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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贯反共的阎锡山为何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第4页）

可在这一问题上，阎锡山与蒋介石存在分歧。

阎锡山一针见血地对蒋介石指出：“安内则势难攘外，攘外则无力安内。”

蒋介石又是什么反应呢？他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无计可施，只得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批评阎锡山“无定识与定力”。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安内乎？攘外乎？阎锡山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偏偏从上海来了个电影明星陈波儿，而且陈波儿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就是这场风波，使得一贯反共的阎锡山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起来。

1936年4月，日军配合德王的伪军进攻绥东，阎锡山命傅作义奋起反击，取得了胜利，在全国引起轰动。为此，上海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一个抗日慰问团，赴绥远慰问伤员。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没想到却引起了阎锡山集团内一部分上层人物的反对，说陈波儿是个共产党员。

偏偏阎锡山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严厉批评这种排斥共产党的论调，他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不做，第一等的好人就离开你；第二等的好事不做，第二等的好人也会离开你；第三等的好事也不做，第三等的好人也离开你。现在抗日就是第一等好事，人家一讲抗日，你就说他是共产党，这样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产党方面去了，有人到绥东慰问一下伤员，你就当人家是共产党，也会使这些人离开你，这是把长四条腿的动物全都当成老虎了。”

阎锡山决定成立牺盟会的消息传开后也同样引起了一场大风波，首先遭到邱仰睿、王靖国、孙楚、薄右丞等高干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把阎锡山围起来又吵又闹，坚决不同意阎锡山这样做，连一向唯阎锡山马首是瞻的赵戴文，也站出来反对阎锡山的做法。

面对众多反对者，阎锡山力排众议，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成立牺盟会有什么不好？”他甚至当着反对者们的面，很不客气地指责老朋友赵戴文，“你自己说，是你聪明，还是我聪明？”

8月下旬，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赴天津找朱蕴山（3）接洽，请朱蕴山来太原与阎锡山会谈：“百公嘱转先生，扫径以待，敬候高轩。”

朱蕴山与共产党领导王世英、南汉宸商量一番，来到太原面见阎锡山，与阎锡山达成三条：“第一，取消反共团体‘公道团’；第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第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独立群众团体。”

朱蕴山离晋前，适逢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太原市中山公园文流湖散步时，发现太原市竟召开追悼晋绥“剿匪”阵亡将士大会，很不痛快，写《中元节夜游太原中山公园》五言长歌50句，次日交梁化之转阎锡山，并责问说：“百公既然决定联共抗日，仍召开‘剿匪’追悼大会，恐与执行政策不利。”梁化之说这是过去决定的会，今后“剿匪”标语可以改正。午后，梁化之来送行说，以后山西方面可以保证不再有“剿匪”标语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让阎锡山做到这三条是相当困难的。“公道团”是阎锡山遍布全省城乡的基层组织，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取消的；在与陕北红军建立直接联系前，取消封锁实际上难以执行，他阎锡山总不能把黄河边的晋军都撤走吧；而抗日民众团体，阎锡山既不会主动去建立，恐怕也缺少这方面的能手。

然而想什么就来什么，1936年8月底，在阎锡山举办的“公道团暑期训练团”任指导员的杜任之，与他领导下的五个政治干事联名贴出一张壁报，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这张壁报，顿时就轰动了整个训练团。公道团的薄右丞当天就把此事报告了阎锡山。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派梁化之亲自到训练团找杜任之谈话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会很好，不过‘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不能用。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就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好了”。

就这样，阎锡山同意梁化之开始筹备建立后来闻名全国的山西“牺盟会”。

牺盟会是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由阎锡山兼任会长，其表侄梁化之任总干事，主持具体工作。牺盟会成立之初虽然仍是阎锡山的御用团体，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进步青年实际的工作，它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纲领，宣布“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到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和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

这样一个公开宣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组织，自然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反应。日本政府指令其驻太原的特务机关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并由其外务省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

在南京，蒋介石得知牺盟会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对部下吼道：“这牺盟会的矛头何指？阎百川又在搞什么把戏！”

而阎锡山周围的反共势力，也趁机发难，要求取缔牺盟会。面对种种压力，阎锡山采取了一个能左右逢源的新策略，即：牺盟会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重用一些坚决抗战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这些人不能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说穿了，就是要借助于共产党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特长，利用共产党的影响力，但又必须打着山西的旗号。

不难看出，在民族危亡关头，阎锡山在对蒋、对日、对共三方面关系的处理上，是把中日或阎日矛盾放在主要矛盾考虑的，而要解决这个矛盾，靠国民党中央不行，仅凭自己的力量也不行，还必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住山西。经过反复权衡，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迎共抗日”的正确选择，开始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国难当头之际，阎锡山能够摒弃党派之争，甚至敢于起用比自己的部属更能干的共产党，无疑反映了他超乎寻常，较为宽阔的政治胸襟。历史早已证明，阎锡山此举是正确的，也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抹色彩，当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阎锡山“迎共抗日”的举措，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然而，事隔多年后，国民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人对阎锡山进行诘责，认为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后，一面阻挠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致使国民党不能公开活动长达6年之久，“一面招纳平津及全国各地共党分子，大量训练所谓青年干部、民训干部、行政干部及村指导员等，从此山西各县，即成共党天下。”

因而，山西“赤化”，乃阎锡山之过。

这些人还说，抗战初期，由于阎锡山让共产党人担任好几个行政区的行政专员，又兼抗日决死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结果，“晋西事变”后，山西新军及各县地方团队约50个团，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的武器装备，与朱德、刘伯承、林彪、贺龙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是想利用共产党，结果反为共产党所利用，朱毛经此装备，如虎添翼，所有华北军略要地，几尽为其盘踞，其势如火燎原。后来大陆沦陷，实种因于此（4）。”

正因为如此，阎锡山1960年5月23日在台北去世，台湾当局准备为其举行“国葬”时，台湾《民族晚报》5月29日发表的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抗战前后，“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做大”，综观其一生历史，“纵不能说是罪大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疵互见”，所以，不符合“国葬法”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我们对阎锡山先生国葬之论，期期以为不可”（5）。

（1）摘引自程子华回忆文章《漫忆红军东征》，《党史文汇》1986年第1期。

（2）摘引自张文昂所撰《牺盟会和决死二纵队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

（3）朱蕴山（1887～1981）男，汉族，又名朱汶山，安徽六安人。早年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曾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是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是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摘引自《阎锡山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5）摘引自《阎锡山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