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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4（第2页）

结果，三员大将军表现各异，董其武屹然不动，孙兰峰怒目圆睁大骂老天，刘万春以一个敏捷的武术动作扑到地板上一动不动等死。

幸亏美军驾驶员身手不凡，技高一筹，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加油门而不是收油门，飞机才能抬头撞进一个土围子，冲塌了几十间平房，碾死碾伤了几十口老百姓，而没有低头坠毁。3位将军无一幸免，都受了伤，不过全都是脑震**，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特务开始在归绥等地造谣，说董其武受了重伤，绥远国军马上要开赴宁夏等等。

这一来，绥远高层纷纷认定这次空难是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捣的鬼，对广州那边的绝情寒了心。原本动摇的人心，又倏地转向了北平。

直到今天，国民党情治系统，不论中统和军统的旧人都不承认与这两次空难有任何瓜葛。逻辑上说，就算想将“反叛之心已暴露无遗的”董其武杀掉，也不能把“忠于党国的”孙、刘二员大将搭进去呀，三巨头要是全见了阎王爷，谁带兵西撤呢？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两次空难实在太巧了，任何人处在董其武的位置上，也难保不做此想。

董其武晚年回忆说：

7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5）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6），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到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能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

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胜利。”

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吗？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要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

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返包后，再改乘火车返归绥。（7）

当时的绥远省与察哈尔省实为一体，均掌控在对傅作义忠心耿耿的董其武与孙兰峰手中。

孙兰峰，字畹九，出生于1895年，山东省滕县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总指挥，第11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9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细”，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的山东籍贯在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也都是山西、陕西和绥远人。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暴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司令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傅作义听见了一笑置之，也不生他的气。

孙兰峰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据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在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孙将军晚年回忆道：“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傅作义先生对我和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11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我们这些人也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深感愧疚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孙兰峰已经为解放军所败，率残部从张家口退到绥远，兵团司令部驻扎于包头。与董其武一样，他也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作义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他感到难以捉摸，内心中一会儿为傅老总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老总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此后，有一些傅作义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包头。孙兰峰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消沉，一个很大的问题袭上他的心头，傅老总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他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而且更不愿把“投降”两个字与他崇敬的傅老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轮番来找孙兰峰。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长官深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而是带领部队远在包头。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

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半世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起义行动”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愿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

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下了大功夫，这年6月，傅作义专门派王克俊前去包头做孙兰峰的工作。

不料孙兰峰听了王克俊的来意后竟然说：“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不过我提醒你，千万不要到部队中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