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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第1页）

周恩来伸出无私援助之手

民盟自成立之时起，就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民盟成立时是秘密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而要公开民盟组织，又怕遭到蒋介石的破坏。左右为难中，民盟领导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到香港办一份报纸，作为喉舌，争取国外的同情与支持，将民盟组织在海外公开，造成既成事实，使国民党无法设置障碍。

3月28日，即民盟正式成立后不到10天，梁漱溟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向周恩来谈起了这一计划。周恩来深表赞同，当即写信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负责港澳及海外统战工作的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热情介绍了梁漱溟，要廖给予支持。

梁漱溟一介书生，到达香港后，本来还想尽量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任务。谁知港英当局却有许多令他头痛的规定：办报要先立案，交付押金，还要有担保人；要请律师，也要先交一笔钱，以后每月还要交钱；印刷厂印报也要先付钱……

最使梁漱溟为难的是，他带去的钱不多了。这也要钱，那也要钱，他真是一筹莫展。

正当此时，得到周恩来关照的中共组织主动找上门来了。廖承志嘱咐正奉周恩来之命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的范长江，要他以一个南洋侨商的名义，资助了四五千港元给梁漱溟，解决了梁漱溟的燃眉之急。

在中共支持下，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顺利出版了。

然而，好事多磨。

香港各家外国通讯社规定，发表政纲必须有政团同盟的通讯地址，并要有领导人签字负责。

民盟是一个在抗日救国大旗下团结起来的政治联盟，成立之初，仍很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凡是入盟的党派成员和领导人，都有两重身份，既是民盟盟员，又是另一党派成员。政治素质本不一致，对待问题的观点自然不同，因此一开始就有分歧。

一个政党要有政纲。而民盟领导成员们对政纲的讨论一直各执己见，久拖不决。黄炎培在政纲上作了多次修改，仍然莫衷一是。他不愿在这样的政纲上签字负责，加之其他原因，便欲辞去主席一职。这时有人提议改推国社党的张君劢负责，但青年党又不同意。

最后，由梁漱溟提议，在周恩来协助下，商请无党无派而又德高望重的张澜出任主席，这才得到一致通过。

张澜就任后，首先主持改定了政纲，称为“十大纲领”，获得一致通过。由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左舜生联合署名，与民盟宣言和成立启事等一并送往香港《光明报》发表，并译成英文，发给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由他们向各自国家发布消息，

这样，民盟就在海外公开了。

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追查此事。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迅即下令不准报刊发表有关民盟的消息和评论。

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到了香港，请求港英当局不要让《光明报》出版，但因《光明报》已办好立案手续，请好律师，港英当局不便再阻止其出版。

不久，立法院长孙科又到了香港，他大骂民主人士是中国抗战中的“第五纵队”，诬蔑说“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消息是梁漱溟的招摇撞骗，并信誓旦旦地声称，对此事“在公在私俱无所闻”“绝无其事”。

——第五纵队原为西班牙内战时在共和国内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叛徒、内奸、间谍的总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对被收买而暗助外敌的内奸的流行称呼。

孙科这一说法，迫使民盟不得不公开亮相了。

于是，民盟领导人便第一次以民盟组织名义，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0多人，在茶会上向各参政员正式宣布民盟已经成立。这样，民盟在国内也就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