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他们就死了。这就是内陆多么难以想象的致命之处。我不是要多固执于此,不过他们也喝了自己的尿,几乎困在内陆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干。(这反而帮了倒忙,因为尿里的盐分使口渴更加剧烈。)
和安德森与希契科克悲惨死去差不多同一时刻,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朋友被其他人营救了。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看上去健康又放松,以至于有些人怀疑(某些报纸开始猜测)这全是一场宣传的噱头。整件事变得有点儿难堪。金斯福德·史密斯遭受了公开调查人格的羞辱(他最终免受指控)。这期间,整个国家屏息凝视地,等待着安德森和希契科克被活着找到的消息。哎,他们没有。四月底,一架搜查机发现了坠落的笑翠鸟及附近他们的尸体,几天之后,一支救援队找回残骸,将他们带回文明世界。希契科克的家人选择在珀斯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可安德森在悉尼进行了最庄严宏伟的国葬仪式。事前好几天,成百上千的人接连几小时地排队瞻仰棺木。葬礼那天,更多的人在街上站成排,目送出丧的队伍,或聚集于墓地。这是那时悉尼最大的葬礼,说不定也是历史上最大的。
今天,几乎不用说,安德森和希契科克完全被遗忘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同样,很长一段时间,笑翠鸟也是。它坐在沙漠上,生锈,无人注意,过了半个世纪才终于被收集,带往达尔文进行整修工作。大约十年前,它被放在爱丽斯泉航空博物馆的一幢特殊小楼中,在那儿,它似乎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金斯福德·史密斯重新开始飞行,创下了更多的纪录。1935年,在从英国往家飞的路上,他的飞机坠落在缅甸附近的大海中,也将他摧毁了。今天在澳大利亚他断断续续地被记起(悉尼的机场以他命名),在其他地方却无人知晓。1998年,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创作出一本六百页,厚得能用来抵门的查尔斯·林白传记,自然涉及航空史早期的整个故事。关于金斯福德·史密斯,里面只字未提。
那个晚上阿伦和我在红色中心的露台上共进晚餐,我很详细地告诉了他那一天的许多有趣发现。我们坐在那儿享受温暖的夜晚,懒洋洋地将第二瓶西澳大利亚索味浓红葡萄酒喝得见底,就在这时,一只沙袋鼠跳上游泳池远端的围篱,毫不关心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开始啃种在那儿的灌木。这是许多个星期前,自从我坐印度-太平洋号横跨这个国家以来,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只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这是阿伦的第一次,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一点,或别的什么原因,他宣布,澳大利亚是个不错的地方。
“是吗?”我说,我感到高兴,不过又有点儿惊讶,因为除了沙漠之外他没瞧见什么。
他微微倾身靠近我,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它很宽敞。”
我看看他:“是的。”
“它是个非常宽敞的国家。”
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我们的第三瓶酒。
早上我开车送他,去爱丽斯泉漂亮的小型机场,因为都有点儿余醉未醒,我们在那儿喝了杯咖啡,安静地坐着。我一直送他到登机门,在那儿交换了匆忙昏庸的常见表情,表达了祝福和感谢。他消失在通道深处。我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过身走回汽车。在飞去西澳大利亚之前,还有一整天,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朝镇上的商业区出发,找了个银行取款机,买了份报纸,途中在小巷深处,路过一个空中学校[24]的招牌,冲动之下,我决定去瞧一瞧。
我没指望什么,不过这地方非常棒。爱丽斯泉提供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意外发现。空中学校在居民区街道上一栋无名的建筑里。它包括一个能在桌上和墙上展览孩子们作品的接待区,两个小工作室,一大间会议室,差不多就这点儿。尽管现在澳大利亚有十七所空中学校,但爱丽斯泉的空中学校是它们之中祖母级的,依然覆盖了最大最空旷的地区。那天是周六,因此没有正在进行的课程,不过有个非常友好的男人乐于领我参观,告诉我它如何运作。
学校的想法非常简单:为在牧牛场和其他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一些课堂体验——自1951年起便尽职尽责地开办起来。寂寞肯定是这里的关键词。虽然在下游区占地四十六万八千平方英里——差不多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爱丽斯泉的学校只有一百四十个孩子,分布在幼儿园到七年级之间。我奇妙地保留了一些生动而重要的记忆,自己八九岁时在学校看的一个电影,那些概念让我很触动,和老师距离上百英里,一切委托于自己的传声器和短波收音机,如果愿意,可以拿一盘饼干光屁股坐着,反正也没人能看见。比起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盛行的状况,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极大的提高。我一直记得广播学习的浪漫,因此,当发现广播部分在整个学校运作中非常小而次要时,我很失望。一直以来,空中学校的课程主要靠函授,听起来并不讨人喜欢。
就算如此,这地方有种很真实的魅力及友善的氛围。公告板上满是十一岁孩子的范文,描述在牧场的生活,通常他们的一天都怎么过。
“你想听一节课吗?”管理人员问我。
“非常。”我说。
他带我进了旁边的房间,放了一盘录音,是给五岁孩子一天的课。整盘磁带主要由一个意气洋洋的老师在说:“早上好,凯莉。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一会儿之后会有个微弱的噼啪声,像从非常遥远的银河传来,和一些听上去宛若人声,却过于模糊无法破解的声响。
“我说早上好,凯莉。你在那儿吗?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这次将有个暂停,然后毫无反应,只有让人辛酸的停滞间隔。接着:“呃,那让我们试试加文。早上好,加文。你在那儿吗?完毕。”
更多的噼啪,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尖细的声音回来:“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就像这样,有一些声音进来得响亮而清晰,其他只是渐进渐出,或被证明根本无法送达。我一边听,一边读一本带来的小册子,老实说,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只在广播上花半个小时(事实上,“最多每天半小时”),加上来自他或她老师一周十分钟的家教——受关注的时间根本谈不上多。剩下的,他们会在家长或保姆的监督下,花五到六个小时学习。学生同样会使用电视、录像、个人电脑,可这些都毫无证据。你不愿接受却无法规避的结论是,在空中学校,永远都是1951年。
不过,真正的惊喜是,似乎有原住民孩子参与其中——当然在照片中没有显现。北领地人口中大约共有20%的原住民,但在内陆深处比例要高出很多。我出去时向那人询问过此事。
“哦,有一些。”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不过有几个。问题是,学生须由一个有能力的成人监督,你明白。”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他们需要一个认真可靠的成人,有语言和阅读的基本技巧。”
“原住民没有吗?”
他看上去不高兴,仿佛这是一条我们不该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没有,不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