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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4（第1页）

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4）

董其武后来回忆：“石觉的脸色极为难看。”

石觉回去，当然会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况向层峰报告，于是，“董其武在北平帮助傅作义筹划起事”的消息不胫而走。

阎锡山素来疑心重且小气，听了这样的报告不断董其武的饷，倒是奇闻了……

阎锡山断了绥远的接济，没了粮饷的董其武十分艰难。绥远人少地荒，部队到了春天还没有单衣，没办法，只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来，充作夏季军服。官兵每月的菜金只有两元。向广东政府催要饷项，却是没有回音，只是连电董其武离开绥远前往广州“开会”。

这种“会”哪个敢去开？要说董其武当时怎么算也还是国军编制，就冲阎锡山断粮这一手，不造反也要给逼反了。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与共产党方面的接洽却出了问题，绥远重新倒向国民党出现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发生在1949年5月的“刺杀共产党谈判代表案”。当时，中共派驻归绥的负责人潘纪文的处理略显过激，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这时候，阎锡山见缝插针，派与绥远将领素有深交的徐永昌与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王叔铭赶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为蒋的高级幕僚，徐永昌忠告于蒋介石：“阎先生其实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充其量他不过是委员长众多政敌中一位，而绝对不可能是卖国者。卖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从他肯大把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先生亦是比较清廉的，若是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很可能还会有帮你的时代。”

徐永昌在1932对蒋介石说过的这番话对阎锡山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奠定了蒋介石以后与阎锡山多次合作的基础。

此番肩负阎锡山的重任飞到绥远后，徐永昌担心有不测之事发生，故不到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他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坐的专机飞到地处河套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降落，再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一并接来，劝诱董其武等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的目的。

时至今日，徐永昌手中也无甚拿得出手的牌可打，居然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说出“国民党还有很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还没有拿出来”“日本国际志愿军组织了几十万人”这样的昏话，完全是被局势挤兑得无可奈何了。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是操之过急，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张庆恩也从北平来到绥远，向特务作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渗入各支部队。有的组织不明真相的人在街头游行示威，沿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一路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

7月11日晚上，特务组织一帮暴徒竟然砸了董其武的喉舌《奋斗日报》报馆。董其武下令严查，最后查明是258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受特务煽动，带领30余名士兵干的。

中统和保密局的特务形成合力，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张庆恩甚至亲自出马，策动111军军长刘万春干掉董其武，拉队伍西撤。他们没有意识到傅作义部将领之间的感情深厚，彼此抱团，疏不间亲。刘万春虽不赞同起义，但政治态度的不同，并没有使他对董其武起杀心，反而是友情占了上风，他不仅未对董其武下毒手，反而向董其武密告其阴谋，让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这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董其武的儿女亲家郭寄峤（4）的名义派了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兰州，和西北几省长官会晤。你不是不愿意去广州吗？兰州总可以吧，那里也不是广州能说了算的。董其武开始也同意了，而且人已经到了机场，可一路上左思右想，就在临上飞机时又陡然改了主意，君子不立险地，这个兰州不去也罢。

不料，这一改主意却产生了令人咋舌的效果。当天，那架原定董其武乘坐的飞机在会宁失事，全员死难，其中包括董其武派往兰州催给养的第32兵站分监部分监张良弼。

临难不死，董其武真是幸运！

因为盛传保密局的特务要“干掉董其武”，这起空难不免让人疑惑。

紧接着徐永昌和王叔铭飞到陕坝，派一架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前往包头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3巨头前去会晤。

徐永昌是傅作义多年的好友，当傅先生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徐永昌是第33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二人交情甚笃。王叔铭和孙兰峰是山东同乡，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同期学习过，徐永昌和刘万春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他们来后所采取的诡计是对董、孙、刘三人分别谈话，进行拉拢。

当时孙兰峰对起义持观望态度，刘万春则是明确反对。

会晤时，徐永昌先是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信交给他们三人。信的内容大意是：宜生兄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形势所逼。北平解决，绥远突出，于你们不利。为全国大局着想，你们应将部队西撤，同宁夏?甘肃?青海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这有利于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请次宸（徐永昌）?叔铭前往和你们研究。

董其武对徐永昌说：“我们感激代总统亲切关怀，部长和总司令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徐永昌见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只好说：“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宜生对代总统是拥护敬佩的，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之后，徐永昌又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单独谈话。

事后，据刘万春回忆，徐永昌与他单独谈话的内容是：“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本身力量有限，单独同共方谈判，他们不会重视你们。因为死了一名共方工会代表（笔者注：指王士鑫），就撤走谈判代表，这就说明共产党轻视你们。因为北平解决，你们绥远孤立，在地理上你们处于共方的东面和南面的包围中，殊为不利。为避免不利，可将主力西撤，在包头以东地区暂留骑兵部队协助绥东?绥南各县维持行政权，扩充各县保安团队，绥北有孙兰峰的骑兵，这样部署，主力部队西撤也不致影响绥远的安全。”

单独谈话后，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此举，实质是夺走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离奇的是见面后，载着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的飞机再次出了严重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