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略带同情地看着我。“先生,你已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这一点无须置疑。凯恩斯离本州首府布里斯班一千一百英里,其他方向除了大海、丛林和沙漠,一无所有。“不过棕榈湾非常不错。”他补充道,“你会喜欢的。”
他说得没错。棕榈湾非常可人——实在让人很惊讶。它是个有建筑特色的乡村,故意在曲折的海湾边,带着一大片热带的繁茂。海滨路的一边竖着的低矮酒店和公寓、几间村舍、零星的酒吧、餐馆和商店,都被棕榈树伸展的蕨叶和开花的蔓藤小心掩盖。另一边是一条排列着棕榈的步行街,俯视平坦的金色沙滩和大海。
我们的酒店,除了名字、环境和价格,都像一间汽车旅馆,不过它挺亲切,又能俯瞰大海。我们要了房间,然后沿沙滩走了一会儿。有几个人在沙子上漫步,但没人下水,事出有因。现在正是箱形水母活动的高峰期,在昆士兰,它又叫作海黄蜂,或者就叫黄蜂。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让人苦恼的小水泡不能被视同儿戏。从十月到五月,当水母来到近海岸繁殖,它们把热带沙滩变得对人类毫无利用价值。站在那儿看着它,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想法。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海湾,和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一样安详、一样诱人,可地球上没有哪个环境,像它一样能让人瞬间死亡。
“所以你是说,”阿伦问,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如果现在蹚进水里,我会死掉?”
“以一切人类所知的最悲惨最难堪的痛苦。”我答道。
“老天啊。”他喃喃道。
“还有什么贝壳也别捡。”我补充道,阻止他俯身捡一粒贝壳。我向他解释鸡心螺——那种有毒的生物,潜伏在某些最好看的贝壳里,等着某只人类的手,好把它们邪恶的螯扎进去。
“海螺能把你弄死?”他说,“这儿有致命的海螺?”
“在这儿能把你弄死的东西,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也就是说有很多,相信我。”
我和他说了鹤鸵,一种不能飞并且和人一样大的鸟儿,生活在雨林中,每只脚上都有利爪,能用一种熟练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豪迈姿态把人切开;还有从树枝上挂下来的绿树蟒,和枝叶混在一起,等你看见它们时为时已晚。我同样提到了小但毒性极大的蓝圈章鱼,它的吻让人瞬间死亡;还有优雅但易怒的电鳐,在水中像飞毯一样移动,对任何打扰它进程的东西放出220伏电压;还有让人作呕、行动缓慢的石鱼,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看上去和一块岩石没什么分别,可不同的是它背上有十二根刺,锋利到能把球鞋的底刺穿,给倒霉的受害者注入十五万克分子的毒枝菌素。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法描述的痛苦,很快便会发生肌肉麻痹、呼吸衰退、心跳加速、剧烈**等症状。你同样会被火鱼为难,它们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一样疼得要命。还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
“你在胡编乱造。”他说,却不敢肯定。
“哦,我没有。”
接着我和他说了那令人畏惧的咸水鳄,潜伏在热带的浅海峡、河口,甚至像面前的这一类海湾中,时不时从水中跳起来吞没毫无准备的过客。在我们现在漫步的海岸往北,一个叫贝里尔·弗鲁克的女人不久之前死于非命。“要我告诉你吗?”我提议到。
“不。”
“嗯,一天,”我继续着,知道其实他想听。“一群黛恩树的当地人在圣诞节前烧烤聚餐,其中有几个决定去黛恩树河的冷水里泡泡。这条河被称为鳄鱼之家,但从未有哪条袭击过当地人。有几个人蹦蹦跳跳到了水边,脱得只剩内衣,扑腾进去。弗鲁克小姐显然对冒险三思而后行,她不过是踏入了大概一只脚,站那儿看别人快乐地嬉戏,她随意地俯下身,垂下一只手在水中。就在那一刻水面被一道移动的闪光劈开,可怜的弗鲁克小姐不见了,她再也没被找到过。‘没有一点儿声响,一丝尖叫,’一位目击者报道,‘这么快,如果你眨一只眼,就错过了整件事。’这就是鳄鱼袭击,你瞧瞧——迅速,出人意料,完全不可逆。”
“你是说这儿的水中有鳄鱼?”阿伦说。
“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是为什么我让你走里边的原因。”
就在这时,焦躁不安的天空来了一道惊人的闪电。风突然就起了,让棕榈树舞动起来,少许肥大的雨点啪嗒滴落。接着天空打开,落下了一场温暖的滂沱大雨,淋得人透湿。我们躲回酒店,在面向海滩的酒吧游廊下避难,徒劳地拧着我们冒热气的衬衫,看雨带着狂暴的愤怒拍打地面。没有什么像这中间的雨滴一样美丽,它就是立方体里倾倒的水,用一种击打发出的可怕噪音填充这世界。我自以为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熟悉狂暴的天气,可我很高兴地承认,考虑各种因素,澳大利亚均胜出一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让我搞搞清楚,”阿伦说,“我们去不了库克顿因为我们过不去;我不能游泳因为海里都是致命的水母。另外,去凯恩斯的路可能随时都会中断。”
“差不多是这样。”
他小心地呼气。“那不如来几瓶啤酒吧。”他起身去弄了几瓶。我在游廊上一张小桌边坐下,看着倾盆大雨。
酒吧的某个伙计经过,站在门廊上。“三十年来最坏的雨季。”他说。
我点点头:“天气预报怎么说?”
“一样。”
我黯然地点点头:“我们本来明天要去大堡礁。”
“哦,你不用担心。除非是飓风,不然他们不会取消大堡礁一日游。”
“这种天气也能去礁石?”
他点着头。海湾里的水四处泼溅,像一个胖子刚跳进澡盆。
“为什么?”
“你们付多少钱买的票?”
我不知道——所有东西订的时候都是套餐的一部分——可我身上有票,便从钱包里掏了出来。“每张一百五十澳元。”我尖叫道,吝啬得不敢相信。
他微笑着:“所以啊。”
他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阿伦带着啤酒重新出现,看上去异常沮丧。“是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他惊讶地说,“酒吧招待告诉我的。”
我给了他一个抱歉的微笑:“我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