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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1页）

第十三章

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一个可能永远也不被人所知的时刻，这件事出于只能被猜测的原因，以几乎不可信的方式发生了。我暗指的当然是澳大利亚的移居。

一直到最近，计算澳大利亚现有人口才不是个大问题。在20世纪初，原住民被认为在大洲存在了不到四百年。到了60年代，估算这一时间值可能为八千年。接着在1969年，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分校的地质学家，名叫吉姆·鲍勒，他在新南威尔士西部某炎热而孤独的角落里一处叫蒙戈的地方，在一条干涸了很久的湖**闲逛，被某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具女人的骷髅，微微冒出沙丘。骨头被收集，送去做碳年份测定。报告显示女人死于两万三千年以前，这份报告的出现，一下子让澳大利亚的已知居住期几乎乘了三倍。自那以后，其他发现又将这一年代向前推了许多。今天，有据可依的结论表明，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至少在四万五千年以前，但也很可能是六万年前。

澳大利亚的第一批居住者不可能是走来的，因为整个人类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岛屿。他们不可能独立地出现，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可做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生物。最初的到达者只能通过海路，很可能是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帝汶岛过来，这儿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把现代人放进澳大利亚，你必须接受，在如此遥远的某一时刻，在已知的行为现代的人类出现之前，在南亚生存着一个人种，足够高等，他们乘船，很可能是木筏，在近海岸捕鱼。不要理会考古学记录，说在那之后三万年，地球上才有人会干此事。我们不得不将这些人水运。

接下来我们得解释，是什么让他们穿越至少六十英里开阔的大海，去一处他们并不知道存在的土地。这一推测的结果便是，一艘简单的捕鱼筏——可能比一只漂浮的平台多不了多少——偶然地进入了大海，可能因为世界这一部分特有的暴风。那么这艘筏无望地漂流了几天，被冲上了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滩。到此还都合情合理。

自然会被问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到——是在这里如何繁殖大量的人类。如果是单独一个渔民被带至澳大利亚，那么显然他必须找出回家的路。报告表明，他有可能劝说足够多的人和他一起来，开创一个新的聚居地。这当然表明，当时有的航海技能，足够让他在不可见的大陆间来回穿梭——一种史前人类很少能有的非凡才能。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旅行是单程的，偶然的，那必然涉及男女兼有的一群人。他们要么一起在一艘大筏上（尽管不太可能），或一队小筏，并成功地预测了风暴，在海上度过了几天。最后他们被冲上了最接近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在那儿重新组合，建立了一个社会。

你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繁殖澳大利亚。约瑟夫·布里德赛尔，一位美国学者，估算一群二十五人的创立开拓者，在两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能产生出一个三十万人的社会。但你依然要把最初的二十五个人弄到那里——比一艘筏或两条被抹去的航线，似乎能解释得要多。

当然这一切可能以其他各种方式发生，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全开动起来。谁也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那儿，因为他们遥远的祖先穿越了至少六十英里相当难应付的大海，比地球上敢做出如此尝试的其他任何人要早一万年，并且数量足够开拓一整块大洲。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成就。那它得到过多少注意？呃，自问一下，上次读到与之相关的材料是何时？在与人类散布和文明兴起有关的材料中，你瞧见过哪怕只是顺便提到原住民这一角色是在何时吗？他们是星球上的隐形人。

导致这问题出现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明白此处需要考虑的时间跨度有多么巨大。假设一下争论中说的原住民在六万年前到达是真实的（这是罗杰·卢因在《进化原理》——一部标准文本中所用的数据），按这种规模，澳大利亚的欧洲居住者占领的所有时间占了总时间的0。3%。也就是说，在其余99。7%有人居住的历史中，原住民独占澳大利亚。他们在那儿的时间长得无法想象。这儿还有他们其他未受赏识的成就。

原住民到达了澳大利亚，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他们同样主宰了大洲，用惊人的速度分散开，发展了不同的开发策略和行为模式，或适应了每一种极端的地形，从最湿润的热带雨林到最干旱的沙漠。地球上没有人在更多种的环境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维持了更久的时间。普遍得到承认的一点是，原住民保存并继承了最古老的文化。有人认为——比如说受敬重的史前学家约翰·牟尔万尼——澳大利亚语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系。他们的艺术、传说、信仰体系无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这些显然也是重要的卓越成就。它们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早期原住民说话、合作，使用了先进技术和组织技巧的时间，比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要早得多。这些成就得到过多少注意呢？呃，又一次，直到最近，几乎没有。我意识到此完全出于偶然，离开艾伦和卡梅尔，飞往悉尼之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在那儿查找某些其他东西时，看见了一本1972年版的《拉鲁斯考古学百科全书》。我好奇于他如何谈论三年前在蒙戈湖的发现，便拿下来看了看。实际上，整本书只提了一次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这样的一句话：

“原住民在旧大陆也是独立进化，但他们代表了一种非常原始的技术和经济形态。”

就这些。整个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讨论，在写于20世纪后三分之一叶的又重又权威的学术作品中，只有这一句。当我说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时，相信我，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真正的悲剧是，这才仅仅是一半。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欧洲人便对原住民有了深深的好奇。当詹姆斯·库克和他的同伴驶进博特尼湾，他们惊讶于大多数他们所见的原住民坐在海岸上，或用脆弱的树皮土木舟在浅水中捕鱼，几乎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几乎不从眼前的活动中抬起眼”，如约瑟夫·班克斯的记录。吱嘎作响的“奋进号”显然是出现在他们面前最大最惊人的建筑，可大多数原住民对此不过是匆匆一瞥，像看一朵飘过的云彩，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似乎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原住民的语言中，没有“昨天”或“明天”这样的字眼——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一般的遗漏。他们没有酋长，没有理事会，不穿衣服，不造房子或其他固定的建筑，不播种粮食，不放牧动物，不制造陶器，几乎没有财产的观念。他们还为某一事业贡献了不相称的努力，至今还无人能解。在澳大利亚所有的海岸地区，早期探险家都发现了巨大的贝壳丘，三十英尺高，底部覆盖了有半英亩。通常这些在相隔很远的内陆或山坡上。原住民显然花了些力气，将贝壳从海滩运过来——有一个贝壳丘估计有三万三千立方米——他们要保持极长一段时间，每一例都至少有八百年。他们为何这么不厌其烦？没人知道。几乎从各方面看，他们都好像是在遵守某种不同的习俗。

有几个欧洲人——比较明显的是，沃特金·坦奇和詹姆斯·库克——同情地看待原住民。在《奋进号日志》中，库克写道：“对于某些人，他们看上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可现实中他们比我们欧洲人快乐得多。他们生活在一片安宁中，不受条件不均的打扰：土地和大海主动为它们提供了生活所有的必需品……他们似乎对我们给予的任何东西，都不设定价值，也不会离开任何他们所有的东西。”在别处，他略带辛酸地补充，“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让我们离开。”

不幸的是，少有其他人如此开明。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原住民不过是某些挡路的玩意儿——“一种自然界的危害”，像科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提姆·富兰纳瑞形容的一样。这有益于视原住民在本质上低于人类，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一直到了60年代早期，像约翰·皮革勒注意到的那样，昆士兰州学校用的教科书上将原住民比作“野蛮的丛林生物”。当他们不再低于人类时，他们基本不值得考虑。在同一时期，斯蒂芬·罗伯茨（Stephes）教授写了一本厚厚的学术大部头，题为《一部澳大利亚的土地垦殖史》（AHistoryofAustralia），设法考察整个欧洲人的占领和替代期，而对原住民一次未提。对原住民如此的边缘化，一直到1967年，联邦政府甚至没把他们算进国家的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没把他们算作人。

多半由于这些原因，没人知道澳大利亚有多少原住民，直到英国人首次定下来。最佳的估算表明，占领的初期，原住民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尽管也可能是一百万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的头一个世纪里，这些数据突降。到了19世纪末，原住民的数量可能不超过五六万。不得不说，这种减少大部分都是无心造成的。原住民对欧洲疾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天花、胸膜炎、梅毒，就连水痘和温和的流行感冒，也经常严重地削减原住民人口。而在原住民逗留的地方，他们有时受到了最无情和蛮横的待遇。

在《驯养伟大的南部土地》（TamihLand）中威廉·J。莱恩斯详述了殖民者对原住民最骇人听闻的残酷例子——原住民被屠宰了喂狗；一个原住民女人不得不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死，然后被迫在脖子上挂着他被砍下的脑袋；另一个被追得上了树，被下面的来复枪子弹折磨。“每一次被子弹打中，”莱恩斯报告说，“她从树上扯下一些树叶，把它们戳进伤口，直到最后她一动不动地掉在地上。”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么多恶行，是如何漫不经心地被社会各阶层实施着。一位名叫梅尔维尔的游客，写了一段1839年塔斯马尼亚的历史，讲述了某一天他如何和一位“文雅的年轻绅士”去猎袋鼠。当他们绕上一处弯道，年轻绅士发现一棵倒了的树旁，有个蹲着的轮廓。走过去研究，“发现不过是个原住民，”惊讶的梅尔维尔写道，绅士端起枪口对准原住民的胸口，“当场把他打死了。”

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被当作犯罪来处理——实际上有时甚至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在1805年，为新南威尔士辩护的代理法官，大陆上最资深的司法人士，宣布原住民没有法庭诉讼要求的纪律和精神能力；与其用他们的怨恨烦扰法庭，殖民者得到指示追捕冒犯的原住民，并且“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在英国法律中找不到比这更像种族灭绝的鼓励了。十五年后，我们的老朋友拉克伦·麦考里批准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地区的士兵，射杀任何超过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哪怕这些人没有武器，目的完全单纯，哪怕这些人中有妇女小孩。有时，在同情的托词之下，士兵给原住民提供下了毒的食物。皮革勒从一段19世纪中期昆士兰州的政府报告中，引用了一段：“黑鬼（被给予）……某些非常惊人的东西，好让他们保持安静……口粮中包括足够的士的宁[32]，一个暴民也没能逃过。”这里的“暴民”，是指大约一百个没有武器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让人惊异的是，谋杀原住民的规模却不算最大。在英国殖民的第一个半世纪内，白人有意杀害（包括出于自卫、激战，或其他更情有可原的状况下）的原住民，被认为总共约两万人——肯定是个悲惨的总数，但比起十分之一死于疾病的原住民，要少得多。

但暴力依然草率而广泛。确实如此。在此背景之下，1838年6月，约有一打人骑马从亨利邓戈农场出发，寻找偷了或赶走他们牲口的人。在麦尔溪，他们碰巧遇上一个原住民的营地，当地白种殖民者知道他们爱好和平，没有恶意，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与盗牲口无关。虽然如此，但捕获者把他们绑成一个大球——二十八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犹豫不决地，连着几小时，让他们在乡村里走动，然后突然无情地用来复枪和刺刀屠杀了他们。

正常情况之下，事情基本就这样结束。但在1838年，民族情绪正在变化。澳大利亚正在转变为一个日益都市化的社会，对于屠杀无辜，城市居民开始表达一种强烈的反感。当一位叫爱德华·史密斯·赫尔的参加竞选的悉尼记者得知了这个故事，开始呼吁正义和血债血偿，乔治·吉普士总督下令追捕行凶者，并进行审判。被捕时，被告中有两人带着明显的诚意申辩，他们不知道杀原住民是违法的。

在随后的审讯中，尽管有明确可定罪的证据，可陪审团用了十五分钟就宣判被告们无罪。但赫尔、吉普士和市民大众的愤怒根本无法平息，他们重新上诉。这一次七人被判有罪，施以绞刑。这是第一次白人因谋杀原住民而被处决。

麦尔溪的绞刑并没有结束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屠杀，只是转入地下而已，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偶尔出现。一直到1928年，在今天的爱丽斯泉附近，当一名叫弗雷德·布鲁克斯的猎野狗的白人，在无法确定的状况下被谋杀后，作为报复，至少有十七个甚至可能是七十个原住民被马背上的警察部队追杀（那起诉讼案的法官宣布警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可麦尔溪案件无疑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界定性的时刻。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历史书，至少都会提一提它，我从未遇到哪个人去过那儿，或哪怕只是清楚它在哪儿，从我读到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们也只是从历史资源中获取材料的。我想去瞧一瞧。

它让我找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从麦克斯维尔出发，我沿着太平洋高速公路向上开了六十英里到了格拉夫顿，然后朝内陆进发，沿着一条陡峭荒凉的路，穿越大分水岭。四小时后，在又热又空旷的牧羊区，我到了德朗格拉——一座加油站，一两座房子，能远眺没有树木的平原——在那儿我拐上了一条乡村小路，沿着一条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几乎已被冲蚀了的路，向南二十五英里到了小镇宾伽罗。离宾伽罗还差一两英里，我来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下面是一条半干的溪流。一小块牌子宣布这便是麦尔溪。我将车停在了一棵河桉的树荫下，下车打量。那儿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的匾牌。没有一样东西暗示这儿，或至少某个很近的地方，曾发生过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桥一边是一块荒置的休息区，在四周短而密的草地中，有一两张坏了的野餐桌和许多碎了的瓶子。在阳光明媚的不远处，大约一英里远，有一座巨大的农舍，周围田野里是非常青翠的作物。另一个方向，近得多的地方，有条杂草丛生的小路通向一座白色建筑。我走过去瞧瞧是什么。有块招牌说这是麦尔溪纪念堂。对于一场可怕的屠杀来说，它不太能算作纪念物，不过至少它是点什么。之后，在建筑的墙上我注意到了一块手写的牌子，发现它与那次屠杀毫无关系——它悼念的是两个世界大战阵亡者。

我开完了最后一两公里，进入宾伽罗（人口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座炎热的无精打采的小乡村，有条昏昏欲睡的大街。它看上去像曾经兴旺过，可大多数门面房如今不是空了就是被事业单位占领——健康诊所，就业咨询中心，观光服务处，警察局，某个叫作老年人休息中心的地方。一座大得罕见的老旧电影院，依然自称为罗克西[33]，可显然已关了好些年。在观光服务处，一位养眼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一看见有顾客，她便快步走来。我问她，是否有关于大屠杀的资料，她沮丧地看了我一眼。

“我恐怕知道得不多。”她说。

“真的吗？”我惊讶地回答。这地方到处都是传单和小册子。

“呃，那是很久以前了。我相信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学到，可那不是游客会经常问起的事。”

“多经常？只是好奇。”

“哦，”她说，收紧下巴，好像这的确是个难题。她转向一位刚从后面房间里出来的同事。“玛丽，上一次有人问到麦尔溪是什么时候？”

“哦，”那位同事同样为难地回答，“我说不好——不，等一下，大概两个月前有个人问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有一点山羊胡，看上去有点儿像罗尔夫·哈里斯[34]。我不记得那之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