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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难兄难弟（第3页）

戈公振生于光绪十六年，据高拜石记述：“他在二十岁时，早就在乡间娶了一个小女子为妻。这女人长得相当美，聪明活泼，只是太早结婚，十四岁便为人妇，因而识字无多。公振任职时报时，把她从家乡里接了出来，同居在上海。（她）那时还没有孩子，报馆工作又多在晚间上班，公振怕她寂寞，便怂恿她进夜校读书，从补习小学课程起，而正式中学毕业，居然竿头日进，越读越有兴趣，北京某大学校在沪招生，也给她考上了。公振平日把她当作小妹妹一般，怜爱之极，见她要北上升学，便把平日缩衣节食所积，送她前往进修。”这个“小女子”，毫无疑义地便是狄文宇。她十四岁嫁二十岁的戈公振，则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张君绶生在光绪三十年，我说狄文宇只比他大八岁，就是这样推算而来的。

所谓“北京某大学校”，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大”。张大千说，朋友都称狄文宇为狄大姊，“北大的学生，也是报界中人戈公振的太太，夫妻感情不好，时常吵闹，又爱哭。这位狄大姐哭闹起来，什么人都劝不好，唯独听君绶的劝。”

何以戈公振“夫妻感情不好”？张君绶如何得识“狄大姐”，以及何以“唯独她听君绶的劝”？张大千语焉不详，自是为亲者讳，仍需从高拜石的记载中，去寻求答案。

高拜石写道：“时在民国十年秋末，那时北方学界正在‘变’的时候，文章诗歌要变，婚姻家庭要变，成了一股旋风，男女社交更不用说了。这小女人单身在这旋风中，不甘守旧之讥，自命前进，不久竟然和一个小白脸的同学，由恋爱而在公寓里同居起来，公振按时汇去的钱，也正好供给了他们双宿双飞的生活费用。到第二年暑假时，她回来了，公振热情地欢迎她，而她则神情落寞，不像久别重逢的夫妇。晚间，拒绝和丈夫同衾，并坦白告诉他，决心要和他离婚，并自承她已另外觅得了爱侣。公振在惊愣中，用眼泪来向她恳谈，自言他是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愿意原谅她过去的一切，又担心她离开之后可能会受骗、会堕落。但任凭如何劝说，一片肫诚，却打不动她已决的心。”

狄文宇与张君绶的相恋，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浪子的瓦合有别。其时正当五四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空前混乱，各式各样的主义，经由新文艺活动，毫无选择地被介绍到中国。诸如福禄贝尔的自然主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马立涅脱的未来主义、梅特林的象征主义、易卜生的新浪漫主义、法朗士的新古典主义、歌德的新人文主义、辛约勒脱的新象征主义等，这一股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激**，推动青年们去冲破旧的樊篱，而首当其冲的是旧婚姻制度。年轻一代所追求的是放纵的自由，因而很容易陷溺于奔放的爱河之中。

当时有两个很有名的新文艺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后者的影响、力量更大。创造社两大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著《沉沦》，不知道在多少青年的内心中，激起了无法自制的波澜。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他是“描写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述时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又说“我们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张君绶就是这样一个“病的青年”。

张君绶与狄文宇是否是同学，尚待考证，但他们的相恋，似乎开始于上海。不过民国十一年上半年，在北平同居，可由张大千的话证实。他说：“有一次在上海，两夫妇又吵，戈太太就闹着要回北京，当时都是年底了，戈公振就劝太太过了年再去。怎么劝都不成，甚至带了孩子跪下求她都不答应。这位太太过去已经寻死过三次，脾气真是大，戈公振拿她没办法，最后还是君绶来劝她。君绶说他也要去北京，但要过了年，正月初二动身，狄大姊才应承过了年同他一道去。”

这不是私奔，由高拜石所引，戈公振随后寄给狄文宇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他已同意离婚，而且也知道她与张君绶的关系。这封信中说：“据汝所说汝等之结合基于爱情，吾敬为汝祝。惟后事茫茫，未可逆料，倘有需吾之处，请随时见告。且汝之重来归吾，尤吾所日夜盼祷者也。”戈公振也真算得多情而痴心了。

张君绶与狄文宇之相约蹈海，就因为他们无法结合之故，张大千对这一层，有意隐讳，但也透露了若干真相。他说：“到了北京，戈太太还是哭，她是存心不想活的了，究竟是什么事痛不欲生，外人也不知道。”很明白的，狄文宇下堂求去，所愿已遂，但张君绶却无法娶她。以张君绶的胞兄、师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来看，张君绶绝非始乱终弃的张君瑞[6]，他之不能与狄文宇名正言顺地结合，当然是家庭反对之故。张大千说：“这两个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厌倦人生的想法倒是一样的，在船行途中大概愈谈愈窄，竟然就约同跳海了。”所谓“愈谈愈窄”，意在言外，即指他们的姻缘路是一条死胡同。

张君绶与狄文宇殉情的经过，据张大千追叙是如此：“船从天津到达烟台后，船上人叫门不开，破门而入，只见舱房的两个行李卷放得整整齐齐，每个行李卷上都留有信。我弟弟写了两封，一封给船长，一封给朋友，遗书说：‘我同狄大姐同时自杀，但是我们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烦恼，如果被人疑惑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没有关系了。自求解脱，只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至于我的遗物十几个箱子，请交给我的八哥大千。’”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张君绶与狄文宇在船上亦是双宿双飞。一间舱房，两卷行李，便是证据。他们死得很从容，见得其志早决。张君绶的遗书中，亦无半句哀怨之语，视死真有“浩然如远游之还乡”之概，实在难得。

至于“但是我们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烦恼，如果被人疑惑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段话要分成两回来看，前面的一句，是为了两家的面子，故意否认；后面一句是变相地说明他们的“同时自杀”，并非偶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可能是从雍正御制《大义觉迷录》中学来的。

此一雍正七年九月颁布天下，及于僻壤，并令学宫各贮一册，以备士子观览，而在乾隆即位以后，复又收回销毁的《大义觉迷录》，主要的内容是清世宗自辩其为天下所指摘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罪款。而他于“屠弟”一款下自言：“只此一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辩亦不受也。”孟心史[7]谓：“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

张君绶的“如果被疑惑，亦没有关系”的说法，命意亦复如此，事实上是承认了，但表面上不能不否认而已。

张君绶与狄文宇的故事，悱恻动人，若与徐志摩、陆小曼相较，境界悬殊。陆小曼初嫁学军事的留学生王赓，结婚时徐志摩为傧相，他未几开始追求“新娘”。于是陆王仳离而徐志摩停妻再娶，且由梁任公为之证婚。

婚后，徐志摩移家上海，陆小曼染上了嗜好，而在鸦片烟榻上与推拿名医翁瑞午谈恋爱，徐志摩亦公然追求一个话剧明星。就这样一盘混账，而徐志摩与陆小曼却被视作新才子佳人的典型，试问何处去说是非？

不过话说回来，张君绶之死，至少在他最亲近的人是非常同情与痛惜的。其时张大千不在上海，遗物便送到曾农髯家。张大千赶回上海，开箱检视，内有遗书一封，自称不孝，不能遵从母命与一个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所以决心自杀。遗物中有一幅画，曾农髯掩面登楼，写了一张字条交听差转示张大千：“余不忍见君绶遗物。”

那幅画是山水，仔细辨认，画中景致正是烟台，奇峰壁立，崖下一座庙宇，便是老君庙。曾农髯在画幅之右题五言诗一首：“一纸已足传，二十年成一世。白头老亲在，知君心未死。”诗下有跋：“君绶有慧根，从予学书篆草，已臻神妙。父母以季子，爱怜更甚诸兄，友善季爰，尤形影不离，其蹈海何谓耶？然幼时喜依寺僧，及来沪，复逃之普陀，季爰数月访得之。岂真大觉耶？”题字中有错漏更改了两处，可以想见此老下笔之难。

画幅之左，为张大千所称作大师兄的胡小石所题，是一首七绝：“揩眼峻嶒何处山，死生隔纸已漫漫。秋灯温梦虫相语，认汝天风海水寒。”下款为“壬戌中元后三日题君绶遗墨”。壬戌是民国十一年。

此画最初题识者，只曾农髯、胡小石师弟。胡诗指出死之时“秋灯温梦虫相语”，死之地“认汝天风海水寒”，亦不言死因。民国十八年己巳，复有多人加题，亦复如此，只惜其死，不言其他。其中只黄宾虹所题，是对张君绶的艺事的评价：“文衡山令嗣彭、嘉，均享天年，惟台早逝。余曩曾睹其画，超超不减诸兄，今观君绶笔，可信其不朽矣。”将张君绶譬诸文征明早死之子文台，是很适当的比拟。

[1]　即江西庐山，相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此，故名。

[2]　按：这句话因断句有误才导致不可解，应作“公牛哀七日而变，封使君一旦成形，人兽何分？”。“公牛哀”典出《淮南子·俶真训》，讲的是一个叫公牛哀的人患有“转病”，七天后变成了老虎，他的哥哥来看望他的时候，这只公牛哀所化的老虎将其咬死。“封使君”则典出《太平御览》，讲一个名叫封邵的太守变成了老虎，捕食百姓，百姓呼喊“封使君”，老虎就离开了。“封使君”后成为虎的代称。

[3]　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统阿尔贝·勒布伦。

[4]　指《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5]　指西汉的向长在安排完儿女的婚事后，断绝了与家庭的来往，嘱咐“当如我死也”的事迹。

[6]　即《莺莺传》里的张生。

[7]　晚清著名史学家孟森，字莼孙，号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