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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5（第1页）

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5）

王克俊回北平不久，傅作义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张是过去傅作义兼任第35军军长时的参谋长，与孙兰峰关系很好。

孙兰峰坦然地对张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都好，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听。”

张濯清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说：“畹九（孙兰峰的字）倔强得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

的确，按照孙兰峰当时的想法，只有他看到傅作义，才能弄清楚傅作义的处境究竟如何，搞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还有，他觉得只有傅作义才能比较好地收拾绥远这个残局。换句话说，不论起义或不起义，最好都由傅作义来主持决定。因为部队是傅作义带起来的，他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傅作义那样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够获得统一的认识，采取统一的行动。

最后，傅作义只好自己出面，拍电报劝孙兰峰说：“共产党待自己很好，对待你们也会很好的，率部起义是正确的。”

孙兰峰的回电则是：“共产党的手段都是先甜后辣，开始时对你好，等时候过去了就要变了！”

弄得傅作义很是生气。

孙兰峰回忆说：

于是，在当时的绥远社会上流传出一种说法，绥远的军政人员划分为两派：一派是不愿起义的主战派，为首的是孙兰峰；一派是愿意起义的主和派，为首的是董其武。其实，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随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们都不愿做也不会做与傅先生的意志相违背的事。我们两个人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异，而每个人对人对事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会相同，表现在对待问题的反应和处理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不能离开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这是历史所决定了的。当时我心中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傅先生能亲自到绥远来，我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其实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后还是向傅先生表达了我的思想情绪，即是要傅先生亲自来绥远一趟。

这次孙兰峰与董其武、刘万春被飞机接到陕坝后，徐永昌单独与他谈话，开出了许多动人的条件，徐永昌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意见，任命孙兰峰担任第9兵团司令，113军军长刘万春任9兵团副司令，并企图把所有在绥远的部队全隶属于他这个兵团司令部之下。另外，还答应再给孙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孙兰峰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

徐永昌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我们一定胜利。”他并一再谈道，“傅宜生（傅作义的字）已经上了共产党的当。走错了路，你千万不能再上当受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暴发。那时苏、美燃起战火．英、法、德、意都将站在美国一方，美国的军队和武器都比苏联优越和强大得多，而且还有原子弹。大战一爆发，肯定苏联必败。苏联失败，共产党还能成功吗？到那时，共产党不打自灭。”又说，“现在中央尚不愿同共产党最后决战，设法保存实力，以观国际变化。今后你们也要尽量保全实力，不要同共军硬拼。能打就打，打不胜就向西北后方撤退，只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办法，希望你们采纳。”

没想到孙兰峰这个“粗人”却展现了自己“粗中有细，眼光透彻”的特点，一眼就识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图，没有上钩。

孙兰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知道，这些空头支票的数额越大、越诱人，它的真实性其实就越低、越假。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积极主和的董其武则被“晋升”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实则是想逼他交出军权，将他架空，以破坏绥远走和平的道路。董其武一气之下，索性来了个“以退为进”，当即复电广州政府：“请即选派贤能前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广州担心激出事端，再没有回电，此事遂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董其武最有斩获，他回到归绥后，巧施手段，居然从阎锡山手中“蒙”到了1900两黄金。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士珍的独7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士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经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山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以武力阻击解决。”

我这样做，对南京政府（8）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解决董其武的困难。”（9）

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开幕以前完成，直至8月下旬，起义仍未实现。毛泽东有些担心了，傅作义更是着急。经傅作义请示，毛泽东同意委托傅作义与邓宝珊等携带大批慰问现金，亲自莅绥推动起义进程。

1949年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前门火车站乘专列前往绥远，随行有邓宝珊、张濯清、王克俊等人。中共派潘纪文专程护送。车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军领导均到站迎送，彼此会见，互相致意，并增派鲁志浩护送傅作义前往归绥。

专列到达归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军政长官齐聚站台恭候。专列一停稳，董、孙、刘三人即登车向傅作义表示敬意，请他下车。

董其武说：“老总回来我就放心了，现在同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也越来越多，顽固不化的分子只占极少数。由于老总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马上乱了，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面带微笑，连连点头。

孙兰峰的心思却与董其武不同，他回忆道：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邓宝珊先生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我见到傅先生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那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下车后检阅了仪仗队，看到官兵们队列整齐，精神饱满，喜气洋洋，表现出对傅作义的尊敬和欢迎。

绥远是傅作义的发家之地，此次来绥，董其武安排傅作义下榻于省府他原来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