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析了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党急需干部,关在反省院里的同志应尽早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
信里高度肯定了难友们几年来在狱中进行的斗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应再将斗争的舞台局限在监狱那方狭小的天地里。
信中表示,党中央对狱中同志是完全信任的,当前党在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尽快地出狱为党工作。
最后一条是保证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党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绝不歧视。
信写好后,由孔祥祯署名。
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接到一封从秘密渠道转来的信,继殷鉴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看到此信后惊诧不已,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进行研究,干事会的三个人薄一波、殷鉴、刘澜涛都对来信大为怀疑。按照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不就是要在敌人的“反共启事”签名按手印,还要公开登报,这不就是向敌人屈膝自首吗?北方局和党中央怎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孔祥祯保外就医已经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会不会已经站到了敌人营垒一边,用这样卑劣的手段来诱骗大家上敌人的圈套?三个人反复研究琢磨了好几天,越想越感到此事疑问多多,决定不执行,只把来信给少数骨干传阅了一下,便束之高阁了。
就这样,第一封信犹如泥牛入海。
实际上,这时候薄一波正在设法用另一个方法出狱。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在草岚子监狱,管他那个监房的,是个叫牛保珍的班长,多年共处,逐渐拉上了关系。又通过牛班长,跟一个姓栾的管理员拉上了关系。实际上,1934年,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出改善犯人生活,刑满者不必履行“反共启示”手续即可释放等要求,就是由薄一波作为代表,出面跟栾管理员谈判。这样,薄一波与这个栾管理员也就逐渐熟悉起来,搞好关系之后,薄一波就向他提出,想办法把他们搞出去。
这里需要提一句,没有资料显示,在1936年6月,孔祥祯通过魏茂林给狱中党支部送去那封信之前,中共北方局与草岚子监狱中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那么,许多资料都说,当时在狱中的党员学习过狱外党组织送进来的中央文件,能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政策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狱中党支部通过薄一波对栾管理员、牛班长这些人晓以大义,施之恩惠,花钱买通了一些看守,不断从外面把报纸、杂志买好,偷偷地运入狱中,使狱中难友不但可以看到当天或隔天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能看到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蹈奋主编、上海出版、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甚至能看到国内禁止发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更有甚者,马列的外文原版著作也被运进监狱,先由可靠难友秘密翻译,译出来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结果,“反省院”变成了“党校”。当时在狱中的难友扶屏,将家里每月给他的钱拿出一半交给支部,他说,“每月1元2角的报纸,我们要花五六元钱”。“我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这就不难理解,薄一波为什么甚至敢于跟这两个牢头研究越狱的问题。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势力撤出平津地区,到1936年,国民党就想把北平反省院迁往保定。栾管理员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向薄一波提出,可以想办法在路上把你们放出去。不过他说,这事我一人干不了,还得和弟兄们一起搞,得给他们一点钱。要多少?5000大洋。
5000大洋!薄一波上哪儿找这么大一笔款子?
很快,薄一波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山西做情报工作的特科负责人胡熙庵。胡熙庵是薄一波的定襄老乡,而且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1928年,薄一波在天津做兵运工作时,顺直省委将打入国民党机构的秘密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薄一波任支书,成员就有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张文昂、造币厂科长胡熙庵、市政府宣传科长张友渔等人。这时,胡熙庵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
于是,薄一波就托看守,给胡熙庵寄去一封信,请胡熙庵帮忙筹款。胡熙庵接到信,先找特科系统的党员智良俊。智良俊也是定襄人,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此时的公开身份是胡熙庵那个经济统制处的科员。据智良俊的后人说,当年他爷爷为了营救薄一波出狱,甚至“拆房卖地”去凑钱。胡熙庵又找到张文昂,张文昂回忆说,当时他每月薪水100元,留下20元,都给了胡熙庵。胡熙庵还找了秘密党员牛佩琮,牛佩琮也是定襄人,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宣传部长,这时打入阎锡山身边潜伏,任阎锡山的绥靖公署秘书。几个党员凑来凑去,只凑了几百元。胡熙庵、牛佩琮他们一商量,决定找也是定襄人的郭挺一,去活动阎锡山拿钱营救薄一波。
薄一波写信的初衷,是想让胡熙庵想办法筹钱,买通看守逃出去。结果最后变成让郭挺一去找阎锡山了。
郭挺一是薄一波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于1925年先后在该校加入共产党,都是定襄人。1928年,郭挺一在赴霍州参加山西省委会议途中被捕,正当郭挺一在狱中组织难兄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之际,霍州省委会议却缺席将郭挺一开除出党。郭挺一从新入狱的同志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党开除,情绪逐渐消沉,后被转入山西反省院,于1935年7月按例履行手续刊登“反共启示”具保出狱。1936年到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自强救国会,担任工人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挺一很熟悉薄一波,私交也很好。据说,郭挺一在狱中时,薄一波于1931年被组织从天津监狱营救出来后,还特意回了一趟山西,试图营救郭挺一出狱未果。
郭挺一听胡熙庵说花点钱,履行个手续就能把薄一波救出来,当然愿意帮忙,马上就通过梁化之去找阎锡山,说胡熙庵他们几个定襄老乡正在凑钱救薄一波,一波是个难得的人才,关在监狱都5年多了,着实把薄一波夸赞了一番。
阎锡山正好要筹建共产党提出的民众抗日团体,缺宣传组织方面的能手。于是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还说:“他们能凑几个钱?不用了。”说完大笔一挥,写了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让郭挺一带了5000大洋,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晋”大业。
就在胡熙庵他们凑钱想辙的同时,这边徐冰和孔祥祯左等右等不见第一封信的反映,于是在8月又写了第二封信送进草岚子监狱,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一次狱中支部进行了反复讨论,大部分人决定执行。
1936年9月初,就在中共北方局紧锣密鼓地催促被关押在草岗岚子反省院里的薄一波等数十名共产党员按照敌人的规定签名画押,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当儿,阎锡山居然也在这时候派出特使郭挺一,到北平监狱面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因为到1936年9月薄一波出狱之前,中共已经与杨虎城、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等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的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唯独只有卡在红军前出到河北抗战前线路途上的山西阎锡山,仍未建立任何统战关系。
无疑,阎锡山派特使请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晋”,正是中共与阎锡山建立合作抗战统战关系的绝好机会。
郭挺一到了北平。他先去见宋哲元,宋哲元写了一封信给监狱长,郭挺一进监狱见了薄一波。薄一波不知道郭挺一是胡熙庵活动来的,只知道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代表,因此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不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吗?”
郭挺一当然听懂了薄一波话里掖着另一层意思:你姓郭的不是早就被党开除了吗?难道你又归队了?组织上派你来的?
郭挺一的回答是:“你话里别挟枪带棍的,我没错,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恰恰相反,是山西省委的某些人乘人之危,把我扫地出门。现在阎先生要铁了心抗日,我跟他抗日就是了。”
薄一波看了阎锡山给他的信,又对郭挺一说:“‘共商保晋’?这事你可以做,我不能做”。
言外之意就是,我薄一波是不想像你那样,先履行手续出狱,随后再与阎锡山共事。
很长时间薄一波心里对郭挺一都有个定论。1982年,薄一波到太原召集华北五省党史征集委员会开会期间,专门找来研究胡熙庵问题的李育正和研究郭挺一问题的王汉山,谈这两个人的问题。2005年9月,李育正在郭挺一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回忆说,当时“谈了一整夜,谈到郭挺一的问题很激动,谈到胡熙庵的问题也很激动,薄老说:‘历史已经形成这样一个说法了,过去一直说他是叛徒,我的观点就是:郭挺一到阎锡山那里是错误的。’”
很明显,薄一波的意思是说,郭挺一履行手续出狱,就去阎锡山那里,没有组织上的授意,是他自己去投靠的。当然这就会是一个重大问题。
这时,坐在一边的牛佩琮开口说:“一波,我记得他在国师入党比你还早。他哪里是投靠阎锡山呢!是我写信把他叫出来,说阎锡山当时要抗日,缺乏人才,把他弄过来吧,当时他去当了工人委员会主任,以后胡熙庵听说花点钱,履行手续就能把你们草岚子这批人救出来,我们就活动让郭挺一去救你们去了。”
就这样,薄一波在30多年以后才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
所以,当1986年召开“北方局”党史征集会议,有人在会上说:“郭挺一是个大叛徒”时,薄一波当即气愤地说道:“你道听途说,你有什么根据,你知道什么?”
当年,郭挺一在监狱里碰了薄一波的钉子,并没有打道回府,而是留在了北平,继续做薄一波的工作。
过了不久,狱中党支部又收到了第二封信,信的内容还是催促他们尽快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早日为党工作。信也仍然是由孔祥祯个人署名。
与前一封信相比,这第二封信的口气就相当严厉了,一开头就写道:“你们知道是谁让给你们写这两封信的吗?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尤其让薄一波等人受到强烈触动的是,上级组织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