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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4页）

不过，危机小小的擦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等到黄昏时分，车子驶进今天的目的地戴利沃特斯时，我们因胜利而欢欣鼓舞。戴利沃特斯——离达尔文三百七十英里，离爱丽斯泉五百七十英里——偏离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两英里，上到一条没铺柏油的旁路，越过一小块让这地方看上去更偏远的浅滩。倘若你要找的是一块典型的内陆，那么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了。它包括几座小房子，一家摇摇欲坠显然关了很久的杂货店，两个未连接在任何特定建筑上的加油泵，上面的招牌写着“内陆伺服”，还有一家实用的铁皮顶酒馆。剩下的只有热浪和灰尘。

我们在酒馆外停了车。它外面挂满了牌子。一个写着：“建于1893年，澳大利亚最老的持牌酒吧。”不远处另一块写着：“建于1930年，北领地最老的酒吧。”我们跨出汽车时，热气令人窒息。气温肯定快接近一百一十华氏度了。我在达尔文偶然得到的一本旅游手册上说，戴利沃特斯酒馆提供住宿。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我们离下一个城镇还有两百三十英里，途中除了一些零星的、不可靠的客栈，一无所有。而且，在内陆的傍晚开车很危险。黄昏正好是袋鼠出来蹦蹦跳跳的时候，它们以让两者都懊悔的频率，跳进过往车辆的路径中。卡车能将它们扫到一边，可小车会被弄得一塌糊涂，有时车里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们踏入阴暗的室内——说阴暗是因为外面的世界亮到让人痛苦，而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室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你好。”我对着吧台后的一张脸说，因为看不清，那是张乒乓球拍也说不定，“你有房间吗？”

“戴利沃特斯最好的，”球拍回答，“也是唯一的。”那轮廓说话时，在我眼前变形成一个爽朗汗湿，看上去微微有些疲惫的四五十岁的戴眼镜男人。他迅速打量着我们，表情微微有些怀疑。“你们要两间房，”他问，“还是同宿？”

“两间。”我立刻说。

这似乎使他满意。他在某个抽屉里翻找，出示了两把标签不匹配的钥匙。“这是个单人房，”他说，在我手心里放了把钥匙，“而这一间里有张双人床——万一你们中的一个今晚走运了。”他用微微好色的样子抬了抬眉毛。

“你觉得那有希望吗？”

“嘿，奇迹是有的。”

房间在酒馆旁的另一排楼里，十间左右，在走廊两边各自排开。我坚持让阿伦住双人房，因为他走运的可能性比我大得多。

“在这儿？”他假笑道。

“内陆有八千万只绵羊，阿伦。它们不可能都挑剔。”

我们分头去检查各自的房间。“基本”是跳进脑子的字眼。我的房间里面包括一张古老的床，一个用旧了的梳妆台，一只拉菲草编的垃圾篓。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照明物是一只光秃秃的黄灯泡，从屋顶吊下，但唯一的窗户上有只古老的空调，打开后剧烈地颤抖摇晃，不过好像确实能生成一丝冷气。浴室在走廊的尽头，里头是有锈渍的洗脸池，看上去传染性极强的淋浴间，碰一碰都有害健康。

我去找阿伦，他坐在**呆呆地咧嘴笑。“进来!”他叫道。“进来。我想从迷你吧台上给你拿些喝的，可没有。找个椅子坐——哦，不!这儿没椅子。呃，请充分利用这只垃圾篓吧。”

“是有点儿太基本了。”我承认。

“基本？这他妈是间牢房。我想让你看看那灯，可它烧坏了。”

“肯定有人能替你换了。”

“不，不，不。我觉得在完全的黑暗中我能更好地思考。”他噘了噘嘴唇，“现在开始喝酒太早吗？”

我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四十五分。“有点，其实有样东西我想去瞧瞧。”

“吸引人的？在戴利沃特斯？能是什么呢？某个人在加油？半夜赶羊？”

“是棵树。”

“一棵树。当然是棵树。请带路。”

我们出去上了车，沿着一条炎热的土路开了一两英里。在路旁一片巨大、贫瘠的林中空地边缘，立着一块牌子，宣告我们已找到去斯图亚特大树的路。它是为了纪念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他说不定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探险家。作为最轻量级的苏格兰战士（他可能不到五英尺高），斯图亚特领导了三次穿越腹地艰苦而卓绝的探险，最终死在路上。内陆的强光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至少有两次旅程，他很快便看见了重影——当选择穿越未知的荒野时，这种苦恼可能不是最有益的。（“那么，小伙子们，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山峰，你们觉得该向哪座挺进？要我说，我们去左边那座在太阳下面的。”）基本上，他是双眼失明地完成旅途的。在他的第二次探险中，他因为坏血病跛了腿，似乎变得特别脆弱，身体成了“无法治愈的一大堆疮口”。他的某个副官记录道：“皮肤挂在嘴唇的屋顶下，舌头肿了，无法说话。”基本没了知觉，他在担架上度过最后的四百英里路，每一天同僚们将他从坐骑上抬下时，都以为他死了。可在回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月间，他又站了起来，再一次启程进入那苛刻的虚无。

他最后的尝试，是在1861年到1862年间，似乎注定要在失败中结束。他的马儿们因找不到水源而极其痛苦，人和牲畜都被一种带荆棘的灌木保瓦迪折磨。可在戴利沃特斯他们找到了一条可饮用的小河。它拯救了这次冒险。大家休整，补充水源，向前推进。在1862年7月，自阿德莱德出发九个月后，他们到了帝汶海，如此一来，他们首次找到了穿越大洲的实际路线。在十年内，一条电报线路从阿德莱德伸展到最后成为达尔文的地方，最终将澳大利亚和世界直接联系起来。

在戴利沃特斯找到小河的斯图亚特，欣喜地在一棵大枫香树上刻了一个“S”。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必须承认，这棵树没什么看头——一个十五英尺高的枫香树干，上面的树枝已被砍掉，死去已久。每本旅行指南都告诉你，那个“S”能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没找到。不过，能来到没几个澳大利亚人到过的名胜，让人挺高兴的。我们在那儿站着，一群桃红鹦鹉——一种吵吵闹闹的粉色鹦鹉——飞过来栖息在周围的树上。这一幕几乎完全没特色——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一轮宽大的落日，一棵参差不齐的枫香树，可是，它以一种毫不特别的方式，让我入了迷。不知为何，我爱这个地方。

我们瞻仰了好一会儿，接着阿伦转过身，用一种恭敬的口气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喝一杯。

“好，我们喝。”我说。

戴利沃特斯的名声，并没有随着斯图亚特和他伙伴们的短暂停留，起起落落。20世纪20年代，一对颇神秘的皮亚斯夫妇来到戴利沃特斯，用借来的二十英镑开了家店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干得不错。几年之内，他们有了一面店铺、一家酒店、一家酒馆、一座小飞机场。戴利沃特斯成了澳航及旧帝国航空，在早期去新加坡和伦敦的途中，从布里斯班到达尔文之间的中途停靠点。蒙巴顿夫人[18]是酒店最早的住客之一。天晓得她在这儿怎么能待下去——不过我敢说，能落地已让她喜出望外。在早期，乘坐从伦敦来的商务航班，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包括四十二次补给停留，多达五次的换机，以及一趟穿越意大利的火车旅行，因为墨索里尼不允许任何航班经过意大利的领空。旅程要花十二天。航班要遭受季风、沙尘暴、机械故障、导航混乱，还有偶尔的胡乱射击——来自顽皮又不友善的贝都因人[19]。坠机发生得很频繁。

那一时期航空飞行的危险，恰好浓缩在哈罗德·C。布林斯曼德的经历中，他是早期澳大利亚商务航运民航部门的主管。1931年，布林斯曼德在一架去伦敦的航班上（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是要证明现代航空乘客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机从印尼起飞时坠毁了。没人伤势严重，不过飞机报销了。不想等另一架替机飞进来，布林斯曼德登上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KLM的新飞机。这一航班在曼谷起飞时坠毁。这一次死了五个人，布林斯曼德深受重伤，再也没痊愈。他两年后去世。在此之前，该航班幸存的乘客坐上一架替机，继续去伦敦，但那架飞机在回来的路上坠毁。

戴利沃特斯宣称自己是澳大利亚最老的国际机场，尽管我怀疑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跑道也会做出相似的自夸。它曾是某些国际航线的停靠点，更经常用于昆士兰到西澳大利亚横跨全国的航线，这肯定是真的，所以它有点儿像个转折点。机场一直开到1947年。酒馆开于1938年，所以在内陆或北领地，它怎么说都不是最老的，不过肯定属于最特别的。

就像大多内陆酒馆一样，室内每一英寸的表面——墙壁、椽、木支柱——都覆盖着之前游客留下的纪念品：学生卡，驾照，许多国家折起来的货币，保险杠，不同警局和消防局的警徽，甚至一条慷慨的、花色引人注意的**，从椽上吊着，也许是钉在墙上的。剩下的部分简朴得恰到好处：一个巨大但基本的中央吧台，水泥地，光秃秃的铁皮顶，桌椅是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集合，一张用旧了的台球桌。在吧台，七八个男人穿着短裤、T恤、登山鞋、丛林帽，站着喝装在隔热泡沫架上以保持冰凉的斯酷啤——一种矮胖的瓶装啤酒。他们看上去都又热又灰头土脸。不过在戴利沃特斯，一切都又热又灰头土脸。酒馆的气氛用醉醺醺的闷热形容最合适。就算站着不动，汗也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滴。窗户上有纱窗，可大多数满目疮痍，破洞大开，所以苍蝇想进来就进来。等我蹒跚到吧台，酒保对我简单却友好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出空间方便我站着点单，不过他对我这个局外人没有特别的兴趣。显然，像纪念品所表明的那样，游客并不稀奇。

我要了两支斯酷啤，带着它们去阿伦那一桌。他坐在一条保险杠下面，是“我们他妈在哪里”旅行俱乐部留下的纪念。阿伦此时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欢乐。

“你喜欢这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