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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上清沦谪得归迟（第3页）

张大千将此石题名“梅丘”，孔子名丘，依清朝雍正年间所定避讳之例，丘字缺笔作“”。亲笔题写，精工铭刻，还作了一首诗：“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从诗意中看，张大千当时已有倘或客死异国，便埋骨于此石之下的打算。

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想起这块巨石，得船王董浩云之助，由海道运到台北，树立于摩耶精舍后院高处，埋骨于此石之下的初衷未变，但想法却不同了。

他的想法不难测。他生前既好园林，身后当然也想有一片春秋佳日，足资游客登临凭吊的墓园。如果是在大陆，他可以挑一处名胜之处，购地一区，自营生圹，可是在台湾办不到。购地不易，犹在其次，主要的是蒋公亦只暂安慈湖，多少达官贵人，下世后不过在阳明山占一弓之地，他可能辟地数亩，大张旗鼓地自营生圹？这是要挨骂的事，张大千决不肯做。

何况就算办到了，墓园要人照料，就算有孝子贤孙，无奈旅食四方，只怕春秋祭扫，亦难如愿，哪里谈得到照料墓园？然则即使这片墓园修建得极其精美，也只风光得一时而已。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他寄身于梅丘之下，而摩耶精舍赠给公家，成了一个观光的目标，则不必他生前提出要求，身后自然而然有公家照料他的埋骨之处。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与此决定相应的措施是，需立遗嘱，将摩耶精舍捐赠给当局，同时还决定了将他生平所收藏而还能遗留下来的书画文物，一并捐献。这份遗嘱，他请了三位“至友”做见证，而且指定了遗嘱的执行人。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张大千回台定居以后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他享有了中国从古以来画家所未有的荣耀。中国画家居高官的亦颇有数人，但“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像阎立本那样受屈辱的情形，亦非罕见。

回台定居时，张大千所获得的第一项肯定他的成就的荣誉是，与中国文化学院两位一体的，“中华学术院”所颁赠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由院长张其昀主持典礼，张大千在他的亲属陪侍之下，戴上了“方帽子”，而且还发表了演说，谦称他的艺事，哪一方面不及什么人，哪一方面又不及什么人。在谦?的同时，也捧了许多同道。这就是张大千所谓“上路”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农历四月初一日，他八十四岁生日的那天，他荣获蒋经国先生亲自颁赠的中正勋章。为纪念蒋介石而设置的中正勋章，首先获赠者为顾祝同上将，其次即为张大千。勋章证书上表扬他的艺事与人品说：

“四川张爰，国家耆宿，艺苑宗师，寝馈敦煌，上窥唐宋。不唯淋漓大笔，蔚为国光，亦且襟抱高华，久为世重。特依据勋章条例，颁给中正勋章，用示崇奖之至意。”

证书中有一句话，对张大千来说特别有用，即是“寝馈敦煌，上窥唐宋”八字，不独表扬了他艺事上的特殊心得，而且从正面来看他在敦煌的成就，即是在反面为他洗刷了敦煌盗宝之诬。此诬传诸众口，亘四十年之久，在他今年甫下世时，犹有人以此相询。如今看了蒋经国先生所颁、“行政院”孙院长副署的“勋章证书”，世人应该能确信敦煌盗宝之说是子虚乌有之事了。

除此以外，一九七四年，张大千又获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颁赠人文博士荣誉学位，以及一九七六年获“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至于画展，自他回台定居后，由“史博馆”举办《长江万里图》开始，在台湾内展出过十一次。在海外，则仅仅美国，即展出了十次。日本一次，韩国两次，法国一次，马来西亚一次，除极少数为联展外，绝大多数是个展——从一九六八年起，举办画展，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

不过，张大千最好的画，只送不卖。谢家孝说：“凡是与张大千有深交的好友，获张大千赠画，都以数十幅为起码，收藏多者逾百幅。张髯兴之所至，挥毫即题款，给谁送谁，他自己心中或有分寸，但身边亲属好友，也不免有妒忌互羡厚薄之心。”这就是张大千晚年烦恼之一。

原来张大千送画，分为两种，一种题上款，一种不题上款。凡是他尊敬而且有相当地位的朋友，送画必题上款，并往往题明送画的缘由，或者贺岁，或者祝寿，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画亦必是精心之作，如贺一申年出生的朋友生日，画中主题是一只金丝猿，毫毛以工笔而且是细毫，一笔一笔布满全身。其实正当病目以后，能如此表现诚意，无怪他那位朋友，以“与周公瑾如饮醇醪”这句成语来形容他跟张大千交往的感受。

不题上款的画，说得明白些，即等于送钱，这种画也送有交情的朋友，当作一种变相的接济。因为如此，少数受者不免因重利而起怨怼之心，退有后言。其实张大千本人并无厚此薄彼之心，只是作画要看兴致，得画要看机缘。譬如有两张不题上款画要送，这天恰好画兴不坏，笔下得意，而两人中之一，可恰好在一起，自然此人得这幅精品，另一人如为唯利是图的小人，心里当然就很不舒服了。

再有一种烦恼是，在被要挟勒索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作画。打个譬方说，张大千在海外有几个类似经纪人的朋友，其中之一得罪了台湾画坛的地头蛇，扬言不能善罢甘休，吓得那人不敢来台。而张大千又有事非找他面谈不可，结果有人居间调停，由张大千画张画送“地头蛇”，以解此怨。张大千画是画了，心里是何味道？

更有一种烦恼是假画的纠纷。张大千是很想得开的人，深知古来名家无有不为当世或后人仿冒他的作品，倘非如此，反倒是不值钱了。而且，他自己亦不讳言为仿石涛的专家。曾有人以他所伪造的一幅石涛的中堂，请他鉴别，他不敢欺人说是真迹，直道为早年所作，并加一段题词，道是“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则唯恐其不出”。这一来，一幅假石涛，变成了临仿石涛的张大千“真迹”，依然很值钱。这是张大千善于补过之术，而此术是近乎道了。

因此，有人假冒张大千的画，他不大在意；当然如果是门生，又当别论，但也还能容忍。若是门生故人假冒他的画，而又不善于料理，闹出纠纷且牵涉到他头上，欲辩不可，吃了哑巴亏，其心情是如何抑郁，可想而知。乐恕人的纪念文中，曾引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大老”，规劝张大千的话说：“你知道很清楚，他经常在闹钱不够用，经常在向朋友周转钱。自己不知道珍重精神体力，我要他尽量减少俗务，画点好画来卖钱，他的开销太大了……唉，唉，不听话，浪费心力。”

张大千是布衣傲王侯的格调，“经常在向朋友周转钱”的“朋友”，并非达官巨贾，而是一批掮客。除一二书画古玩商以外，这些掮客的身份大多与文化、艺术界沾得上一点边，也还有个把“行走”于文化艺术机关与摩耶精舍之间的小官僚。他们“借”给张大千“周转”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手中都握有张大千画件的“期货”。张大千一死，“期货”已无交货之期，好在多年来已颇受其惠，除了惋惜张大千不能像齐白石那样，一直画到九十几岁以外，别无其他表示。但有绝无仅有之一人，印过张大千四本画册，版税分文未付，居然到丧居去讨债，说张大千还欠他一张画，钱已付过，如不能给画，就得退钱，此为新《官场现形记》之又一章。

耄年大老之所谓“画点好画来卖钱”，殆指《庐山图》而言。此事始末，以新闻记者身份在日多年的乐恕人以及目前仍在日本的黄天才，知之甚详。黄天才自谓“曾参与过一点设计及跑腿的工作”，据他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大成杂志》的《张大千〈庐山图〉的制作经纬》一文，要从张大千的一个旧交李海天谈起。

李海天是一九四九年后来到日本，在横滨经营重庆饭店起家的新进侨领。张大千自移居巴西后，常去日本，大多下榻于横滨附近矶子镇的一家日式旅馆，名为偕乐园。据乐恕人说：“偕乐园是关东一带的名园。”园外临海，园内苍松花畦，错落有致，张大千有时在那里一住半年之久。园主年逾古稀，颇为斯文，对张大千颇为礼遇，甚至将最大的一间客厅，牺牲每日三百美元的租金，无条件地辟为张大千的画室。

重庆饭店是张大千经常光顾之处，招牌既为“重庆”，对来自四川的张大千之欢迎，自不在话下，更因偕乐园主如此尊重张大千，使李海天觉得与有荣焉，因而他礼敬张大千，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他收藏书画，但只收张大千一个人的作品。张大千亦送了些“独特精品”给他。当然，李海天亦是有相当回报的，事实上可以说是买张大千的画，只是在一种雍容揖让的形式之下，完成交易而已。

照此原则布置到后来，发现美中不足之处。大厅入口处，当作屏门的一道照壁，高一米半，长八米余，这么大一片空间，且是给予旅客的第一个印象，如果不是挂上张大千的画，则清一色以张大千的作品为装饰的特色就不能显示，亦不够强烈。当然，倘非整幅大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李海天最初的构想是，以四幅四季花卉来填满空间，可是气魄不够，想来想去，最好是有一整幅泼墨泼彩的山水，那就足以令人目眩神移、震慑全场了。

可是，张大千已经八十开外，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实在难以启齿。就在踌躇之际，李海天与黄天才在台北不期而遇，相偕造访摩耶精舍。据黄天才记：“抵达之后，香港来的几位好友，已经先我们而至了，大千刚刚午睡起来，精神很好，意兴极高，纵谈之际，话题转到李海天兴建中的新旅馆，大千忽然说：‘我该给你画个什么送礼哟？你出个题目吧。’海天谦辞了一阵，老人一意追询，海天终于鼓足勇气，吞吞吐吐说出了他所亟盼的东西。海天最初不敢企求一张大画，只求四件横列连幅山水，有如一联四幅的矮屏风一般。大千冲口问道：‘为什么不画整幅一张呢？’海天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样大画，不好画呀!先生这么高龄，身体也不比从前……’”

不说“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而提到张大千的身体，似乎有些激将的意味。接下来黄天才很生动地写道：“海天的这两句答词，似乎把老人惹火了，但见他腰杆一挺，左嘴角的胡子往上一掀，瞪大了眼睛问道：‘有多大？’”

大到约五尺高，三丈多宽。这是张大千从未经营过的巨制。不过他只略一沉吟，便接受了挑战。他以坚定的语气说：“好!我就给你画这张大画，也让大家看看我张大千，到底老不老。”

他为什么要不服老呢？不是一时意气，而是有实际利害关系在内。据黄天才说：“事后我才听说，那一阵子，台港各处传说，大千先生身体不好，最近的画，有人代笔。老人闻悉此项说法很生气，说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纵然画得不好，也是我自己的笔墨，我绝不会如此不负责任，说坏画就是有人代笔’云云，李海天说‘先生高龄，体力不比从前’，正触着老人痛处，难怪老人不悦。”

这“痛处”，据我所知是一种隐痛。有人假冒张大千的画，购者以为笔墨不佳，因而以张大千身体不好，有人代笔作托词。

张大千吃了这个欲辩不可的哑巴亏，隐痛在心，因而找到机会发一顿牢骚，同时也是对“心照不宣”的人的警告。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澄清“张大千老了，画不动了”的浮言，这样才仍旧有源源不绝的生意上门。

这样一张大画，自非用绢不可。张大千立即托黄天才“回到日本后，马上探寻最大幅度的绢”，同时向在座诸人表示，“海天兄这幅大画能不能画成，就看天才兄能不能在日本找到这么大幅的绢啰!”此是深恐觅绢不得，又起流言，特为预先声明。

黄天才回日后，东西奔走，居然在京都找到一家画材店，可以特别订制大绢，幅度可以宽到一米八十，超过李海天新旅馆“照壁”高度二十厘米，长度则无限制。于是经长途电话联络后，张大千决定订制一米八十宽、十米长的大绢一整幅。依照传统论画尺寸的说法是“六尺高、三丈长”。以此一整幅绢所画成的画，大到如何程度？光凭“六尺高、三丈长”这个数字，不能让人获得具体的概念，因而须用实物来做一个比方。

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是一轴“双幅”的大中堂，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记载：“本幅绢本。纵一七九公分，横一一六点五公分。”一七九与一八○差一厘米，亦算六尺高，“横”则折算为三点九尺，做四尺算。三丈为三十尺，除以四得七点五。这幅“六尺高、三丈长”的大画之大，等于七幅半《江堤晚景图》并刊的总面积。除壁画外，可舒展收藏的画，恐怕以此为最。我建议台北“故宫博物院”考查，是否可要求将《庐山图》刊入《世界纪录百科全书》。

这幅大绢织成，黄天才照张大千的叮嘱，先送到高级画材店“上矾”，然后专程送到台北，其时已在半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暮春。于是摩耶精舍又兴土木，张大千特制一张三丈多长、七尺多宽的大画桌，同时改建楼下的大画室，去掉两根柱子，另加横梁。画还不知道画什么，钱已花了上百万了。

以李海天的原意，想请张大千画万里长城，但有山无水，未免单调，黄天才建议画长江三峡，因为是张大千“画熟了的题材，拿起笔就可以画，不必多费心思”。不道惹得他“满脸不高兴”，似乎怪他“只会画长江山水”。张大千很少摆脸嘴给朋友看，但在那时候，任何劝他节劳省事的话，他都会敏感地想到人家在怀疑他的创作能力，因而满怀不悦。

黄天才的所谓“直到今天”，指去年一月[4]间，《庐山图》将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之前而言。在张大千生前，探索他选择庐山做题材的动机，话是需要有保留的，黄天才解释为张大千“晚年悟禅之作”，他说：“大千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在他笔下也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名山胜景。但是，说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鼎鼎大名的庐山，大千竟然没有到过，在大千居士眼里看来，这是佛家的所谓‘无缘’。没有游过庐山，这对于‘自诩名山足此生’的大千来说，真是生平最大憾事。而且，就今天世局情势判断，这个遗憾将是永难弥补的了。此次的大画，是大千晚年的精心巨构，他当然要选一处最为他怀念，而又最有纪念意义的山水做题材。于是，从中国到外国，从东方到西方，名山胜景，一一在心幕上出现，但其中最突出、最令他神往的，却是他从未去过的庐山。终于，老人以沉重心情，选定了庐山为题材，这儿‘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山水水，尽管他足迹从未到过，却是他近年神游次数最多的地方，是他晚年最向往的地方。庐山本来就是这么一处似真似幻的神秘所在，苏东坡身在山中，也弄不清庐山真面目，谁又能说张大千身在海外所描绘的庐山形象不够逼真呢？诗人、画家、仙山、灵水，千山万世，时空一体，这是大师晚年悟禅之作，我们不能以俗眼去求真求幻。我相信东坡的诗，大千的画，庐山的虚实仙境，都将随宇宙之绵延而传千古的。”这些话说得很好，但我相信黄天才还有更深的了解，而当时不便说出来。张大千选择庐山作画，这种自我挑战，是负气，也是示威。张大千心里有句话：“哼!你们看我老了，莫得用了，是不是？老子偏拿点本事给你们看看!”

既为负气，又要示威，当然非将《庐山图》画好不可。而在史无前例的大画幅上，绘写从未到过的名山，又如何才能画得好？即由于这一份沉重异常的压力，使得他踌躇又踌躇，直到一年多以后方始动笔。

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张大千对庐山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大成杂志》的总编辑沈苇窗，曾为他搜集有关庐山的文献资料摘写成卷，并以红、绿、黑三色笔分别标记，以便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