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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路开回爱丽斯泉。为了弥补在乌鲁鲁的挫折，我们决定去一座爱丽斯泉边远的高档度假酒店，管他多少钱。驶入绿洲一般壮美的红色中心度假村，我们发现它比之前一晚小镇中心的贝斯特韦斯特每晚要便宜二十澳元——想象一下我们的惊讶和喜悦。我们立刻同意，单凭这一点，几乎就值得开六百英里。

红色中心实际是一座非常大的汽车旅馆，有一些景观美化，不过它非常好客，中间有个带平台，靠着酒吧和餐馆的游泳池。无须说，到达三十秒后，那便是能找到我们的地方。那儿友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吃晚饭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们也许可以草草地弄点牛排包之类的。我们说，给什么我们都会感激不尽，特别是如果和酒一起上。于是两人挑了一张泳池边的桌子，坐下来看水面平静的微光，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下品尝着可爱温暖又有益身心的沙漠空气。

突然间生活似乎挺美好。一路的驾驶如今已在脑后。我们看见了乌鲁鲁——也许太简短，不过已足够欣赏它的奇观。这儿在红色中心，我们似乎已化险为夷。

阿伦宣布，他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天，要躺在泳池边的浴**度过，读读低俗小说，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太浅薄了你。”我说。

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这一批评。

“那你不去看看沙漠公园了？”我问。

“不。也不去看电报站，也不去沙丘名人堂，也不去无花果农场……”

“是枣园。”

他停顿了一会儿代表认错：“别的地方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游泳池边，虚无懒散地过一天。你呢？”

“我当然要去看那些景点。”

“呃，那我之后再见你，你可以好好和我说说，肯定是各种烦死人的无聊细节。”

“保证会。”

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从房间里出来，穿了一身干净的夏服，攥了一本螺旋线里插了笔的本子，带着一股尽职的姿态，去看看爱丽斯泉到底有些什么。我先去了电报站，在小镇外一英里左右一小块阳光明媚的高地上。早年间，爱丽斯泉是中继站，达尔文和阿德莱德间十二个中的一个，让信号在穿越整个国家的途中得以增强。那一定是个凄凉又乏味的存在，困在令人窒息的无人之处，无止境地敲出二手消息，与之有关的人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不会认识，他们生活在你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站外是芦苇丛生的水塘，爱丽斯泉因此得名。这里的爱丽斯是阿德莱德电报主任的妻子，最初只有电报站叫作爱丽斯泉。山谷里慢慢发展起来的小镇叫作斯图亚特，以纪念那名探险家。出于某些原因，大家觉得过于混乱，在1933年，整个地方被称为爱丽斯泉。因此内陆最著名的城镇，是以一个与之无关的女人命名，据我所知，她根本没见过它。

这完成之后，我在待办事项里“电报站”旁打了个钩，继续开车去爱丽斯泉沙漠公园。老实说我的期望并不高，可实际上它好极了。它归北领地公园和野生物委员会掌管。他们所做的是在很大一片区域，重塑了三个主要的沙漠环境——一个非常干旱，一个有一点儿潮湿，另一个通常干燥但偶尔会被山洪淹没。单单这个就提供了有价值的一课——它让你知道沙漠，以它们自己安静枯燥的方式，和其他环境一样，有不同的种类——我也很高兴地发现不同的灌木丛，还有其他植物，被一一列出解释。“啊，原来那是袋鼠爪花。呃，我以前可不知道。让我们看看三齿稃是否有基莱说的那么疼。为什么，是的，果然疼!”能够说这些让人挺高兴。

不时散布其间的是巨大的人能走进去的笼子，里面有鸟类和其他沙漠小动物——袋狸，尾巴像灌木的负鼠，如此等等——标签上详细写了它们的习性。这里面最妙的是一座大的夜行馆，各种夜行动物在连续不断的夜间实景模拟中，潜行，跳跃，呼吸着空气。展区的光线弱到能让人撞上墙壁或玻璃板，但当眼睛慢慢调整过来，我能够令人惊奇地分辨出，小的有袋动物的不同种类——长鼻袋鼠、袋貂、兔耳袋狸、袋食蚁兽、袋鼬，还有更多。

澳大利亚研究起来不容易，因为它地形广阔、贫瘠，又困难重重，还因可怜的人口基数产生了相对较少的科学家，无法涵盖大部分土地。另外，还因里面的动物通常都特别小、狡猾，活动在夜间，有时还很神秘，甚至到现在也没人真知道那儿有什么。任何澳大利亚野生生物的名单，都有趣地夹杂着一定的内容，比如“可能已绝种”或“被认为快要绝种”或“可能在某些边远地区能够生存”。我认为，在荒漠树袋鼠不确定的命运上，这困难表现得很明显。有关这一有趣生物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来自两个人。第一个是19世纪一位叫约翰·古尔德的自然学家，他在1843年研究并描述了这种动物。据他的说法，它有袋鼠的形状和习惯，却只有兔子大小。特别厉害的是，它能在相当长的距离里非常快地移动。然而，自从最初的报告之后，荒漠树袋鼠就再也没被看到过，直到赫德利·赫伯特·芬利森的再次发现。

芬利森是个职业化学家，却将大半辈子都花在寻找稀有的当地动物上。1931年，他骑马领导了一次深入内陆的探险，去斯图特石沙漠，那里四季都像一个火炉。到了之后，芬利森惊讶地发现了小荒漠树袋鼠，根本谈不上濒临灭绝或可能已完全消失，而是既看得见又明显生机盎然。这动物的速度和耐力跟古尔德描述的一样。有一次芬利森和他的同事们骑在马背上追荒漠袋鼠，在白日烧灼的热浪中跑了十二英里没有停，其间累垮了三匹马。同等条件下，荒漠袋鼠很可能是动物王国产生的最厉害的跑步者（实际上，应该说是跳跃者）。回到社会中，芬利森报告了他令人兴奋的发现，各处的自然学家和动物学家尽职地修正了他们的文本，证明荒漠袋鼠的重新发现。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芬利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险。1935年，芬利森再次回来时，却陷入窘境——就像你能想到的，那荒漠袋鼠悄悄地消失了，和1843年古尔德唯一的一次观察后一样彻底。它再也没被看见过。

在澳大利亚动物群的编年史里，满是这种令人惊奇的故事——动物一刻在那儿，下一刻又消失了。这现象近期的受害者是一种叫胃育蛙的青蛙。它出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至于都没来得及取个通俗的名字。胃育蛙特别在（几乎不用说也会知道有点儿什么）它通过嘴巴分娩并哺育后代——这在澳大利亚自然界之内或之外，都史无前例。生物学家在1973年发现胃育蛙，但它在1981年就消失了，被收入“可能灭绝”之列。

不过，我最爱的动物消失的故事，发生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它关系到一名叫杰拉德·格拉福特的19世纪自然学家，他在1857年抓到两只非常罕见的豚足袋狸。对于科学家和袋狸都不幸的是，格拉福特之后很快饿了，吃了它们。而它们，据大家所知，属于这一物种里仅剩的最后几只，当然这之后豚足袋狸再也没有被发现过。格拉福特，顺便提一句，后来做了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被发现通过卖色情明信片捞外快，因此被要求另谋他职。我肯定这有点儿教育意义。

从沙漠公园出发，我去了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那儿有个无聊安静的展览，是一个出生在赫曼斯堡特使区（爱丽斯泉外的一个原住民保护区）的男人耗其一生研究原住民的成果。他收集了一大批宗教的手工艺品，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不允许被未被接纳入会的人看见，因此不能被展出。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见的是许多赫曼斯堡生活及西奥多·斯特雷洛生活工作细节的老照片，比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要多很多。

不过，我往车上走时，注意到一家小的航空博物馆，在隔壁一座老飞机库里。奇怪的是，没人卖票，不过门是开着的，因此我走进去看了看。博物馆老引擎的种类和墙上发黄的照片，和想象中差不多，但另一座楼里有些我不知道居然还存在且从未想过会看见的东西。我看过的旅行指南没有一本关注过它，就连当地的旅游文学也没暗示过它的存在。但在1929年那让人烦躁的几天中，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广受欢迎的东西——而那么多地方，它却在爱丽斯泉的一家小航空博物馆里。我指的是一架被称为“笑翠鸟”的轻型飞机剩余部分，它在寻找一个失踪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时坠落沙漠。

金斯福德·史密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飞行员，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他保持的纪录比其他人都多，应付了各种极其大胆的挑战。查尔斯·林白历史性地独自横跨大西洋，一年后金斯福德·史密斯第一个横跨太平洋——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不只是因为距离更远，还因为飞行条件更加困难，远没有那么好掌握。他尝试横跨太平洋时，距离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飞进夏威夷，只有十个月之久。而这十个月前的比赛由一个夏威夷的菠萝大王赞助，比赛夺走了十个飞行员的生命。因此到了1928年，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旧金山出发，朝着布里斯班行进，中途停靠火奴鲁鲁和斐济的苏瓦。这任务普遍被认为既不可能又疯狂，差点儿真是这样。离开夏威夷六百英里，金斯福德·史密斯飞进了一条气象活跃带，被称为热带辐合区——一块乌云翻滚、暴风骤雨、风大到能把胡子吹掉的广阔区域。当他的小飞机开始像某种弹力玩具一样上下跳动时，金斯福德·史密斯不知会发生什么，或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没有哪个飞行员以前曾飞进这样的天气中。

请注意，这是在一架脆弱的、云杉框架、布面的20世纪20年代的佛克飞机中，设计基本到连座位都没有固定住。连着几个小时，金斯福德·史密斯挣扎着让飞机平稳不散架。等最终它弹入晴朗的空中，他和他的人马发现燃油快没了，又面临找不到斐济的危险——在无尽的大海上只有一小点，在引擎停转，他们落入大海之前。这个再加上上百个其他惊恐的危机，金斯福德·史密斯都用胆识、技巧、决心、智慧一一解决。横跨太平洋可能是航空史上最无畏的壮举。

金斯福德·史密斯总是和一个副驾驶员一起飞行，通常还有一个领航员和一个无线电技师，因此将他的成就和孤胆英雄查尔斯·林白相比，并不公平。不过，说林白从未穿越过和金斯福德·史密斯在太平洋上经历过的一样猛烈的风暴，倒是真的。但事实上，1927年之后，林白几乎没做出过值得注意的飞行。相反，金斯福德·史密斯一次又一次地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成了第一个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的人（这更加困难，因为有逆流），第一个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又飞回澳大利亚的人，第一个从另一个方向横跨太平洋的人。他同样以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最快的飞行，及其他各种挑战，保持了很多纪录。

到了我们所说的“笑翠鸟”。在1929年3月，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悉尼出发飞往英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沿着金伯利海岸，他们撞上了糟糕的天气，毫无希望地迷了路（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用于指路的，他们只有一两张海图和从标准《泰晤士地图集》中撕下的澳大利亚地图），在海岸的泥滩做了紧急迫降。他们几乎没有燃料，供给不足。有的差不多只是一暖瓶咖啡，一些白兰地，混在一起能弄出被叫作皇家咖啡的饮料。因此接下来的事情，略有些阴暗地，被称作皇家咖啡事件。

好在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人马周围，有大量新鲜的水源，某些不讨人喜欢却能勉强充当食物的资源（大多是泥螺）。可是，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坏了，无法告诉外部世界他们身处何处。等失踪的消息抵达悉尼时，两位金斯福德·史密斯的同僚——基思·安德森和鲍勃·希契科克决定开展一场营救。他们坐上“笑翠鸟”，从悉尼的马斯考特机场起飞，先飞到爱丽斯泉，最终从那儿起飞，去1929年4月12日早上史密斯飞机最后降落的地点。不久之后，就在让他们穿越塔纳米沙漠炎热的空旷时——在从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的途中，阿伦和我曾沿着它的边缘开过——引擎在爆响后熄掉，发生回火，不得不在沙漠上紧急迫降。走得太匆忙，他们没带上食物，只有三升水。不像金斯福德·史密斯，他们降落的地方给予不了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