货膨胀无疑会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但对此也应进行分析，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但也还有其积极意义。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就是通货膨胀，其结果是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量资本，推进了资本主义，瓦解了封建制度。可见一件事情是有其正负两方面作用的。孔孟之道也如此，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把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停滞归罪于儒家学说，其根据是：儒家反对言利，认为“小人喻于利”；把科技斥为“奇技**巧”等。实际上，儒家的经济思想也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儒家主张“藏富于民”，如孔子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主张“恒产论”与分工理论，荀子鼓吹“欲望论”等，肯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四小龙”在孔孟文化背景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进步，已引起人们对孔孟学说的重估。但是我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迅速进步，不能归结为一个原因，应当是多种因素合力起作用的结果。

王：刚才你谈到《金瓶梅》、《三言二拍》，它们基本上属于市民文化的产物，而市民文化的根基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城镇的产生和发育。北宋、南宋的时候，商品经济得到相当的发展。最近我到杭州，去“楼外楼”就餐，凭栏远眺，触景生情，禁不住想起林升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喻时诗。在杭州住了五六天，感受特别深，时事沧桑，民风未变，这里依然是一个消费城市；人们玩花弄月、闲情雅致，作为历史的因子遗传下来，在杭州人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后来我看“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即现今的中药博物馆，还有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都在杭州，其发育之完善、功能之齐全令人叹为观止。宋代时，这里已是商品集散地，成行成市。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之后，才有一个相对发达的市民阶层，才有了反映市民阶层的文学的产生。我认为，《金瓶梅》基本上是奢靡文化、纵欲文化，它所揭示的生活，当时的官僚、商人上层已经到了穷奢极欲的地步。是不是商品经济与奢靡是双胞胎，是一对孪生姊妹？如果说奢靡是商品经济固有的伦理习俗，那么就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即将降生的社会的忧虑了。

我认为，时下一部分人世纪末心理的产生，一些人对未来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人还是要自律的。而且，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应敢于用科学的、进步的东西，规范人们的生活，该严明的还是不能含糊。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更要讲清廉。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最积极的结果或者是最消极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上层是用一种引导、约束的手段，还是无为而治、任其自然。

叶：奢侈，就是超过基本需要的高级享受。奢侈欲望的增长，无疑是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商品经济又刺激了对奢侈的需要，同时完成了对奢侈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奢侈与商品经济有一定联系，但是奢侈不等于浪费。例如一瓶易拉罐青岛啤酒在小店只卖四五元，到了中国大酒店，却需16元，人家把幽雅的环境投资、周到的服务费也算在内了。这种高级的享受叫做奢侈。如果是暴饮暴食，饭菜吃不完，任其倒掉，这就叫做浪费了。我在夏威夷一家餐馆就餐，选了一条较大的活鱼。侍者说：“这鱼太大，你吃不完的，可否另选一条小的。”但是若是叫价钱高的菜，再高，侍者也是不会劝阻的，这叫鼓励消费但不希望浪费。奢侈即豪华，追求豪华，即追求高级的享受。追求豪华（奢侈），还有显派头、跻身高层次的意义。

至于那些慷国家之慨、任意挥霍、请客送礼、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以谋私者，是国家的蛀虫，他们是在趁火打劫。

王：这种奢靡、穷奢极侈可能是几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属于历史的转换过程，就像我方才所讲的珠江三角洲吃的五个阶段，它有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另一个也是由中国特色所决定的，先富起来的暴发户，文化层次高的不多，不少人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用这种奢侈的方式，用金钱来支撑自己的地位，这是暴发户的一个特征。

我们不能因为肯定商品经济，就肯定这种畸形现象、奢靡之风。但它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畸形产物，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却是持久不了的。

最近读了一位法国学者写的《资本主义史》，专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地位很低微，随着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们同贵族展开了较量。贵族有身份荣耀，但需要资产阶级的钱，这就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资产阶级成了暴发户，先是勾结贵族花钱买爵位，他要名声、要地位（这种遗风在香港还继续存在）；等到实力达到压倒优势后，就取代当权者，其中，有武力取代，也有和平取代。西方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光荣革命，其实不过是新生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搞联合统治而已。

叶：在中国封建社会这叫做捐官，也是买官。官职可以公开拍卖，给多少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头衔，这是有规定的，从明代开始就公开实行了。

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广东的兴衰、广东人的作为完全是同开放连在一起的，历来如此。

王：在中国历史性的大转换里，广东人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在近现代扮演过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我讲几个最有趣的历史标识。

三四年前，我在内地采访时，人们对广东是一片骂声，伴随着广东货的北伐，大批广东供销人员就像当初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一样，他们是奔走于中国的山川田野、城市乡村推销产品。他们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却是一掷千金，消费能力极旺盛。大都市的人都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情看待他们，一边羡慕他们的钱财，一边则是鄙夷他们的教养。由于他们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带出了一些很有趣的商业文化现象。

——广东发廊成了高消费的一种文化播扬于中国城市与乡村。

——粤菜取代川莱、鲁菜成了豪商巨贾显身份、亮派头的菜肴。

这次我去内地，上海市有关领导跟我讲上海人对广东人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三不”阶段：开始是“不对”。认为广东是歪门邪道，持否定态度。因为广东在原始积累时期也有些口实被人抓住，包括走私、贩私、倒卖洋货等问题；第二阶段是“不过”。上海人承认广东经济起飞了，“不过”对其市场化的做法在看法上有保留；第三阶段是“不错”，即现在，从历史趋势上来把握，认为广东所走的市场化道路是一条对中国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光辉大道，这就是商品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就是一门心思地发财致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兴经济。上海人“广东观”的转换过程具有代表性。

在中国的现代史舞台上，三元里抗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梁变法直至孙中山辛亥革命，广东人一直有上佳表演。现在广东人再一次表现出其活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人文群落，人们对广东、广东人又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我想请你阐述广东人的形成，由此议及与内地人在文化心态上相比较，有哪些值得留意的特征。

叶：从历史的角度看，广东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从秦始皇经略岭南，首次有组织的移民进入广东起，直至唐代，中原汉人的迁入以军事性的移民为主，宋以后，北方平民的迁入就更多了。又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周边的朝贡国和阿拉伯等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唐代便于广州市划出一块地区供他们居住，称为“蕃坊”。他们在此繁衍子孙，有的移居珠江三角洲等地，如南海蒲氏。

记得1983年我在耶鲁大学与著名的历史学家史景迁（Spence）教授交谈时，他问及广东肇庆地区黑人后裔的情况，我当时愧不能答。回国后才找到有关的资料。广东的人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应该是以汉族为主的各个民族的融合体，其中也包含黑人等人种。

我们知道，广东是越人的故地。但是，据我看到的珠江三角洲的家谱，没有一部说是越人的后裔，几乎都说是从珠矶巷迁来的。越人不是灭绝了，越人与单寒家族都攀附、融合到南迁的中原大族中去了。

安土重迁、封闭的社会，往往缺乏活力。在文化上表现出固有的僵化特点，即使有变动，也只有适应性的调整和某些边际性的变迁。以移民为特点的珠江三角洲社会，则表现出充满生机、少于保守、多于进取。明清以来，三角洲人出没于烟波浩渺的南海彼岸各国，奋力为本地的糖、丝、铁器等产品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勇于进取的精神的体现。在近代，也是他们首先开办机器缫丝厂，执近代工业化的先鞭。今日，三角洲人从沙田上岸洗净手脚，盛装走到国际市场商谈生意；他们在基塘旁边办起现代化的企业，这难道不是当年产业革命精神的再现吗？局外人对他们的勇气和胆略感到费解，但在历史工作者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是充满产业革命精神、具有善于经商基因的三角洲先人的后裔。这叫做认识自我、实现自我。

王：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移动则兴，静止则衰。广东人从四海而来，由此又走向五洲，视野开阔，勇于进取，广东的繁荣发达完全是与开放连为一体的。

叶：对！为什么交易会在这里开，特区首先是在这里设？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封建王朝指定广州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始设市舶、复设海关。乾隆二十二年甚至实施广州独口通商的特殊政策。在明代，从万历到崇祯时，广州就有了类似我们今天的交易会。从对外贸易上说，广东独占鳌头，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王：纵观千年历史，广东地区开放，就大兴旺，封闭就衰败。

去年我到南海，发现南海的一些地名发人深思：“佛山”无山，“南海”无海，南海市许多镇的镇名都带三点水：大沥、九江、西溶……似乎这些地方有了中土移民后还在海中。

叶：在明代，顺德还有几十个浅海、沼泽。在元末，香山县（中山）还是一个孤岛。永乐大典里记载：“香山，一孤岛耳！”香山是南宋建县的。

让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商品经济不是一个恶魔，而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社会繁荣的催化剂。如果东西不用于交换，只生产够自给即可以了；要依靠个人的生产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的；要互通有无，就得求助于商品经济。司马迁说，“商不出则三宝绝”（三宝含义，一说是指食物、材料、制品）就是这个道理。商品经济究其本质而言，就是资源配置问题，通过资源、技术的交换，使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部广东开发史，就是中华民族征服自然、繁衍发育的民族史。

王：昨天我读你的一篇论文，有这样一个观点，你讲到珠江三角洲的先民是宋明之际的中原人，他们一开始是南下粤北珠矶巷，然后进入珠江三角洲的。现在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即广东的三大人文群落——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的形成和来路问题。

我读过一些史书后得出一个想法，广东在秦以前作为百越之地，只有土人在活动。从秦代开始，有了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才有了中土汉人进入这里。我想最先进入百越之地的官吏和移民，是从水路来的。正是有了秦始皇修灵渠，沟通长江、珠江两水系，才有后来成了南越王的赵佗等官吏率秦人的顺利入粤。古代人们要想翻越瘴病之地的南岭进入百越，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