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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第3页）

他的圆胖脸涨红了，又回头望了一眼。哑巴小女孩消失在门背后了。

我对小胖子说：“以后去访老红军，一定要打听清楚了再去。老刘说的昔舍队的那个，什么时候去看看，那才是真正的老红军。”

十天后，我和小胖子去了趟昔舍。

昔舍寨子不大，撒在一面坡上。树很少，冬日里看起来一片苍凉。地也大多在山坡上，修成一弯一弯的梯田，从坡顶到坡下。所以，昔舍自比高原大寨。内地有昔阳，康巴有昔舍，是他们最为自豪的口号。

队长是个年轻人，在城里读过高小，所以汉话很流利。说起老红军泽巴多吉，他乐了，说已有好些远方来的人想采访他，可他一个也不想见，脾气古怪得像失去双角的阿角牛。你们见到他，就知道了。

他引我们到泽巴多吉门前，指着那个正挥着锄头似的藏式斧子，劈一根做房梁用的圆木的老人说：“他就是老红军泽巴多吉。”

在我们眼里，他是位地地道道的老藏民。光板的油腻腻的老牛皮袍，裹着细瘦却很结实的身子，没穿裤子，脚板有力地踏在冰冻的地上。头发很长，乱蓬蓬的耷在肩上，留几根小辫扎着红色绳索。左边耳垂上挂着一颗硕大的绿松石珠子，胸前的嘎乌（护身符）随身子用力时，左晃右晃。他埋头做事，好像并不知道我们来到人他的身旁。

队长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有两个汉地来的稀里巴，想同你谈几句话。”队长回头朝我们笑笑，说：“他耳聋，听不清我说的话。”

老头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脸颊与胸前的皮肤和他劈削的木头一个颜色，一样的粗糙。我们感觉到，他的眼光从我们身上扫过，冷冰冰的像面对一块石头。他什么话也没说，又埋头劈他的木头。

小胖子对着他的耳朵喊：“我爸爸也是到过这里的老红军，他叫我来这里好好寻访一下留下的老红军。”

老人头也没抬，嘴里咕噜噜说了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藏话。我们看看年轻的队长，他也没听清老人说的是什么。

队长说：“你们看了他就行了。他对谁都不说自己的身世，就是县长来看他，他也这样。这么多年，他就是这么怪怪的。”

我们看着他一斧一斧地劈着，木屑堆了一地。他的脸仍然阴着，好像从来就没笑过。

队长把我们拖到他屋子里，在喝茶时，他对我们讲，四十多年前，老人才十多岁，是红军的小号手。他们的队伍刚来这里时，与一伙白军和土匪组成的杂牌队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雅砻江畔展开。小号手在吹冲锋号时，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轰的一声，他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躺在木匠洛松巴登家的卡垫上，耳朵内淌出一股股脓血。那时，红军队伍已走了好几天了。他耳内有伤，只有住在洛松巴登家里。伤好后，耳朵却聋了，他的脾气也古怪起来。他拜洛松巴登为师，成了这一带最有名气的木匠，还娶了妻生了子，可他的怪脾气一直不改。问他过去的事，他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可有时，他独坐一旁时，又自言自语地说谁也听不懂的汉话，还唱红军时唱的歌曲。只要有人来，他便马上停住不唱，一言不发地做自己的事。

离开昔舍时，我们路过泽巴多吉的小土屋前时，看见老人独坐在劈好的木头上，夕阳把浓酽的橘色洒在他的身上。他一动不动，像只苍老的秃鹫。小胖子要上前去给老人打招呼，我一把抓住了他。我对小胖子说：“听听，他在哼唱什么歌。”

我们屏气细听，便清清楚楚听见了老人口中吐出的歌词。旋律是川西北的，有些像沧桑味很浓的山歌。

腊月当兵快一年，

骑马挎枪考状元，

左脚跨在马背上，

右脚踩破死人脸……

我们离开昔舍很远，那苍凉的歌还在我耳旁旋。冬日寒冷的风从雪山崖壁的缝隙中吐出来，朝我们脸上扫来，堵得人喘不过气。风呜咽的叫声听来伤心极了，我们的腿都快冻木。我们的心也感出了一股一股穿进穿出的寒战。

小胖子说：“留下的红军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我笑了一声，说：“几十年后，我们也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小胖子看了我很久，摇摇头说：“听你这样说，我也有些害怕了。”

我没想说什么了。踩着高原冰冻的土地，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根须能伸进这片土地，就会照这里生灵的模样生长，这就是生命。严酷的生活总得一天一天地过去，关键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这样一想，我对那些活得凄惨，却活得顽强的老红军们充满了敬意。

人的心放宽了，像这地上的石子与小草一般卑微地生存，就是冬日寒风那悲伤欲绝的呜咽，听来也是生命的赞歌。

谁说不是呢？