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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第2页）

然而，事情还有磨难。

民盟闯过了成立组织这道难关。内部矛盾又变得激烈起来。青年党是民盟的右翼。蒋介石见已经不能阻止民盟的成立了，便又想通过青年党来控制民盟。青年党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其领袖左舜生把持民盟中央事务，与盟内其他党派成员冲突不断，使这个新的政治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

周恩来深切关心这个民主党派的健康成长，为促进其团结、进步，作了不少工作。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

那时候，身任民盟中央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天天要找左舜生谈判，遇到问题，他常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

章伯钧每天为民盟的团结奔走。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他夫人李健生发现他的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经与周恩来约定上午10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坚持出去工作了。

两天之后，章伯钧终于病倒了，住进了重庆的“武汉疗养院”。经检查，他得了痢疾，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抢救。那时盘尼西林是进口贵重药物，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

这时周恩来来了，了解情况后，果断地说：

“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

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章伯钧得救了。出院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

“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

切不要以今天中共处于执政地位时的情况来想象当时。在当时，“钱由我们出”，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曾于1942年9月来到重庆，在红岩嘴住到1943年6月。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重庆的许多物价数字。据他记载，当时红岩嘴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情况是：津贴，电台最高15元，最低9元；夜餐每人每月45元不分等级；保健分180、140、100三等，“以身体、工作、资历为标准，任何人均可享受”……

而这些钱可以有多大用途呢？他记载了当时重庆城里的公共汽车票价，“每次3元不论远近”，按此计算，最高的津贴费15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车5次，最高的保健费180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车60次。

伍云甫还记下了他和周恩来一起吃的一顿饭的有关数字。那天下午他们在城里看话剧《北京人》，看完后已是晚7时，若回红岩嘴，已过了晚餐时间，周恩来便请他到一家名为“三六九”的小餐馆去吃饭。伍云甫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餐馆的物价数字：

“炒鳝鱼一小盘廿元，素饺子（比两个指头略大一点、内中馅子为白菜笋子）每只一元，饭每小碗一元，清白菜汤每碗六元，小费加一。”

若按此价，则红岩嘴的最高津贴费买两碗清白菜汤都还不够，最高保健费也只能吃到九小盘当时荤菜中最低档的炒鳝鱼（还不算小费）！

周恩来就是在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向民盟的朋友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等，详细部署了撤退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营救工作。在共产党人想尽办法，冒着危险，耗费了极大的人力、财力，将包括民盟机关报《光明报》负责人梁漱溟及其报社全班人马在内的大批爱国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是另一种态度。在当时周恩来发给延安的《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顽固派幸灾乐祸，以为香港失陷，民主同盟的老巢倾覆了，于是加紧对他们的压迫……”

为了扩大抗日民主力量，民盟中央执委会在1942年底派宣传部长罗隆基去昆明筹建云南支部。周恩来表示大力支持。他与民盟主席张澜商议后，特派周新民、李文宜前往昆明协助工作。周、李二人行前，董必武还对他们作了有关广交朋友、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罗隆基后来在回忆“共产党对民盟始终采取鼓励、支持和帮助的态度”时，就曾感慨地谈道：

“1941年我在昆明创办民盟支部的时候，共产党在昆明的地下党组织是予以全力的支持的。那时候共产党地下党员周新民在重庆已经参加了民盟，他特地来昆明的云南大学教书，实际上他到昆明来，是来帮助民盟发展工作的。不久，地下党员李文宜也到昆明来进行妇女工作。昆明的民盟支部后来发展得比较好，成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实际上这是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对民盟工作的支持和鼓励的结果。”

罗隆基还进一步总结说：

“民盟在昆明的情况是这样，民盟在西南和西北的各城市中能够得以成立和发展，情况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