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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办了几十年报纸，可是，只有今天下午因为毛泽东应邀前来《大公报》馆的缘故，他才有幸成了一位新闻人物。新闻人物的外表似乎是重要的，所以，午饭过后他便换了件质地皎好的府绸长衫，虽然折皱还是新鲜的，而且浑身焕发着股股樟脑丸的味儿。

他刚刚站在李子坝建设新村的报馆正楼门口，伴随着喇叭声响，两辆汽车已经驶进院内，停在他的跟前了。

前一辆走出了毛泽东。

后一辆走出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王芸生慌忙迎上前去，与他们握手，与他们寒暄，然后领着他们走进正楼大门，步入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的二楼“季鸾堂”内。

毛泽东落座楠木雕花椅之后，伸手指了指悬挂在堂内正中壁头上的烫金横匾道：

“这间屋子取名叫做‘季鸾堂’，大概是指张季鸾先生慷慨解囊，出资修了《大公报》这幢楼房的意思吧？”

王芸生欠了欠身道：

“是的、是的。不过，从眼前来讲，《大公报》是吴鼎昌先生、胡政之先生和张季鸾先生三个人办的。它的资金来源比较单纯，主要的还是吴鼎昌先生的五万元。当然罗，胡先生和张先生也是有钱人家，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所以，日常中的大贴小补，他们仍是免不了的。”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

“从资金的性质来看，我觉得事情不那么单纯了。诚如王先生所说，《大公报》的资金虽然主要来自吴鼎昌先生，但是他是北四行的首领，自然同这个集团联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里面有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而资本的这种不单纯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分报》的不单纯的宗旨。至于贵报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就更广泛更复杂了……”

听着听着，王芸生不禁暗暗吃惊。虽然毛泽东使用的，是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分析法，但是，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延安的政治家来说，能够把重庆的一张报纸分析到这种了如指掌的地步，他也算是口服心服了。

毛泽东却谈兴正浓地继续道：

“倘若要作具体分析，《大公报》的三位老板也是有所不同的。吴鼎昌先生是个典型的官僚政客。他一生只想升官发财。他参加了革命的同盟会而不去革命，钻进研究系，钻进安福系，钻进政学系，最后用《大公报》作政治资本钻进了蒋委员长的怀抱。”毛泽东从衣兜里摸出一支香烟，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胡政之先生则是个典型的文化政客。他曾经钻进安福系打了个滚，感到做官没有前途，于是很快就钻了出来，决心从事新闻事业。当然，就胡政之先生而论胡政之先生，他有旺盛的事业欲，有指望做官，却从事政治投机，办报已有相当成就，最后还是唯利是图。至于张季鸾先生嘛，他无疑是个典型的封建文人了。他有浓厚的政治兴趣而标榜超党派，他才华横溢却好名喜势，最后也必将为蒋委员长所青睐、所利用。嗯，王先生，你觉得我的话过于严重了吧？”

王芸生多少有些窘迫地道：

“无所谓、无所谓！能够听到毛先生如此坦率，如此真诚的谈话，吾人便甚感心满意足、三生有幸了！至于谈话内容之是非得失，我倒以为是次要的……”

“不、不，我不敢苟同王先生的这个说法。”

毛泽东微微笑道，“什么人对什么人说了话，这实在是不值一文钱的事情，而他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话。究竟探讨了什么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问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呵！”毛泽东点燃香烟，猛地吸了一口：“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以我之见，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报纸，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先生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大公报》现在成了政学系的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界线，而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服务的了。当然，王先生，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你。因为在贵报工作而且发生着影响的人，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其间不乏爱国主义者，也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插话道：

“在我们看来，王先生便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因为如此，毛先生今日不仅是来会见你的，也是来感谢你的呢！”

“感谢我？”王芸生惊目圆睁，诚惶诚恐地道，“此话大概说反了吧。毛先生应蒋主席之邀，迢迢千里翩然到渝，中国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所以我在《大公报》为此发表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里说，我们高兴，我们感谢，我们谨以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向毛先生敬表一些高兴与感谢之忱……”

周恩来忍俊不禁道：

“王先生有所不知，毛先生需要感谢你的正是由你主笔的这篇社评。当然，毛先生指的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句子，而是这篇社评的最后一个段落。哦，你还记得这个段落都有些什么文字吗？”

“记得。凡是我写的文章，我都背得出来。”王芸生眼睛一闭，果然滴水不漏地背诵起来：“‘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也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毛泽东啧啧连声道：

“好文章、好文章！这篇社评我已经看过几遍了，至今仍觉得余味无穷哩。王先生，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愿望，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需要感谢你的，正是这篇文章的人民的属性。人民这两个字，人人都在用，希特勒的战旗上写着人民，蒋委员长的战旗上也写着人民，可是他们能够把人民的利益和他们自己捆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吗？如果不能够，他们又何必这样文过饰非甚至掩耳盗铃呢！”

王芸生愣愣地望着毛泽东，脸上却一阵子灰白，一阵子绯红。隔了半晌，他始得鼓足勇气道：

“我为《大公报》写社评，从抗日战争初期算起，至今也有八年之久了。老实说，能够得到毛先生如此崇高的褒奖，此生尚属第一次。当然，有褒便有贬，有奖便有惩，于我而言，更是将前不邀功后不避罪置之座右。所以，当毛先生只字未提我写的另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时候，我倒想斗胆问一句，关于恩来先生和我的这场笔墨官司，莫非你至今不曾知道么？”

“知道当然是知道的，略知一二，语焉不详罢了。”毛泽东也愣愣地望着王芸生，“几年前的事情了，有旧话重提的必要么？”

王芸生语态坚决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