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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缉犯一跃而成座上宾（第3页）

那时，狱中党员们并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也并不认识刘少奇本人，但对党中央代表是无比亲切和崇敬的。尽管如如此，因涉及的性质实在是太严重了，党支部仍然对第二封来信深感疑惑和不理解。5年来，不正是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名按手印，才刑期满了也不出狱，才戴着镣铐受尽了狱卒们的折磨，才冒着随时被敌人杀头的危险，进行了那么殊死的战斗么？可是，现在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居然要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按手印，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难友们在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来。

对于北方局的第二封信，薄一波等党支部领导成员虽然仍不理解，但却不能再束之高阁了。当他们向党员们专达时，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立即引起了党员们的惊疑的激烈的争论。

马辉之说：“这封信肯定是敌人搞的阴谋，党员在不可能让自己落入敌手的党员登报自首，靠不住，不能执行。”

韩均刚向刘有光传达完，刘有光便同他大吵起来，说：“上级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指示？你是不是坐牢坐久了，动摇了，自己想叛变，还想拉我跟你一起下水？”

两人争吵不下，支部又派杨献珍同刘有光谈话。刘有光仍然不服，说：“既然中央有信来，你把信给我看看，我得弄清楚是真是假。”

周痒说：“我们已经坚持了好几年，这么出去，岂不是前功尽弃。”

王新波听后提意见说：“虽然是让我们假自首，是一种策略，责任不在我们，可报纸一登，白纸黑字，中央必须应再明确一下才行。”他还说，“出狱以后要以正式党员对待我们，应当立即分配工作”。

周仲平向贺致平、高梦九传达时，贺致平惊奇得直摇头，高梦九则坚决反对。还有多名党员向党支部建议：尽快设法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查清孔祥祯出狱后的政治表现，是否坚定可靠，以便判定来信的真伪。

魏文伯与冯基平都是1935年12月保外就医的。魏文伯出狱后，一直与杨献珍有书信联系，狱中支部决定由杨献珍向魏文伯写信了解情况。魏的回信很快送到了狱中，证明孔祥祯出狱后一直很坚定，积极为党工作，未发生过任何问题。

孔祥祯为传达北方局的指示，连续给狱中党支部写的两封信，在全体党员中间引起了非同一般的震动和反响，怀疑、反对、争论，激动着各个监号，冲击着每个党员的心，紧接着北方局第三封催促的信又通过秘密渠道送了进来。即使有很多党员仍然很不理解，但党支部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根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坚决执行。

不过刘锡五仍有疑虑，他要求自己先不出狱。他对首批出狱的薄一波说：“只要是中央的指示，我一定执行。只是希望你们出去后，再好好了解一下，如果真是党的指示，就想法子给我送一只鸡进来。要是情况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出狱后没几天，北方局派人给狱中送去了一只鸡，最后打消了刘锡五的顾虑。

唯有刘格平固执地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相信上级组织会让他们向敌人自首，因此比其他同志多在草岚子监狱呆了整整8个年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走出牢门，重见天日。

按监狱当局规定，凡在狱中服刑时间未达到刑期一半的，仍然不能履行手续出狱。因此，狱中党支部对能够出狱的党员，作了研究安排，分批出狱。

延安窑洞里的中央书记处为了使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同志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于1936年12月4日给胡服发出电报，说“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期分批送西安，我们交通今日出发专接。”

第一批同志出狱后，很快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9月22日，薄一波一出大牢，郭挺一就租个小轿车，将薄一波接到公寓，盛情邀请薄一波为阎锡山工作，薄一波再次婉言拒绝。

9月25日，孔祥祯安排薄一波见徐冰，徐冰传达胡服指示，山西一定要去。薄一波还是说：“先去看看，回来再说。”

薄一波哪里知道，这时候陕北的毛泽东对于统战阎锡山，打开红军通往河北抗日前线的道路，已然是心急火燎，反复指示刘少奇，应把“晋绥”放在北方军队统战工作的“第一位”，要充分了解“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

薄一波晚年回忆说：“我从监狱出来个把礼拜，10月5号可能是就回到了山西，在山西住了20多天。当时革命的没多少，党内只有一个特科，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在车站上欢迎我。大约有十几个人，稀稀拉拉的。胡熙庵带了一些人，叫我到他们那里住。还有梁化之和郭挺一（他先回来了）准备的汽车也到车站来接。我跟他们回去之后，就住在郭挺一那里。”

薄一波在太原调查期间，看到的情况还是让他感到山西的形势大有可为。特别是10月18日，在海子边（当时亦称文瀛湖，现儿童公园）召开了牺盟会宣传大会，到会者有工人、学生、商人、市民及牺盟会员共约万余人，大会主席是张文昂。大会通过了告同胞书和通电，并印发了牺盟会的工作纲领及宣言。

所以，薄一波临走时对梁化之说：“请你告阎先生，我愿意回山西工作，但我还需要回去同‘远方的朋友’商量一下。”

“远方的朋友”指什么，梁化之一听便明白，阎锡山也不会不懂。

这边薄一波答应赴晋工作，那边驻太原特务机关向阎锡山直接提出取缔“牺盟会”的通牒，并通过日本外务省向南京外交部提出质问。

10月22日，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依约邀请阎锡山赴西安，按两人之前商量好的，一同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剿共，一致抗战”。阎锡山既以祝蒋介石50寿辰为名，致电蒋介石，请求允许到西安晋见。但当阎锡山乘机抵西安时，蒋介石却以“避寿”为名，飞去洛阳了。

10月31日，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又跑到洛阳见蒋介石祝寿，没想到老蒋先是在洛阳军校训话时，当众不点名地臭骂了一顿张学良，说：“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是混蛋！”

下来又质问阎锡山：“牺盟会是谁提的建议？要严加惩办！”

阎锡山对张学良摇摇头说：“汉卿呀，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然后回了太原。

10月底，薄一波等中共山西公委一行5人来到太原，住在胡熙庵家中。11月初，阎锡山从洛阳回来后，就与薄一波正式会谈。薄一波对阎锡山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做客。按照家乡话说，叫作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

阎锡山对此一一表示同意，只是加了一条：不得发展共产党员。

然而，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只是在赵戴文、梁化之等很小的范围内议论，现在要把薄一波等人正式用起来，委以实权，就不可能再对山西上层保密了。

因此，阎锡山做了个“民意测验”，他把山西的上层人物都找来，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若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助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你们要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

数日后再次开会表决，令阎锡山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到会的38人中，竟有31票赞成联共抗日。

于是，阎锡山在其高干会议上，正式宣布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身份到“牺盟会”任秘书长，主持工作。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班子进行了改组，新班子的成员几乎全是共产党。

11月12日，陕北中央代表彭雪枫经南汉宸接洽，由天津到达太原。在阎锡山的同意下，彭雪枫即与阎方全权代表、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具体磋商有关事宜。双方商定：

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

二、建立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中共地面交通安全；

三、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在建立自己电台之前，先用阎方的电台。

（1）摘引自《刘少奇选集》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