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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敦煌行（第2页）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湖南人名为资生，自是生于资水，而非四川的资中、资阳。资水有南北两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称罗江，也就是汨罗江，流经湘阴东北，其地有村名汨罗村，即屈原自沉之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则以湘阴人名资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国传统命名的原则。当然，高拜石知道有蒋孝畹其人，是必有来历的。

我的假设是，当年跟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发现经过的人，可能把上声“养”韵的蒋，误为平声“阳”韵的杨。如果我的假设不误，则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蒋资生陪了去的。他既有调查地理的任务，自然要雇用翻译。倘谓此第一次的翻译即是蒋资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轻喇嘛细问经过。如何发现石室，“全本西厢记”都在他肚子里，立即就可以策划盗宝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著，我未读过。据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与“再来”之间，如果未曾叙述如何访得蒋资生的经过，则杨先生就是蒋资生，更可肯定。盗宝的实情是，斯坦因找到蒋资生以后，并非如高拜石所说“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而是先由蒋资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则谈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回来，并且在那里等候了。他当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但也充满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恐惧，说话是那么吞吞吐吐的。当我们见面时，我便觉得这个人有些不易捉摸，我只得尽我所有的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寺庙进行诱引。终于这道士被我的话打动了，悄悄地答应等入夜时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助手，以供我们研究。”

说王道士已在“等候”，可知事先已有联络。至于王道士的吞吞吐吐，无非忸怩作态；而“拿出几卷来”“以供研究”，只是先提供样品，以便看货论价。斯坦因又记：

“透过我的热心助手的帮忙，很侥幸地说动了王道士，使他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王道士带了我们，将通至藏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里所持昏暗的油灯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为之豁然开朗。”

这是当夜看过“样品”以后，第二天上午的行动。王道士的“勇气大增”，当然是银子壮胆之故。石室中的情形，据斯坦因形容，“在约有九尺见方的小室中，站了两人进去，已没有多少余地。只见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地面，高达十尺左右”。在这狭窄的空间中，施展不开，所以王道士允许将经卷拿到新建佛堂的一间小屋子里，把布帘密密遮了起来细看。王道士经“开导”以后，很热心地一捆又一捆地捧了来。至此，斯坦因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予取予求了。

斯坦因第一天所看到的宝藏，第一是用“很坚韧的纸张”所写的中文佛经，“全部保存得很好”，与初入藏时无甚差异。经卷尾端写有年代，计算“约在纪元后第五世纪的初年”。此为陶渊明归隐、南朝由宋而齐、东昏侯被弑的一百年，北朝则正是北魏倾心汉化，发展出陈寅恪所颂赞的“太和文化”时期。

第二是许多西藏文写本，时期约为“第八世纪至第九世纪中叶。石室之被封闭时期，可能也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这个算法，可能有误。九世纪中叶，应为唐朝开成、会昌、大中诸朝，虽有牛李党争，国势尚不甚衰。封闭石室是十一世纪之事。

第三，也是最令斯坦因“高兴”的“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至此，斯坦因所考虑的，只是量的问题了。他说他最注意的，“是从这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

问题很单纯，王道士能给多少，他就能救出多少。而王道士有一种人言可畏的心理，而纠正他这种心理的特效药，依旧还只是银子。以下便是表扬“蒋师爷”的功劳了：

“到了夜半，‘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了一大捆的卷子，来到我们所住的帐篷内，那都是第一天所挑选出来的东西。我真高兴极了。蒋已经和王道士约定，在我未离中国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任何人不能让他知道。”

为了保密起见，盗宝的工作在每天晚上进行，而且由蒋资生不辞辛劳，亲自搬运。连着七个晚上，方始告一段落，完整的经卷一无孑遗。据张大千所知，完整经卷恰好一万，完好无缺的画，亦达五百张之多，斯坦因是雇了四十头骆驼拉走。至于王道士所得，实际上只不过几百两银子。蒋资生当然也捞了一票，数目就不知道了。

这些经卷，斯坦因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馆，而精品则入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深知其事，紧接而来。他的收获在量上不及斯坦因，而质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是内行，特别注意古书及文献。然而就量来说，亦颇可观了。

谢稚柳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中说：“伯希和到北京，颇扬言于士大夫间，谓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外国人尚知廉耻，反而中国的士大夫不知廉耻为何物。谢稚柳又记载一段内幕：

“宣统元年，北京学部始令甘肃省将余经缴北京，则仅八千卷而已。初，学部要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代表接受此项经卷，以大车装运北京。当车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字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字木斋）、刘廷琛（字幼云）及方尔谦（字大方）等，就其家选经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将卷之较长者，一拆为二，以充八千之数。事为学部侍郎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劾，会武昌起义，事遂寝。”

李、刘、方三人，皆为当时学术文化界名流。方尔谦是扬州人，为袁世凯幕友，与袁寒云以师弟而为儿女亲家。李盛铎是江西人，曾任驻日公使，为有名藏书家。刘廷琛则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为人师表者如此!

敦煌石室的宝藏，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影响。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部分来谈，一部分是失传的作品，如唐朝末年盛行虽讲平仄韵脚，但文白如话，比老妪都解的白居易的诗更进一步的通俗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家王梵志，他的诗就是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其中有一首是：“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红楼梦》中妙玉所说：“纵有千年铁门坎，终须一个土馒头。”向来以“土馒头”为坟墓的代名词，却不知其出处，王梵志诗出，算是寻着“娘家”了。

另一部分便是“变文”。在此以前，留意中国文学源流的人，对于汉赋、六朝骈体、唐诗、宋词、元曲演变的轨迹，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纯以文言所写的唐人传奇，为何一下子转变为宋朝用白话演义的平话，却无能言其故。自从变文出现，才知道中间有此一道桥梁。

变文是用韵文与散文合组的一种文体，源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谓“变”者，“变相”的简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壁画的“变”曾有详细解释，吴道子即以善绘“地狱变”知名。敦煌壁画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名为“经变图”，为“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降魔变”等等。每一“变”中，又分门别类，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不道“变相”不但是绘画的题材，更是文学与音乐的题材，那就是变文。

何以说变文也是音乐呢？因为变文中属于韵文的部分，是可以唱，也需要唱的。《乐府杂录》记唐朝中叶一僧云：“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赵璘的《因话录》，记文叙的魅力，真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变文的发现，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刘半农。不过，罗振玉之功是否为王国维的成就，犹当存疑。罗振玉自伯希和处取得若干资料，又自学部所收敦煌宝藏残余中获得若干实物，著有《敦煌零拾》一书，所收“佛曲三种”即为变文。因论及宋人“说话四家”，其中“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不知其所本者，观佛曲始知“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指开封及杭州）”。

刘半农是法国留学生，他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不少伯希和弄走的敦煌卷子，刊为《敦煌摄琐》之辑，其中变文很多。因为有了这些丰富材料，从事文学史的学人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

变文大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敷演佛经故事；一类是与佛经无关，而大致皆以历史上的名人作题材。后者便摆脱了宗教的色彩，而成为文艺的一种新形式。如《伍子胥变文》，合伦敦、巴黎两处的收藏，已得全文的百分之七八十，情节相当完整。伍子胥的故事，除了《史记》《越绝书》中记载以外，“变文”中又增添了许多，加上了姊姊及两个外甥。还有一段，伍子胥叩门乞食时，遇见他的妻子，但因伍子胥是在逃亡之中，彼此都不敢相认。然则又何以通情愫呢？是以药名做隐语通问，文字半文半白，如言楚王“忽生虎狼之心”一段：

“楚王太子长大，未有妻房，王问百官：‘谁有女堪为妃后？朕闻国无东宫半国旷……太子为半国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启言王曰：‘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遂遣魏龙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唤其魏陵曰：‘劳卿远路，冒涉风霜。’其王见女姿容丽质，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愿陛下自纳为妃后，东宫太子，别无外求。美女无穷，岂妨大道？’王闻魏陵之语，喜不自升（胜），即纳秦女为妃，在内不朝三日。伍奢闻之愤怒，不惧雷霆之威，披发直至殿前，触圣情而直谏。”

这段驳杂不纯的文字，介乎唐人传奇与宋人话本之间，桥梁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变文”题材以佛经故事为主，最常用的一种形式是，首引经文三两句，以下就是演义，想象力的丰富，实在惊人。如最有名的一部《维摩诘经变文》，虽然完整的只有三卷，但其中一卷标明为“第二十”，还只讲到“问疾”，原文的长度如何，简直有无从估计之感了。

维摩经的全名为《维摩诘所说经》，传世有三种译本，而以鸠摩罗什所译的一本最流行。维摩诘是人名，为佛在世时的一个大居士。维摩诘是梵文，义译为“净名”，净者清净无垢，名者声名远著。如果嫌净名深奥了一点，可以改译为“清誉”。王维字摩诘，即是以维摩居士自居。张大千当然读过这部一向列为文学名著的《维摩经》，而且不但向往维摩居士，作为亦与维摩相近。因此读他的敦煌之行，应该谈一谈维摩的趣事，两者是有因缘的。

维摩的趣事，只见于变文中。变文首引经文一两句，字数不足二十，但能敷演出三四千言之多，因此，《维摩诘经》的一卷在《维摩诘经变文》中，便化成十几二十卷。如《维摩诘经》中“文殊师利问疾第五”，本为一卷，但变文中“文殊问疾”变成了独立的篇名，罗振玉藏有第一卷。而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实际上为“文殊问疾”的第二十卷，且还只在如来佛遣门弟子的阶段——维摩口角犀利，好捉弄人，个个害怕，最后才在勉为其难的激励下，由以智慧著称的文殊应命。

像如来佛遣其弟子——亦为从弟——多闻称第一的阿难问疾。阿难推辞云：

“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

阿难说的是实话，维摩却偏说他撒谎，意中指阿难借名来募化不易得的牛乳。他那套理由能说得阿难怀疑自己是不是将佛的话听错了——“得无近佛而谬听耶？”维摩诘的话是：

“止，止，阿难，莫作是言。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是佛会，普胜者哉？

“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辱也。外道梵志，若闻斯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

结果是如来佛亦觉得“维摩诘智慧辩才若此”，阿难不是他对手，问疾会不得要领。于是，改派他人。而他人亦有一套“不任”的原因，个个不同。变文设想巧妙，仿真维摩的语言神态，极其生动。可惜，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作者却失传了。但也很可能是集体创作，即由演唱的和尚一次一次逐渐修改而成。

当然，张大千对敦煌最感兴趣的是画，色彩鲜艳如新的绢画，大部分为斯坦因捆载西去；小部分散落民间，难得一睹。但就龙沙四窟——敦煌城南的莫高窟、城西的西千佛洞、安西城南的榆林窟及水峡口，约计三百余洞的壁画犹在，是外国人所盗不走的。不过，那时候的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了解并不多。

敦煌之以壁画驰名中外，已成常识。但说实话，在我未接触到这些史实以前，不知道敦煌为何有那么多的壁画，竟致有“千佛洞”之名，以及这么多的壁画，井井有序地排列着，是否有官员负责安排与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