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7通缉犯一跃而成座上宾（第1页）

7．“通缉犯”一跃而成座上宾

阎锡山正好要筹建共产党提出的民众抗日团体，缺宣传组织方面的能手。于是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还说：“他们能凑几个钱？不用了。”说完大笔一挥，写了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让郭挺一带了5000大洋，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晋”大业。

阎锡山希望能把牺盟会办得有声有色，但他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靠山西的老班底已经不行了，必须不拘一格，大胆延揽共产党方面的人才“为我所用”。曾经被他两次通缉过，其时正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薄一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进入了阎锡山的视线。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在北平北海附近北平图书馆后面一条叫作草岚子的胡同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

位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刚建成，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监狱。

北平反省分院是1931年底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刘建群来北平“创造”的。刘提出，软硬兼施是政治家惯常采用的一项重要手段，尤其对待政治犯，来了硬的后要来软的，来了软的后要来硬的。只有软硬兼施，恩威并举，才能使其归顺。他把对待犯人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毒害，以及严格限制和不断灌输反动思想融为一体，称之为“反省”。并规定犯人以6个月为一个“反省期”。一期不行搞两期，三期还不“反省”者，则严加处分，甚至枪决。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圈套：铅印好一个“反共启事”，要犯人在上面捺个手印，即可释放出狱。并规定，凡刑期已满的，也必须履行这道手续。个别贪生怕死和有背景的人，不等刑满，主动去捺个手印，就出了狱。少数刑满的人，狱中受苦受怕了，也履行手续出狱了。

敌人这“软”的一招，确实毒辣。原来狱中关押的“囚徒”，除极少数是因病保外就医和极个别无条件释放外，不少人是捺手印出狱的。到1933年过后，全监只剩下100来名所谓的“死硬分子”，在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曾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国内各阶级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指出当前形势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状态，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在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是要用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发动、团结、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了保证党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还批判了长时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

此时，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正在秘密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一路风尘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带来了瓦窑堡会议的春风，带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来，他便着手纠正白区工作中的种种“左倾”错误。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坚持华北阵地，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惨重，无力去实现党对各阶层群众的领导。

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说，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1）”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共产党员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他们大多数是193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将近一半是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有光辉的革命经历：李楚离参加过北伐战争；唐方雷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徐子荣领导过确山农民暴动；殷鉴、胡锡奎、马辉之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周仲英、赵镈、张友清在黄埔军校时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薄一波在天津宪兵司令部里秘密组建党组织。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刘少奇曾经说过：“在白区，政权是国民党政权，军队是国民党军队，……白区党员的工作条件要艰苦万倍。在根据地入了党，就有工作做，吃饭、穿衣有了保证，……白区的党员必须自己找饭吃，自己赚钱来养党，自己出钱来做党的工作。党员在白区工作，脑袋好比拴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被敌人拿去的危险。”

现实的斗争，多么迫切地需要大批有经验的党员出来为党工作啊！而他们又大多被关押在敌人的监狱中。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向华北步步紧逼，一旦占领平津，被关在北平反省院的这批共产党员，肯定也会像东北三省沦陷时被关押在那里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一样，遭到日本法西斯野蛮的屠杀。是让这批党员尽快地出来为党工作好呢？还是等着敌人把他们杀害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

这批党员在被捕前，不畏白色恐怖，不顾万般艰难险阻，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每天与敌人周旋。不幸被捕后，他们不畏敌人的酷刑和屠刀，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保证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甚至把敌人的法庭当成了宣布共产主义的讲台，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尊严。到了眼下，国民党的华北当局已经不是张学良，也不是何应钦，而是国民党不得已而新换上台的宋哲元，日本大军压境，虎视眈眈，华北、平津危如累卵，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怒潮澎湃，如火如荼，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国民党当局和反省院的头头们自顾不暇，惶惶不可终日。

北方局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在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有几十个共产党员被押在那里，这批党员干部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并且熟悉北方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是一批难得的骨干，应该设法让他们尽快地出来工作。”

北方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立即向党中央请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马上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商量后，批准了这个要求。刘少奇接到中央的批复后，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负责。柯庆施即将此事交给在北方局工作的化名邢西萍的徐冰去具体办理。

徐冰，河北南宫人，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共产党，1925年因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活动，与朱德等被德国当局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德国，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1932年秋被叛徒出卖，被关入草岚子胡同反省院。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

此时的徐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因为他具体参与了营救草岚子胡同反省院薄一波等几十名忠贞的共产党人的行动，30年后，他竟然会因为此事而被整得生不如死，而且更令他痛苦的是，挨了整，还无法向任何人解释！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党员叫孔祥祯，他在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牢，同里面的人很熟悉，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让他通知狱中的党组织。”末了，柯庆施还郑重地强调了一句，“你告诉孔祥祯，这是党中央指示这样办的。”

柯庆施点名让孔祥祯去办，是因为孔祥祯就是从草岚子保外就医出来的，在里面的时候，他还担任过狱中的支部书记。

孔祥祯，山西省泽州县人，1925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领导和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纵队，指派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开展陕北的工农武装斗争，1931年初，调往河北省唐山地区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关押在北平反省院。1932年12月经地下党营救，保外就医。出狱后，他的公开职业是在一个家在北平而人在伪满洲国做汉奸的官员家里当家庭教师，和徐冰一直保持着单线联系。

一天，徐冰对孔祥祯说：“目前抗日救亡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但是现在干部很少，领导很着急。你知道草岚子反省院里，敌人还关押着我们几十个党员，那些同志好多你都认识，北方局现在没有办法争取他们无条件释放出狱，经请示党中央后，可以让他们按照敌人的规定在报上登‘反共启事’，然后出来。你必须想办法把中央的这个指示送给狱中的党支部。”

孔祥祯听后大为吃惊，说：“虽然我在狱中担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都很熟悉，但我出狱3年多了，没有同他们联系过，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而且这些同志在狱中都很坚定，很多人刑期早就满了，但仍然坚持不出狱，就是为了要争取无条件释放，要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跨出监狱大门。现在让他们用登‘反共启事’的方法出来，他们能干吗？这样做与他们长期受到的党的教育背道而驰，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是极其严重的，上级必须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说：“这的确是党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让你这样去做呢？”

孔祥祯十分不情愿地表示：“既然是党中央的指示，没啥可说，我执行就是了。”接着又犯难地说，“我出来已经3年多了，狱中的情况变化很大，再说，我也没有通往狱中的通信线路啊。”

徐冰在屋里踱着步子说：“你先回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说来也巧，没过两天孔祥祯在大街上碰见了化名万曲非的魏文伯，魏文伯也是反省院中的一个老病号，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两人见了面，都不敢谈自己的组织关系，孔祥祯更不敢将自己的任务告诉魏文伯，因为魏文伯出狱比自己晚得多，便问他：“里面怎么样？”

魏文伯说：“跟以前差不多”。

孔祥祯说：“我有些东西想送进去，有认识的人吗？”

魏文伯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跟里面的看守有关系。”

“可靠吗？”

“非常可靠。”

孔祥祯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赶去报告徐冰，把徐冰乐得抓着孔祥祯的肩膀直摇。当下，二人便商量着如何给狱中党支部写这样一封非同一般的信，徐冰转述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祯记录。信是写给殷鉴的，殷鉴是孔祥祯出狱后的党支部书记。据魏文伯说，他出狱时，仍是殷鉴担任这个职务。

信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