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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匀田原本是一位颇有资历的学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以当代诸葛武侯自居。抗战中期举家南迁重庆之时,为着“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他索性将寓所建在了远郊的汪山之中。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于是,既然无人三顾茅庐,他便只好在《新民报》上隆重推出他的报屁股文章了:
“毛先生曾在下机后发表书面谈话,声明来渝目的,在于与政府及各党派领袖商谈,谋得建立民主政府及公道社会之方案,当时闻此宣言者莫不异常欣慰。但毛先生抵渝多日后,仅与国民党领袖们不时秘密商谈,既未曾与在野党派接触,也未曾公开其与国民党所谈何事,这就使得寻常百姓们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文章见报当天,虽然蒋匀田自视其为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前出师表》问世,然而,除却他多买的那几十份报纸外,报馆反倒比平时少卖出几十份报纸。
令他感到意外的,则是中共驻重庆联络处主任徐冰,翌日便进山来了:“蒋先生,毛泽东先生拟邀请你明天在桂园面谈……”
“我就知道他迟早会与我面谈的!”蒋匀田故作矜持地道,“也罢,也罢,他没有时间进山看我,那我就进城看他好啦!哎,你要是能够在座的话,不妨把我和毛先生的对话记录下来,要晓得,那才是真正的《隆中对》哩!”
此时此刻,端坐在桂园客厅那张“天下为公”的横幅下面的,却只有面对面的两个人。互相寒暄之后,蒋匀田迫不及待地问:
“毛先生到渝将近一个月了,你和国民党领袖们商谈的结果究竟如何呀?”
“因对国民党的承诺,我应保密,所谈的问题原本是不能告人的。”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道,“既然蒋先生系友党的领袖,我则不妨实话告之,让我们共同遵守秘密罢。什么是我们和国民党商谈的结果呢?唉,商谈将近一个月了,时间统统白费掉了,依然毫无结果,而且已经形成僵局了。”
蒋匀田刺探道:
“那么,你们和国民党究竟谈及了哪些问题?究竟僵在何处?毛先生能告之一二吗?”
“行呵,我先告之一,然后告之二,这就是我们触及的两个大问题。”毛泽东坦率地说,“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以说是商谈已经失败了!”
蒋匀田冷冷笑道:
“毛先生,承你所示知,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那是甚可惋惜的!可是,从人民角度去说,假使你们所商谈的问题成功了,那才是真正失败哩!”
“你意何指?”毛泽东问。
蒋匀田侃侃而谈,面呈得意之色:
“其一,假使军队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协议,将来中央政府以某种借口,增加一团宪兵,你是否按比例扩充你的兵力呢?假若你不立即扩充,你将失其比例;假若你随之而按比例扩充,这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取代所谓国际军队竞争,则人民将如何负此财政的重担呢?”蒋匀田愈发傲然地道:“其二,假使你们对于划分领土管理权,商谈成功,如一般传说:贵党得以掌有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并得推派北平、天津两个副市长。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权,省主席由人民选举,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调迁绥远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从命乎?抑或抗命乎?假使绥远省主席遵命而行,则贵党将失去绥远省的管理权了。倘使绥远省主席拒绝不从命,其结果则将如何?据鄙见所及,这将是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所以从人民的眼光看来,是否为大大的失败呢?”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反问道:“那么,蒋先生有何高见呀?”
蒋匀田趾高气扬地回答说:
“毛先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确守你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我意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这亦正合符毛先生在机场所发表的谈话哩,你说是吗?”
“是的,我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毛泽东不无揶揄地道,“那天在九龙坡机场为赫尔利将军送行,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也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实质性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于是,我在想,假使下次还有可能同国民党商谈此类问题,只要国民党方面不反对,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是一定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的。”
蒋匀田显然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那就好、那就好!假如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共同协商,无论结果如何,都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的转折点。哦,毛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衷心祝福,我盼望你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成功!”
毛泽东绕过话题,淡然一笑道:
“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他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总编辑期间写下的政治述评,我更是每篇必读的,所以已经仰慕许久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今令人敬佩……”
蒋匀田静静地听着,心里却泛起阵阵不悦。在他想来,张君劢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呀,虽说是这两个政党合并为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后,张君劢出任主席,自己屈居副主席,但是此间以民社党领袖的身份与毛泽东对话的,毕竟不是张君劢而是自己呀!
这样想时,他有气无力地插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