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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厦将倾阎锡山临危授命1（第2页）

守将汤恩伯在广播里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同样是24日，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块守地，被国民党的媒体称作“赤海孤岛”的山西省太原市，历经数月血战后，也终于被解放军攻克。至此华北地区已尽数解放，国民党政权手中握着的，只剩下摇摇欲坠的半个中国。

此时的中国，一半在欢呼，一半在逃难，这就是1949年中国出现的短暂写照。

这一天，阎锡山一早醒来便预计到太原的情况大不妙，因为，各电台相继中断了回话。

不得已，阎锡山命话务员呼叫大同。

此时大同尚在阎军之手，由大同军事总指挥于镇河率领暂编38师、3个保安团、教导总队、雁北支队以及其他地方武装共约18000兵马防守。

大同叫通后，于镇河报告说他那里的消息也被解放军封锁，对太原方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正在这时，在3月里成立的何应钦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徐永昌从南京飞抵上海，一进门就气急败坏地嚷道：“南京、太原都丢啦，上海也保不住了，赶快走吧。”

阎锡山非常清楚，防守太原的部队全军覆没，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光杆司令。他心情难过极了，泪水模糊了老花眼镜，停了好一阵才说：“那就走吧。”

阎锡山与老友徐世昌匆匆赶到虹桥机场，正要登机飞往台湾，一名在机场负责的军官找到阎锡山，请他立即到办公室接蒋总裁打来的电话。

蒋介石要阎锡山立即前去广州、桂林探看情况。

蒋介石之所以要阎锡山来办这趟差使，有他的考虑。一是阎锡山现已离开太原，成为局外之人，阎与蒋、桂两系之争没有什么关系，比较“超脱”。二是虽然阎锡山过去与蒋介石有过种种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但自抗战以来尤其是日本投降以后，两人之间合作得还算不错，除了在军事上反共的上呼下应，密切配合外，在政治上，阎锡山也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

阎锡山与徐永昌台湾也不去了，立即飞到广州，住进了东山东园招待所（今铁路文化宫），本来为太原失守闷闷不乐的阎锡山，此时却活跃起来。他与广州方面的国民党要员见面后，也接见广州记者，又会见美国驻穗副领事石泰柯、记者罗保生。5月1日的“中央纪念周”上，阎锡山还做了一场报告。

李宗仁突然飞回桂林，也令时在广州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颇为不安。他俩虽然清楚李宗仁不来广州，是因为蒋介石在杭州会议上否定了他继续与中共和谈的意见，李才采取这种撂挑子的做法来出一口恶气。但“代总统”不莅穗理政，总不是回事，况且又是在国是维艰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必须找人从中斡旋，迅速请李宗仁“回朝主政”才是。

对于阎锡山抵穗的目的是什么，何白二人也并不清楚，但他们觉得若能请此公出面从中斡旋，倒是最为恰当。因为在杭州会议之前，阎锡山曾偕居正飞往溪口，代表李宗仁向蒋介石要求引退，于是何应钦即刻用电话分别征求阎锡山与居正的意见，并请二人出面进行斡旋。

阎锡山赴广州之前，蒋介石在电话中虽然并未向他交代什么具体任务，但阎认定蒋之用意本来就是为了让他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充当鲁仲连的，自然就满口答应下来。

情况紧迫，事不宜迟，当天（5月1日）晚上，何应钦即在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上提出请阎锡山、居正去桂林请李宗仁莅穗亲政的建议，经讨论临时又增加了司法院副院长李文范同去。

5月2日，阎、居、李三人由白崇禧陪同飞赴桂林，下榻于榕湖畔的桂庐。广西省长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旭初在省政府宴会厅宴请阎锡山一行，李宗仁也在宴席上与阎锡山等人见面。

李宗仁后来回忆道：“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40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德邻兄，”饭后，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已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机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5月3日，蒋介石再次“增兵”，又派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飞来桂林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与李代总统，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也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向李宗仁承诺愿亲赴上海敦促蒋介石交出大权。

此时的蒋介石正待在吴淞口外“江静”号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

李宗仁清楚，阎、居、李、朱、陈5人先后抵桂是想敦促他急赴广州亲政，而这肯定也是蒋介石的意思。早就受够老蒋掣肘的李宗仁难得地尝到了一回斗争的甜头，同时也认识到作为代总统，决不能逆来顺受地听任蒋的摆布，该坚持的还得坚持，该强硬时就得强硬。他索性来了个“乘胜挺进”，写了一纸书面意见，于5月3日交给阎锡山。阎锡山看后觉得其中的言辞太尖锐，对蒋介石的刺激性太强烈，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李品仙等将领却坚持这个书面意见。言辞不激烈一点，蒋介石不会受到触动。经过再三协商，双方妥协后，最终形成了一个《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桂林会谈记录》。

李宗仁明确地向蒋介石提出了6条要求：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