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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2页）

“抱歉，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活动。”仿佛为了强调情况的紧急，她立刻飞走了。

我们在吧台坐下，某个说不定是雇员的印度尼西亚开朗小伙不时经过，他替我们要了两瓶啤酒。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在多次要求之后，我们终于要到了远处窗边的一张桌子。在那儿我们又坐了十多分钟，直到有服务员过来，在我俩面前各自掷了一口标准的赤土陶小花盆，里面是一小条烤面包。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面包。”她回答。

“但它在花盆里？”

她看了我一眼，我开始觉得那可以叫达尔文眼神，是那种正在说“是，所以……？”的表情。

“呃，难道不奇怪吗？”

她想了一会儿：“呃，有点吧，我猜。”

“我们之后的用餐还会用一样的园艺主题吗？”

她表情扭曲，看上去极度痛苦，仿佛正要将脸吸入后脑勺。

“什么？”

“主食是不是用手推车送来？”我助人为乐地详细解释着，“和沙拉一起上的是不是干草叉？”

“哦，不。只有面包是特别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在我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点些喝的或要个菜单之前，她便离开了，走前表示一旦有空便会回来，不过现在有点儿重要的活动。

于是接下来的夜晚极其反常，每次渴望吃的，或额外的饮料，或哪怕只是某个澳大利亚人的声音，我们必须离开座位，站在厨房门边，直到抓住某个出现的人。其他几个用餐者中也有人干同样的事。某次突袭中，我问了问一个拿着空啤酒杯的男人，他是否经常在这儿用餐。

“老婆喜欢这儿的景色。”他解释道。我们朝房间另一头看去，有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快活地向我们招了招手。

“服务有点儿慢，你不觉得？”

“简直无可救药，”他同意道，“显然他们在办什么活动。”

早上前台换了个人。“你住得愉快吗，先生？”他流利地问。

“少见的糟糕。”我回答。

“哦，好极了。”他咕哝着，收了我的卡。

“实际上，目前为止，我会说，住在这座玩意儿里的主要目的是，一定会让之后所有与服务有关的经历相比较而言耳目一新。”

他做了个深深欣赏的表情，仿佛在说“实在是夸奖”，然后出示账单要我签名。“呃，我们希望您会再度光临。”

“我宁可去树林里用木棍做肠道手术。”

他表情动摇了，然后停了很长一会儿。“好极了。”他又说，但显得并不肯定。

我们进城转了转。达尔文在热带雾气腾腾的心脏部位，在我看来必定有某种风格——白色带阳台的建筑、百叶窗、盆栽的棕榈树、懒洋洋的吊扇以及谄媚的男仆端来的高玻璃杯里的冷饮。男人穿白西装戴巴拿马帽，女人穿印花棉裙，人们在闷热的下午打打麻将，薛尼·格林史翠[13]和彼得·洛[14]在某个显眼的地方，看上去又热又诡诈。任何东西和这些简单的理想有出入，都会让我失望，而达尔文没有一条符合。说句公道话，这地方被毁过很多次——二战中被日本人反复轰炸，接着又遭受1974年特蕾西飓风的**——这就让它足够新了。这儿几乎没什么东西看上去和气候有关。我们可以是在卧龙岗[15]或本迪戈[16]或其他任何中等繁华的省会。唯一小小的当地特色是，似乎没人打算中规中矩。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留着胡子，有文身，醉鬼般拖着脚走，仿佛就只这一天，某个非常巨大的使命刚把所有人叫起床。另外，到处可见原住民，影子似的，鬼鬼祟祟，安静地坐在阳光充足的集市边角，仿佛在等候室里等待。当阿伦去银行取款机取钱时，我不知不觉走近三个原住民身边，两男一女，都眼神空洞。经过时，我冲他们点了点头，给了个礼貌日安的微笑。可明显失败了，连眼也没对上。仿佛他们身处异处，或我是透明的。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小咖啡馆里吃了早饭，是那儿唯一的客人，接着便开车去北领地博物艺术馆，因为我听说到那儿有个箱形水母展。我以为博物馆又小又灰尘弥漫，在找到并大致观察完箱形水母后不会久留，可实际上它非常时髦、现代，相当精彩。作为一个省府的博物馆，它大得罕见，塞满了仔细展出的有趣玩意儿。

展厅中有一块地方专门为特蕾西飓风所设，它依然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具毁灭性的自然事件。1974年圣诞前夜，它把整座城市吹走了。据记录的实况报道，大多数人没指望风暴来得有多大。一个较弱的飓风几周前刚刚经过，没带来什么重大损失，特蕾西飓风的前缘扫过城市，没留下任何即将特别残暴的迹象。大多数人当它是普通的夜晚，上了床。直到大约凌晨两点半，达尔文被暴风雨系的后端击中，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真的身处其中。等到风速**至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达尔文脆弱的热带房屋开始脱落部件，接着整个瓦解。大多数房子是战后一种叫D系列的纤维板之家，造起来又便宜又快，但无法承受真正的飓风。在夜晚结束之前，特蕾西吹散了九千个家，导致六十多人死亡。

主展厅之外，有个小小的暗室，里面你能听到那一晚某个罗马天主教牧师录的风暴录音。门上有个招牌警告说，从风暴中幸存的人们或许会觉得录音令人痛苦，在听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无聊的多虑。呃，让人意识到这样一场风暴能有多强大多可怕，这是个惊人的有效方法。录音以不同的风声开始，剧烈又明显只是开端——树枝敲打，门砰然作响——接着升起，再升起，直到成为一种连续的嚎叫，超自然地猛烈，金属屋顶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拧下，庞大的残骸在夜晚中致命飞过的声响。像当地人那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感受它，那种直接的效果难以言表。我竟然发现自己迅速躲闪，一旦周围有东西发出声响。等它结束以后，阿伦和我交换了一个震惊的、被耗尽的表情，用一种新的感悟继续展览的视觉部分。

外面的一堵墙上，一台电视无止境地放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原片，第二天早上醒来城市的样子——也就是，完全的毁灭。影片从一辆缓缓移动的汽车上拍摄，显示一条接一条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筑都被夷平了。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大多给了动物标本盒，说明了北领地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位置给了一只叫甜心的大鳄，有段时间它在澳大利亚名声很大。甜心——是公的，尽管名字女里女气——强烈地仇恨舷外发动机，曾经袭击了所有打扰它清静的船只。作为一只鳄鱼，罕见的是，它从未伤害任何人类，不过至少咬嚼过十五艘船和它们的马达，给渔民的午后带去某种出人意料的热闹。1979年，怕它对自己造成某些严重的伤害——它经常被螺旋桨猛击——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方决定将它移至某个安全点的地方。不幸的是捕获工作搞砸了，有根钢丝绳在水底卡住，甜心淹死了。因此甜心成了标本，在达尔文博物馆做展览，从此之后便用它极其可观的体积打动参观者：它展开有十七英尺长，活着的时候体重超过一千七百磅。

另一个箱子回答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想问的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制作动物标本？我一直以为他们用锯末或旧袜子或什么东西塞进去。呃，通过一只小动物标本的横截面，我学到了，实际上一只裱好的标本是空的，内部空洞的结构由聚苯乙烯泡沫球和木钉构成。某个策展人愿意花时间展现这一面，让我感动亦感激。同样展出的还有许多蛇和爬行动物，其中许多相当凶残，那些阿伦都打量得尤其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