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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有必要！既然毛先生光临报馆，赏了吾人的脸面，我等投桃报李，交友交心，就务须把这件事情当着诸位的面说个透澈，不然的话，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哩！”

“也好，也好，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董必武捋了捋他的胡须。“当时我正好在重庆，目击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有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那就先让我来说上几句吧。”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道：

“事情的引起，还是王先生的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本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为国共两党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可是你在《大公报》上却重复了国民党方面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的谣言，指责‘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而‘应立即赴援中条山’等等。这样，《大公报》以第三者的身份，把国共之间还限于一定范围的矛盾斗争，在报端公开化了。”

董必武有理有据地道：

“事实上呢？由于蒋先生的军事集团忙于内部摩擦，对日作战消极，所以在中条山战役中，日寇乘机调动五万多人的兵力，在山西西南部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而蒋先生在这个地区驻有二十五万人马，因其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寇进攻采取避战的方针，故一触即溃，丧师七万之众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王芸生吞吞吐吐地道：

“董先生有所不知，就在舆论哗然的时候我们收听到了日军驻华司令部对晋南战事进行评述的广播。据日本军方分析，我方战败的原因在于十八集团军迅速撤回陕北，不同中央军配合作战，甚至还有部分中共军队乘机扩大地盘。当然，现在想来。这极有可能是日军玩弄的伎俩，用以分化国共关系。但是当时我的确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所以……”

“所以陈布雷先生就来找你了。”董必武淡然一笑道，“诚然，这仍旧不是你的过错。蒋先生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便嫁祸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竭力对日寇的谣言加以呼应。这样，王先生的大作问世，《大公报》在客观上也就起到传播敌寇的谣言的作用了！”

王芸生的脸色刷地变得惨白。他万不谙连陈布雷夜访《大公报》的事情董必武都知道。事既如此，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周恩来却说话了：

“王先生。我今天也要向你说明一点；为着反击顽固派，我们不得不从反驳你的大作入手，于是由我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发表在《新华日报》的《增刊》上。虽然我的这封信编排到了第三版，以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把这次由《大公报》社评引起的风波看得过重，但是毕竟点了贵报的名，又点了两位先生的名，想必你不会见怪吧？”

王芸生连连摇摇头道：

“不会的，不会的。既然我等抨击了你们，你们起而答辩，理所当然。因为如此《大公报》才不得不全文转载了恩来先生的这封信，当然，我等心里也明白，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大公报》的，实际上是写给国民政府，写给蒋介石先生的。”

“何以见得呀？”周恩来倏然笑道。王芸生嗡声嗡气地说：

“就拿这封信的第二段来说吧，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竟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其间的‘配合’也罢，‘补充’也罢，难道不是国民政府和蒋先生的事情，而成了我等文人墨客的事情么！”

董必武仰面大笑道：

“这就是啦，王先生，从这个意义上去说，我们还得再一次感谢你呢！知道么？恩来先生的这封信通过《大公报》的公布，原来由蒋介石先生亲自下令不准登报的八路军的战绩，以及因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便立刻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大公报》《大公报》自当一本大公嘛。”毛泽东眯眼望着王芸生，“我今天听到的，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不过以我之见，相识以后还得要打，不然的话，就没有了下一个不打不相识。比方说，关于正在进行中的重庆谈判，王先生和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打了么？”

王芸生吃惊地抬起头。对于毛泽东的哲人的大脑，他是早有所闻的，然而这位共产党领袖莫非天生一副金睛火眼，把他的五脏六腑也看穿了吗？

这样想时，他只好支支吾吾地道：

“老实说，我对蒋先生和毛先生的重新握手，是充满了乐观的情绪的。可是，重庆谈判当中，当我得知中共方面关于军队和解放区的要求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先生虽然不得不答应抗日，但是好歹总算把局面支撑到了胜利的今天。事既如此，往后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国民政府来维持吧……”

王芸生偷眼看了看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对方满面铁青，恼羞成怒。

可是毛泽东反倒笑了：

“王先生是因为同《大公报》辩论问题而认识张季鸾先生的，殊不料当了《大公报》主笔以后，便顺从在了张季鸾先生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之下。不是么？你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可是什么才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和人民又是什么关系，看来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看法。哦哦，你的话没有说完，请你说下去好吗？”

王芸生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唉，我常常自叹自己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另一方面呢？确实又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百姓生灵涂炭，国家疤上重疤。所以呀，我现在想告诉毛先生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了！”

毛泽东神色严峻起来：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呀！嗯嗯，王先生，你幼年家境贫寒，是人民中间的一员，可是你现在坐在了楠木雕花的太师椅上，于是就与人民有了距离，于是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此看来，为着迎接下一个不打不相识，你和我们之间还真是大有打头的哩！”

王芸生惴惴不安地道：

“请毛先生赐教，你说的大有打头，究竟是指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唯独人民不可以打。”毛泽东以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方式，耐人寻味而又语重心长地道，“王先生不是要我为《大公报》题字么？我看就题‘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吧。我在想，与其为某个人某个集团效劳，倒不如为人民大众服务。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打不倒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