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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文化求索（第3页）

1986年我沿西江走了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认为语言是人种的胎记，以桂林为枢纽，往西、往北属四川方言区，沿东南顺西江而下，一直到广西的梧州、广东的肇庆、广州，到珠江三角洲大海，整个都是白话（即广东官话）区域。南下的第一代先民是不是这样沿江下来的。根据人类的移民规律，移民先要占江河，沿江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比较易于生存。

1988年我去了梅州，1991年我去了潮汕。广东潮汕人祖籍何处？他们都说是福建莆田，因此人们把潮汕话也称为福老话。其实再溯历史，莆田人也是从中原过来的。伴随一次次中原王朝更迭，一次次异族入侵，都引起人群大逃亡、大迁徙。要么由贵族率领，要么老百姓流亡南迁，但来得比较密集的好像是宋朝。

中原人到了闽南三角洲以后，沿海路西进，占据了潮汕平原。潮汕潮汕，其实是有潮无汕，汕头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只有潮州、澄海、潮阳，后来伴随韩江冲积平原的扩大，才开始有了汕头。由于领海据港，易于贸易，汕头后来成了潮汕平原的经济中心。所以潮汕先民源于福建闽南。

宋代，客家籍先民南下，这时的南粤不论沿江还是沿海，好地方都让人占完了。人类的迁徙史和生存史是很残酷的，客家人最后被挤到了山沟里。我专门查了叶挺和客家人中叶姓的宗谱，祖上是一个根系，是从宋代南下的。叶挺家谱记载，他的老家是河南叶县。（而河南叶县，就是叶家的祖宗地）祖宗封于叶以后才姓叶。叶姓南迁先到梅州，有一支南下到惠阳秋长镇，秋长镇居民80%姓叶。

广东形成三大群落，彼此间又有很多交往融合，造就广东特有的人文景观。

广东人本身是由土著与移民融合而来，近代华侨又多从广东渡海而去，这又是广东文化最有意思的一点。广东在海外的华侨有几千万，伴随其侨居国及地区的崛起，他们把海外的文化、伦理与物质文明返销回祖居地，给整个南国的文化又带来了一种特异的色彩。

到了现代以后，广东一马当先扮演着开放带头作用，掀起历史上少见的粤文化“北伐”，对内地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叶：我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你关于广东的历史知识如此丰富，真使我惊讶。

在古代，是先进的广州、落后的广东。这怎么讲？我是说，广州作为对外港口，历来繁荣。明中叶以前，它是一个奇珍异宝等奢侈商品转口的城市，有的学者称之为“屯贩贸易”或是“通过贸易”，因为周围地区没有产品进入广州市场，所以广州的繁荣没有带动广东经济的发展。唐代的潮汕地区，鳄鱼在韩江作祟，行人惨遭其祸，韩愈无奈，只好写祭鳄鱼文，哀求鳄鱼归回大海。五代南汉时，东莞也是群象出没之地，面对象群糟蹋禾田之状，县太爷只有建镇象塔，求助神灵镇之。三角洲大部分尚未成陆，瘴气流行，居民只好口含槟榔以预防其害，吃槟榔的习惯始自于此。

宋代，北方士民沿着北江孔道，先后南移，他们带来了治理江南沼泽地的经验。在三角洲地区的西、北、东三江干、支流沿岸先后修筑起堤围，将浅海、沼泽围垦成沙田。明代，又将低湿易涝之地开发成桑基鱼塘。这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沧海桑田！桑基鱼塘，通过水陆相互作用，基面养桑、桑喂蚕、蚕沙养鱼、塘泥肥桑，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连成一个农业生态系统。这是三角洲人对传统农业的一个极为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展了缫丝、制糖等手工业，把丝、糖出口，换回银两，作为围垦沙田的资金，建立起贸工农的经济体系。一块瘴气肆虐、虎狼蛇横行的浅海沼泽地，经人们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辛勤劳作，终于开发成富饶肥美的宝地。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说，发展是从北到南的顺序，先是中原，继而是江南，东南沿海和广东是较后开发的。但对外贸易却相反。古代分南向贸易（同东南亚各地贸易）和北向贸易（同朝鲜、日本贸易），广东一直以南向贸易为主，其发达程度是从南沿着海边逐步向北发展的。前面我说广州是商品经济的故乡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随着地球上各个地区间来往的密切，经济的发展就不似古代只受制于自身的自然、社会生态和政治体制，而且还受制于世界各地政治、经济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制定的。

王：中原人大批进入南粤是什么时候？

叶：是在北宋末年。他们大都先越过南岭，寄居南雄、珠矶巷等地，然后渐次取北江水道进入三角洲地区。主要有三次：一是宋室南渡时随隆祐太后南逃的士民中之一部分先暂居南雄，有的继而进入三角洲；二是咸淳六年（1246年）因王兴起义军转战广州，人口剧减，“诏徒保昌（南雄）民实广州”；三是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南雄、韶关时，原已居住在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继续南迁三角洲。这从珠矶巷传说及现存的岭南各族姓宗谱中可以得到佐证。

王：从你的著述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重要转换：自秦以来，两千多年中，广东经历了一个由移民客居此地到站住脚跟、滋生本土文化，然后文化昌明，终于在华夏大地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这一转换过程。这一转换很有趣。

唐代韩愈贬谪潮州，潮汕山河为之变色，有“山为韩山，江为韩江”之传奇。宋时苏轼贬谪惠州，由此有了“自东坡贬惠州，天下不敢小惠州”的绝唱。文化泰斗遭逐，竟对当地文化的昌盛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见当时的文化落差是很大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开发。我读你的文章，知道珠江三角洲在明代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化人。而且，这些文化人已经能升堂入室，出状元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又怎么认识呢？

叶：人才的抚育需要条件。元代之前，珠江三角洲科名仕宦者寥寥可数，明代之后则灿若群星了。南海石头、黎涌、石啃相去五里左右，有四会元，世称“五里四会元”。所谓“会元”，即集各省举人到京会试考得第一名者；继会试之后的殿试第一名者称“状元”。“四会元”是指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和霍韬。伦文叙会元又中状元，其子以训是榜眼（又是会元），以谅是解元（考举人第一）进士，以说是进士，世称“父子四元双进士”。又如邝文一家，入明以后相继登科者五十余人。在近代，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叱咤风云，扮演近代政坛上的主角。人才济济，数不胜数，人文之盛已引起世人的瞩目了。这显然同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开发密切相关，那里的名宗大族有丰厚的族田，能资助子弟读书；堪加造就的子弟，皆得栽培。这也同三角洲人踪迹遍天下，眼界高远，胸怀开阔有关。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是相辅相成的。

王：原来是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和熏陶，逐渐开化，后来产生了自己的文化人，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在广东采访时，接触到这里许多令人瞠目的人文景观，尤其是王朝覆灭后的景观。每一次异族入侵，皇朝就往南逃，我到深圳蛇口看到后人重修的赵小帝和陆秀夫的墓，史称赵小帝是在新会崖山跳海的，文天祥是在零丁洋上写下著名诗篇的……

广东真正在历史上人文荟萃影响中国历史是到了清末，这时英雄辈出，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事件都在这个地方拉开序幕：林则徐焚烧鸦片揭开近代史篇章，福建人跑到这里显示其价值；孙中山、蒋介石，包括毛泽东都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显示自己。

叶：你说的是政坛上所演出的悲壮场面或建树的壮烈光辉的业绩。在商界，许多近代型商业的门类也是始自珠江三角洲人。例如今天大家熟悉的先施百货商店，是由中山市侨商马应彪等创办的。专卖商店，如进出口五金商号、百货业的批发商等，也是首先由三角洲人开办的。三角洲人今日在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着其先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其继承性和延续性。

王：这里我想补充点看法。这次我到华东去，特别是到上海，认真搞了点采访，结论是：江苏、上海重振雄风指日可待。上海市长很自信地告诉我，李嘉诚作为世界华人首富、广东籍的实业家，最近登陆投资首选不是桑梓，而是上海，投资五十多个亿，在上海建集装箱码头。上海市长解释说，李嘉诚的这个选择是从全世界经济战略发展来考虑的。一是看好上海将来会成为中国经济龙头，只有龙头才有办超级集装箱码头的需要；其二，李嘉诚是海外华商“大哥大”级人物，他要找中国的“大哥大”，而真正能带动中国这条巨龙腾飞的龙头是上海。

上海市长说，今天上海终于明白自己的历史方位了。上海解放前是消费中心，解放后是生产中心，这两个中心都是畸形的，都不利于上海自身优势的发挥。现在上海要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中心，集散五个流：资金流、人才流、科技流、信息流、物资流。这样上海作为长江流域的龙头，作为中国的龙头的地位才能树立起来。原来上海搞工业时，与周边邻近地区存在产业同构矛盾，互相争夺原料、市场。现在它发展第三产业同邻近加强第二产业的省市就成了互补关系，长江流域省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第三产业为它提供高素质、高档次的服务。现在上海对其整个振兴充满信心。我在上海看到几十年前陈旧的南京路现在总算开始了彻底的改造，地铁也已竣工。回过头来看广东，如果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将有被抛弃的危险。

我很赞同你的一个研究成果，商品经济最大的威力在于把每一个经济的细胞都搞活，使一个地区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潜力的充分释放，把生产搞上去。

但商品经济又有其严重的局限性：急功近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非得要政府从宏观角度来弥补其不足之处，任其自然，是难有远大前途的。西方商品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始终未能消除其局限性。不论凯恩斯、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等人的理论是否真正能解决西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些理论的出现，却都是经济发展必然结果的产物。

现在回头看中国，我感到忧虑的是，广东有一种思想，叫做“市场调节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

商品经济早期在搞活经济细胞上确实作用非凡，但如果我们任其自然，这个经济是玩不大的，繁荣是持久不了的。这类例子比比皆是。这次我在温州看到政府行为滞后、宏观调节滞后的弊端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了。所以一边是暴发的温州人，一边是沦丧的文化道德和落后的社会设施，“穷”得只剩下钱了。

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以后，机会已经不独钟此地了，得真正凭实力了。现在外部条件大家都共有了，我到山东去看到，由于中韩建交，韩国企业家坐飞机十几分钟，乘船两个小时就可到山东。广东所具备的优势，山东照样有。

上海、苏南发达的是制造业，不是把西方的东西简单地引进组装，而是消化，真枪实弹。他们今天又拥有从引进外国资金到技术的同等条件，重振雄风指日可待。

最可怕的是广东还沉湎在良好的自我感觉里面。像深圳、珠海，热衷于证券投机，这种繁荣是虚拟的，钱和财是得到了，但这种“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可盲目乐观。

叶：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商品经济越发展，经济越放得开，政府的宏观协调乃至宏观控制职能越重要，水平要求越高！

一九九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