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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由颐和园到青城山（第2页）

当时日本特设华北军事总司令部，总司令是寺内寿一大将，他才是华北的“皇帝”。因此“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喜多率领王克敏以下全体“首长”到天津来“觐见”寺内。

事毕回平，喜多出了个花样，却替张大千惹来很大的麻烦。当张大千由颐和园初回城内时，已经惹了一次麻烦——他告诉汤尔和，日军在城外抢劫、强奸、杀人，无恶不作，汤尔和便去质问日本宪兵，而日本宪兵要证据，将张大千找了去关了一个星期，由汤尔和设法将他弄了出来，但限制他离开北平。这一下张大千才知陷入牢笼，悔之已晚。

这时的张大千，唯一自处之道是闭门养晦。由于秩序已渐渐恢复，他决定仍旧以颐和园做他的“首阳山”，只身移居时，他关照他在城里的家属，任何请帖都不必转给他，以示谢绝应酬的决心。

据张大千自己说：“闭门养晦、谢绝应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潜庵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为什么不露面，我说‘闭门思过’。他说：‘我看你倒是在想闭门闯祸!’他警告我说：‘有人请了你两次都不到，你真的没看到帖子？’原来是日本占据北平的特务头子喜多将军请我，必然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可是金潜庵说，我再不给他面子，日本人会翻脸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啥子事嘛。他说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剧，知道我与余叔岩、程砚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面商量排戏码、派角色。”

这是张大千的一班想沾他光的朋友逼他出来的一种手法。为了“庆祝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喜多骏一决定民国二十七年元旦办一场堂会戏，排戏码、派角色，自有“小实报”的管翼贤之流的地头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张大千。像余叔岩，他们的交情确是很深，但能搬动余叔岩的也还有人，如当过袁世凯的庶务郭世五、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等，都有左右余叔岩的能耐。还有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七七事变”之前他正由南京回北平，他跟余叔岩的渊源，只看胜利以后，余叔岩肯陪他唱《失街亭》的王平，便知如何之深。要找这些人来劝余叔岩，比找张大千容易得多。

日本人对张大千的兴趣，其实仍旧是他的画与收藏，还有他的具有宣传价值的名气。张大千说：“日本人对我说，知道我收藏的石涛、八大作品最多。又说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献给南京国民政府，然后一个大转弯，诌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画捐给北平伪组织。又**我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决定把颐和园的养心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而且还要展览你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我心想什么永传后世啊!我如上当，就要遗臭万年!”这段话，是根据谢家孝的记录，“养心殿”可能听闻有误，颐和园并无养心殿。

张大千假托收藏的绝大部分在上海，想借此机会脱离虎口。几经谈判，达成两点结论。

第一是日本人同意，由杨宛君到上海去取张大千收藏的书画；第二是张大千列名为以寺内寿一大将出面所组织的“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张大千关照杨宛君，带着二太太所生的三个孩子到了上海，悄悄租屋住下，等他慢慢设法脱离虎口。

这时上海方面关于张大千的传说很多。由于日本人要张大千出任“北平艺专”的校长，怎么推也无法推得了，结果是他担任了“主任教授”的名义，还去上了一堂课，因而都认为他是“落水”了。

也有些幸灾乐祸的小报，根据张大千曾为日本宪兵拘押一星期这一点，加油添酱地说他已经被枪毙了。张大千的朋友，印人方介堪将报上所登的这些传说都剪了下来，寄到北平求证。张大千灵机一动，去找一个日本方面专门负责跟文化人联络的原田隆一，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上海公开露面，张大千并没有死。”

原田隆一在华多年，说得一口很地道的“京片子”，对于中国的人情世故，亦颇练达，知道张大千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一口拒绝。张大千要到上海去开画展，原田表示，只要将作品送到上海，即可展出。张大千以他人会认为画是他生前所作，必须本人在展出场所出现，才能证明他未死。原田仍旧不肯松口。

哪知上海居然出现了“张大千遗作展”，而且照张大千历来的成例，每展必定一百幅。这件怪事的内幕，张大千很快就知道了——他有个入门弟子叫胡俨，号若思，借机敛财，造了一百张张大千的伪画，以“遗作”名义展出，由于格外显得珍贵，一展出就被抢购一空。此事后来引起大风堂门下公愤，一致声讨，不认他为同门，但张大千却是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已经有人替我开‘遗作展’，我如果再不露面，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证明日本人未杀张大千？”

原田当然不能让他们日本人背这个黑锅，当下同意发给张大千一张期限一个月的来回通行证，回北平时，要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珍品带回来。

张大千的珍藏，共有二十四箱之多，一度曾预备送入当铺，权当寄存，当铺不肯担此风险。仍旧是靠他那个名叫海斯乐波的德国朋友，代为秘密收藏，而且他在张大千到达上海的一个多月之中，利用同为轴心国家的关系，安全运到上海。

由天津乘海轮到上海的张大千自然住在卡德路李家，深居简出。他在极秘密的情况下，筹划经香港回四川。

光是一家五口回四川很容易，问题是他有二十四只画箱。由上海乘法国邮轮到香港后如何入川，颇费周章。幸而有交通界的老前辈叶恭绰帮助，中航一天一班经汉口转重庆的民航机，只要有机会都替他运出一箱到两箱。这样到了八月下半月，情况有变化了。

原来国民政府已经决定由武汉迁移重庆，在七月底作了正式宣布，同时改组四川省政府，并派张群为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他于八月五日宣誓就职，在武汉的各机关亦纷纷开始行动，大都由水路溯江西上。到了八月十一日，日本派出七十二架飞机轰炸武汉，民众死伤约五百人。第二天又有六十多架，专炸武昌，湖北省政府四周的建筑物皆被炸毁。这一来，迁移的工作便须加速进行。中航香港分公司奉到的命令是，客货至汉口一律卸清，腾出空位专载公家机关的人员及物品至重庆。

于是中航香港分公司戴经理向张大千说：“不能再一箱一箱地运了。我建议让你太太带了剩下的箱子一班飞机走，到了汉口，太太们比较好说话，她可以坚持她坐的是民航机，付了钱的行李，一定要下在重庆，不能下在汉口。”张大千同意了，买好机票，带着杨宛君到机场去办手续，不想事情发生了变化。

在中航的机场办事处，他们遇到一位黄先生，是中航北平分公司的负责人，一谈起来，那黄先生告诉他说，中航班机不飞汉口，改在广西梧州降落。一向花钱散漫的杨宛君，不知道怎么忽然要打小算盘了。她认为飞机票跟到梧州的船票，票价是八与一之比，何不就坐船到梧州？在那里再转重庆，这一来起码可以省下两百多元的港币。

张大千反对这个办法，两人在机场吵了起来，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时，来了一个熟人——李秋君的弟弟李祖同。他说他正安排他朋友的眷属回四川，机票不如转让给他。有人调解，张大千也就算了，将机票让了给李祖同，另购到梧州的船票。

不想这一番意外的波折，使得张大千免了一场大难。他说：“记不清是八月一号或是三号，中国航空公司那班飞机‘桂林号’，飞出九龙，就在澳门石歧上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你看，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我太太小孩，以至于那几箱字画，都免于此劫。”张大千真是将日期记错了，“桂林号”为日本军机所击落，机师及乘客全部罹难，是在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张大千由水路回川，先到梧州，应徐悲鸿之约，经柳州到桂林。他饱览了阳朔山水，先到重庆住了几天，然后回成都，游了峨眉，随即举家迁居青城山上清宫。为什么远绝尘世，入山唯恐不深？在他送谢稚柳的一把扇子上，有消息可参。

在重庆相晤时，他为谢稚柳写了一把扇子，是他临离北平所作的自画像和一首小令，调寄《浣溪沙》：

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

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

这首词的下半阕，写出了他的只能为知者道的苦衷。张大千本是听了叶恭绰之劝，北上去接眷的，只为信了汤尔和的一句话，又看宋哲元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误以为卢沟桥事变很快就会过去。加以时当酷暑，又贪恋颐和园的景致，他一念疏懒，没有想到后果的严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昆明湖水犹未浣净征尘，等他发觉情况不妙时，北平城内已生沧桑之变。此后一连串身不由己之事，还算他把握得定，未曾真个落水。但当时民心士气，正极度昂扬之际，个人出处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原为接眷，却一去不回，“为谁留滞在长安？”其中的委屈，实在不易解释，尤其是有张善子正气凛然的形象在，相形之下，他更觉难堪，倒不如暂时归隐为妙。

青城山一住三年，这三年对张大千很重要。因为无异和尚坐关，潜修内视，为得道必经的阶段。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有所吸收，才能有所表现，而吸收以后，又必须经过消化，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酝酿，反复深思，不断探索，方能有所创造。张大千的记性、悟性都是第一等，但不论如何，时间是无可代替的，犹如酿成的酒藏陈一样，必得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才会到达某一程度的醇化。在北平，在上海，在任何扰攘红尘中，人情应酬常占去了张大千好些时间，他亦乐此不疲。艺术上的吸收不足，复又缺乏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则其表现于作品者，渐渐地就会薄与俗。张大千之所以能由名家成为大家，山水之所以能由临摹、写生而具有自家的面目，与青城山的这三年，大有关系。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张大千的诗，亦以在青城山这段期间，做得最好。如《青城小居口占》：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