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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并世无两的绝艺（第3页）

“算了!算了!钱无所谓，我程某人不能收假画。”

掮客大为懊丧，而且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张大千为什么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已经回来了。

“你不必开口，你听我说。”张大千笑道，“你明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

掮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无言而去。过了几天，他空手去看程霖生，一见搓着手，作出十分抱歉，而又无可奈何，外加有些得意与快意的表情，嘴里不断地吸气，发出“唏、唏”的声音。

程霖生看他这副样子，有些讨厌，很不客气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没有什么。我不过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张大千买去了。”

“张大千买去了？”程霖生不信似地问，“真的？”

“我何必骗程老板!”

“你卖给他多少钱？”

“四千五。”

“张大千真不上路!”程霖生大怒，“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

“我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肯相信？”

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这，恐怕有点难。”

“你自己去想办法!转一转手，赚几千大洋，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去!”程霖生一巴掌拍在掮客背上，“好好去动脑筋。”

过了几天，掮客有回音来了，他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后来再细看别的石涛，山跟树原有那种画法的，可见得确是真迹。但如果在程霖生面前改口，倒像真的串通了骗人似的，所以他自己买了。

听得这番解释，程霖生的气消了些，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的向往之心更甚，当下问道：“那么，他卖不卖呢？”

“当然卖。”

“要多少？”

“程老板已经出过九千，高抬贵手，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又说，“我没有说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开口。”

“好!就一万。”程霖生恨恨地说，“我的石涛堂，大家都可以来，独独不许张大千上门。”

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收藏石涛三百余幅，十之六七，出于张大千的手笔，据张大千自己说，伪作纸背，都有他的花押。

张大千之伪造石涛，所以无往不利，难以为人识破，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张大千本身即为石涛专家。他用伪造石涛而得的善价，搜购石涛的真迹。据说，张大千晚年曾经告诉他的朋友，他先后收藏过石涛的画，多至五百件。五百是个总数，旋得旋失，过眼烟云，非同时收藏五百件。但石涛真迹一时荟聚大风堂[9]，至少亦曾上百。他有一方出自方介堪之手的朱文方印：“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收藏以“百石”自喜者，前有张荫桓的“百石斋”，藏王石谷山水百轴。戊戌政变继以“拳匪”作乱，张荫桓被祸，“百石斋随黄叶散”，其事不详。这或者就是张大千钤于石涛画幅上的收藏印，避免使用斋轩堂阁等字样的缘故。

美国国立弗瑞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傅申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说：“如果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辞。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出于专家的判断，自为定论。因为如此，张大千有资格指他人伪造石涛，而他人无资格指张大千伪造石涛。因为尘世间究竟石涛真迹有多少，以及前人伪造的石涛又有多少，只有张大千知其约数。既然如此，一幅石涛是真是假，便只凭张大千的一句话。他人要从石涛之画与字的技术上去跟张大千辩论，必然徒劳无功，因为他对石涛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而张大千之“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对于他伪造石涛最有帮助。或者说就艺术的观点而论，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他能修正石涛的短处，扩大石涛的长处。因此，伪造的石涛比真的石涛更好，亦是无足为怪之事。就此意义而以恕道立论，张大千非伪造石涛，而是石涛之画的再创造。

构成对整个画坛而言很讽刺的一件事是，张大千起初之享盛名，是由他自己提出证据，证明某一件石涛的画幅出于他的伪造而来。不过，揭破的原因、时机、方式，却常因人而异。

不管是画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如果自诩藏有石涛的精品，深自矜重，而为人提出真凭实据，揭穿是幅假画，当然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尤其是说假的人即是造假的人，那就很容易因此记恨积怨，而成不解之仇。所以像这样的事，只发生于张大千年轻气盛时，而且往往也是在对方不知趣或过于自大的情况之下。

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张大千第一次游北平时。那年他二十六岁。

据张大千自己说，他家的生意本来做得很大，另有两位张氏友人要求合作，创办了一家福星轮船公司以外，还有百货公司与钱庄。那一年——民国十三年，首先是福星出事，所属的一条“大胜”轮，在三峡中撞翻了黔军袁祖铭的一条武装走私的运盐木船，船上有一连兵，在三峡落水，殆无幸免之理。当时黔军在四川的势力很大，袁祖铭索偿，派人到四川查封了张家的许多产业，张家元气大伤。

岂知祸不单行，“三张事业”中，轮船、百货两公司的总经理，虽由张大千的三兄丽诚、四兄文修分驻宜昌、上海负责业务，但另外两张却假公济私，拿公司的钱抵了他们私人的亏空。那时商场的习惯，三节结账。到了端午节诸毒并发，公司就此倒闭。

这一来，花惯了钱的张大千就必须死心塌地去打算如何维持他的庞大的开支了。本来造假画只是为了买真画，多少带有游戏三昧的味道；而今后，他如果不造假画，就必须割舍他辛苦搜罗的真画了。

当然，他从未动过以造假画为终身职业的念头。造假画只是他创造自己的面目的一种手段，因为造假画才能求真迹。由临摹古人真迹入手，自形似至神似，自神似形不似而至于形神两不似，方有一个真正的张大千。这本来是可以不必求速效、水到自然渠成之事，如今为环境所迫，不能不急于望成名了。

于是，他以一个月的工夫，赶了一百幅画出来，在宁波同乡会开了一次画展。画展开得很成功，因为上海人讲“噱头”，而张大千刚刚开始留起来的一把大胡子，以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有，显得无所不能的姿态，都很能唬人。此外他又加上一个人为噱头——画件不分大小种类，一律每张大洋二十元，且不得挑选，展毕编号抽签分配。因此，画很快就卖光了。可是卖光了也只有两千元。那时鱼翅席八块钱一桌，五口之家，省吃俭用，两千元已足够一年嚼裹，但在张大千看来，这笔收入无济于事——事实上他这头一次开画展，不重利，只重名。要让北方知道，南方有新近崛起的这么一个后起之秀，他北上“打天下”才有凭借。

北方的画家，在民国五年到民国六年间，以陈散原的长子，亦就是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为无形的领袖。他真是所谓“名父之子”，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拟之为“地周星跳涧虎陈达”。父子并列在诗坛一百零八将之列的，只有陈散原与陈师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