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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3页）

“可如果你们不给这些孩子上课，因为家长帮不了他们，那么这些孩子，等他们变成家长，也不会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吗？”

“是，这是个问题。”

“那就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明白。”我说，可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之后继续往小镇走。我买了一份报纸，带着它去了托达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读了一两分钟，便发现自己在打量过路的人群。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亚白种人，也有原住民——没有很多，不过总在那儿，他们站在画面边缘，不引人注目，几乎总是沉默，事不关己。白种人从不看原住民。这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分开且平行的宇宙里。我感觉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时看见两群人。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

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1884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1999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

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据约翰·皮尔格[25]的调查结果，澳大利亚是唯一沙眼发生率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一种经常导致双目失明的细菌病害——而且几乎是原住民专有的疾病。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白种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凯恩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律师，他为原住民工作了许多年。和阿伦坐上飞往达尔文的飞机前，我设法和他在城里见面喝了杯咖啡。他是个沉着、随和，立刻让人喜爱的人，十分诚挚，正是它让他投入毕生的工作，为那些与社会脱离的人斗争，而不是待在堆满钱的私人事务所。他在凯恩斯有一家原住民产权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原住民在社会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的人权委员会，他是成员之一。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

“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你有孩子吗？”

“四个。”我说。

“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

“停。”我被玩笑伤得不轻。

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没人能帮助你。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

“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

“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

“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布鲁克斯说。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

“那些孩子之后呢？”

“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问。

“设法给他们话语权，”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

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太多了。”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

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现在开始。”

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的人拖着脚步走过。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